<strong>一
欧美文明，尤其是美国文明，最大的特征之一是：政治恐惧、政府恐惧。也可以说，欧美文明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的文明，因为它患上了政府恐惧症、政治恐惧症。他们理所当然地、鉴定地认定，政府生来就是邪恶的，生来就是一个残暴的怪兽，专门与人民为敌，剥削和压榨人民。
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1469 -1527）和英国的霍布斯（1588-1679），都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宗师性人物，马基雅维利干脆被称为“政治学之父”，霍布斯则是政府理论的奠基者。但是，这两位究竟是什么货色呢？马基雅维利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告诫国君们，政治、政府只是达到自己私利、私意的工具，其中没有任何的道义和原则，政治家应该操纵和玩弄政治和政府，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霍布斯的“名著”《利维坦》的书名，就是比喻政府的——怪兽。在霍布斯看来，政府就是有超越任何个人的基于暴力的专制权力和能力，对所有人进行专制和威慑，让他们去服从。如果没有政府怪兽的存在，由于人性本恶，只知为私利而争夺，整个社会陷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实际上都是滞后版和矮化版的韩非子，所谓的西欧现代政治学，也是一种变异版的法家。说滞后，因为马、霍二人比韩非子晚了1700多年；说矮化，因为法家也是讲“道”的，只是它的“道”，是法家化、功利化、庸俗化的，所以，司马迁说法家“本于黄老”。更准确地说，法家以黄老之名，以道之名，行反黄老、反倒之实。但无论如何法家还是讲“道”的，而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之流，则明目张胆地抛弃任何原则和道义，只讲私利，只讲基于暴力的强制、专制。又比韩非子下作、阴险、无耻了好几个档次。
总之，在不讲道义、仁义上，在相信人性本恶，并且以人性本恶以基本的政治假设上，马、霍与韩非子是一致的，现代欧美政治与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是一致的，只是马、霍比韩非子更恶劣。
但是，法家的产生在中国的整体历史中是很晚的事情，比政治形态的成熟晚的多，而比政治理念的形成晚的更多。中国的政治形态在尧舜时代达到成熟，政府的正式出现也是在这个时期。因此，《尚书》的开篇是《尧典》，从尧开始写起。后来的儒家干脆将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则称之为“尧舜之道”。中国政治理念的成熟则远在政府的出现之前，远在尧舜之前，早中国文明的出现伊始就有了，在遥远的伏羲时代。
<strong>二
我们此前已经指出，中国的政治总体有两种形态：无政府形态和有政府形态。“五帝”之前的“三皇”时代就是漫长的无政府政治阶段，也是《周易》和老庄提出和向往的“结绳而治”、“书契而治”。结绳怎么可以治理社会，因为结绳是契约，最原始形态的契约，“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三皇”的无政府时代，实际就是一个契约时代，无政府政治就是契约政治。在三皇时代，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仅有契约，而无政府。
契约双方在契约的签订和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分歧，甚至纠纷，就需要一个中间人、中介来“评理”，以消除分歧，达成共识。同时这个契约中介还会帮助契约双方指定契约，包括为结绳打结，为书契刻画契齿文。结绳为一对绳子，书契为一对木片，为契约双方所持有。
结绳时代的契约中介所提供的主要服务是“评理”，但是并不凭借任何的强制，而只是依靠自己的道理、义理水平和道德威望。同时，契约中介只是准职业，而非是正式的职业，因为他们的服务是义务的，免费的。
对结绳时代，由于那时尚无汉字，直接的文献记载非常寥寥，但是，却在甲骨文的字形结构，以及造字原理中得以保留。甲骨文的重要价值并不在由甲骨文所组成的甲骨文文献材料，而在甲骨文字形本身。在甲骨文字形中保留了结绳时代的重要历史信息和思想理念。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尚不为学界所知。
根据对甲骨文字形的分析，传统文献，以及考古证据，关于结绳时代恶契约中介，可以得到如下信息。契约中介有很多称呼，包括“大人”、“尹”、“君”、“卿”等，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称呼是“儒”。其实“儒”的甲骨文字形为“大”加“水”字结构，“大”是大人，“水”的意思并非指物理的水，而是指象水一样遵循。“儒”的意思就是被契约双方所遵循的大人。在甲骨文中“需”、“儒”同字，“需”即是对大人的需要，对契约中介的需要，对评理服务的需要。
“尹”的甲骨字形为手握笔，但是这个笔不是写字的笔，而是刻写书契契齿文的刻刀。这个字形是在刻画契约中介的重要工作之一，刻写书契，并用这个动作去指代契约中介。“君”为“尹”加“口”，“口”指代大人的语言。其实尹、君同义，只是“君”的字形更强调了大人的语言，大人的评理。“卿”的甲骨字形为一对结绳之间加一个“簋”。“簋”为盛放祭品的容器，是人神之间的中介，这里指代结绳的中介。因此，卿的整个字形含义就是结绳中介。
值得注意的是，“大人”、“君”、“尹”、“卿”这些原本指代契约中介的尊称，后来也被同时用于对包括天子、国君在内的官员的尊称。这一现象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政府起源时期，政府中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从契约中介演化而来。这就是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和转型，从无政府政治到有政府政治的转型，这也是政府的起源过程。这个过程不是别的，就是原本处于准职业状态的契约中介的职业化，他么组成了一个职业集团，就是政府。
在契约时代，契约中介实际上通过帮助契约秩序的维护，而承担着社会治理的职能，他们是结绳时代、契约时代，也是无政府政治时代的政治家。但是，这时的政治家是半职业化的，因为他们是义务地在做。中国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则也正是在契约时代，在契约中介这个群体中所自发形成，即在“儒”、“大人”、“尹”、“君”、“卿”这个群体中自发形成，并被秉持和传承。
因此，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并非一个从无到有的突然过程，而只是一个从契约中介到政府官员的形式的转变。政府所秉持的基本政治理念和原则，直接来自此前的契约时代，与此前作为契约中介所秉持的为同一个。
政府的出现实际上也是一个漫长过程，整个“五帝”时代都是政府的孕育时期，直至尧舜时期才最终成型、成熟。“五帝”时期对于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持续时间大约500年。
三代时期，尽管中国进入了政府社会，但是，在社会治理中，在政治中，实际上处于一种复合状态，契约与政府并存，而且以契约为主，政府为辅。因此，三代实际上依然处于契约时代，只是，此时已经不纯粹了。实际上，三代时期的政府也是充分契约化的，譬如其政令系统就是一个改装的书契系统：玉瑞系统。玉瑞实质上就是玉质书契，而传统的书契的材质则是廉价的木头或竹子。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变革时期。在突然出现的，有外传因素的法家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出现了“礼崩乐坏”。“礼乐”的实质是契约秩序，“礼崩乐坏”的实质就是契约秩序的崩溃，被取而代之是政府主导的秩序。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这一转型的完成。
从此之后，中国的社会秩序由原来的以契约为主导，转型为以政府为主导。政府也由原本的契约式政府，转型为权势型政府。专制开始成为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支撑，又是甚至是主要支撑。同时政府本身也有原本的契约式的松散政府，转化为层级式的集权政府。
凭借对法家文化的更适应，处于西部边陲的秦国得以迅速强大，最终吞并了东方六国，统一了中国。从此中国就被置身于一个单一的层级集权政府的统治之下。而高度法家化的秦国则将政府的专制发挥到极致。
但是，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当秦国仅仅将法家统治仅仅在秦国之内推行时，结果是秦国的迅速强大，强大到不可一世，将其他所有国家都消灭掉。但是，当秦国统一中国后，企图将法家统治在全国推行时，便遭遇到基层人民的激烈反对。仅仅维持了14年便崩溃了。
继而起的，是楚、汉政权，这两者走向反法家的另一个极端。项羽的楚政权直接采用了三代时期的分封制，但是，在中国已经法家化的局面下，这种分封与三代的分封貌合神离。项羽分封天下的结果是，重新制造诸侯混战的战国时代。幸运的是，作为新战国时代的两霸，项羽和刘邦，他们之间的战争并未持续几年，以项羽乌江自刎而告终。
刘邦及西汉的早年，更为信奉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刘邦攻入咸阳的重要举措是“约法三章”：“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法律和要求就这短短的十个字，其余的一概不管，秦国原先的繁琐法律一概废除，放任老百姓自行解决，自行处理。
西汉初年的自由放任的“黄老”式管理，在制造了繁荣的“文景之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结果，即被称为“七国之乱”的诸侯国的叛乱。
到了汉武帝时期，建立合理的政治形态便成首要问题。通过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将这一问题成功解决。那就是“摆出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家的主张成为政治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
学术上的儒家出现的很晚，是“礼崩乐坏”的产物，孔子是其创始人。但是，作为契约中介的儒本身，却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儒家的学术意义上的儒，和契约时代作为契约中介的儒，是同一个儒。契约时代的儒，作为契约中介，是社会治乱功能的主要承担者，是实践的儒，为政治实践者。
“礼崩乐坏”让契约时代崩溃，政治开始被政府垄断，契约也不再具备政治职能。契约时代的崩溃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契约不再具备政治职能，契约政治消失，作为契约中介的儒，也再能够直接参与政治实践。第二层，政府的性质发生改变，由契约式政府，转变为层级式的集权政府。这导致官员的性质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契约式政府中的官员更接近于作为节约中介的“儒”，而层级式集权政府中的官员则远离儒，而是服从上级命令的官员，层级的顶端是皇帝。
这意味着，“礼崩乐坏”在让契约秩序的社会形态崩溃的同时，也让实践意义上的“儒”消失了。孔子所创立的学术意义上的“儒家”，其实质是，在契约时代消失的情况下，在实践意义上的“儒”消失的情况下，通过学术的方式，学习、读书的方式，把儒的精神和灵魂保留和传承下来。学术“儒”也是精神“儒”。
也就是说，孔子所创立的学术儒家，并非是儒的开始，而只是儒存在方式的转变，只是儒的形态的转变，由实践儒，转变为学术儒、精神儒。实践儒，就是契约时代的契约中介，在中国文明伊始就存在了。
因此，儒家是中国传统精神的继承者。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一种肤浅的新观点，说儒家只是诸子百家的一家，可以去压低儒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们并不知道，学术意义上的儒家脱胎于契约时代的实践儒。而实践儒则是契约时代社会的中坚。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文明就是“大人”文明，儒文明。儒家并非什么百家的一家，而是中国文明的灵魂和精神的继承者。
董仲舒和汉武帝搞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对历史的回归。尽管无法再恢复契约时代了，无法再恢复作为契约中介的实践儒了，但是，可以把实践儒的基本精神注入到政府主导的政治体系中，注入到社会之中。让中国在精神上实现对儒的回归。
从春秋开始的“礼崩乐坏”的混乱期，实际上到汉武帝时期才真正结束。当通过学术儒家而实现在精神上对儒的回归后，中国自“三代”后，才进入了一个历史新常态。这一新常态持续了2000多年，直至辛亥革命才被终结。这一历史新常态的核心特征是“儒体法用”，以儒家的精神为体，以法家的政府形态为用。
董仲舒、汉武帝所开创的“儒体法用”，其实质是对法家专制的否定，将法家的地位由“体”降至“用”，将“儒”由边缘拉回至“体”。战国和秦朝，是以法为体的，儒家被视为迂腐，而处于边缘地位。同时在此后的2000多年里，这种“儒体法用”的状态，这种对法家的否定，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这种动态就表现在会被反复提起的“义利之辩”、“王霸之辩”、“礼乐刑政”之辩等辩题上。这些辩题可以归之为“儒法之争”。
以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两个常态期，两个中间期。第一常态期就是从文明伊始至春秋，是契约时代，也是“儒时代”、“大人时代”。此时的儒是实践儒；然后就是第一中间期，包括“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以及秦和汉武帝之前的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着第一中间期的终结，中国从此进入第二常态期，即儒体法用时代。此时的儒已经变成学术儒，变成儒家。此时的中国社会外形上已经不再是契约的，而是法家政府的，但是精神却依然是儒的。因此两个历史常态都是儒的，只是在第一历史常态中，形神都是儒，经过第一个中间期的法家冲击的第二历史常态，则是神是儒，而形不是儒，是法。1840年遭遇英国侵略之后，尤其是1895甲午海战年以后，中国开始进入第二中间期，直至今天。
<strong>三
前面我们简要地回顾了一下中国的政治形态演变史，以及儒的存在形态的演变史。“儒”就是“大人”。最初的儒，就是契约（结绳、书契）时代的契约中介，是中国最原始的政治家。中国政治的基本理念、原则，就是在契约时代，在作为契约中介的儒中间所形成。经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契约时代被终结，政治的形态由契约型政治转向政府型政治，儒也由契约中介的实践儒，演化为学术儒、精神儒。经过董仲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所继承的秉持的儒的精神，注入到中国的政体之中，作为政治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形成“儒体法用”政治新形态。
中国的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大人政治”、“儒政”。“大人政治”、“儒政”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理论问题、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是一个历史事实。当然，“大人政治”、“儒政”的具体形态，又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的。
同时，在起源和演变的意义上，对于政治、政府而言，中国是其原生地，政治和政府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首先出现在中国，并逐渐朝其他地区和文明传播。因为，只有在中国存在完整的政治和政府的起源和演变历史，其他任何文明和地区都不存在完整的政府和政治的起源和演变史。古两河古埃及都没有，西欧文明更没有。
其中最重要的是，唯有中国存在独立的无政府政治形态，即契约政治。相应地，也唯有中国存在最原始的政治家，即在契约时代，作为契约中介的儒。也唯有中国存在政治形态由无政府形态向政府形态的演化历史。
这暗示，中国传统的政治理念和原则，在全球文明中具备基石地位，代表着政治和政府的“标准”。
正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是“大人政治”、“儒政”，因此，中国对政治、政府、儒、官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信任和尊重。现代有一种很流行的误解是，认为中国文化是官本位文化，崇拜官员、官位。事实上，对官员、官位的崇拜，根源于对儒和大人的崇拜，应为官员正是由作为契约中介的儒、大人演变而来。
西欧作为一个文明后进者，他们的有限的历史中，并不存在“大人政治”、“儒政”，也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大人”的人。现代欧美人对政治、政府的认知和印象，更多来自所谓的“中世纪”。再远一点，就是罗马时代。古罗马的政治，尤其是中世纪的政治，都是“小人政治”，甚至“恶人政治”。他们都是以“恶人”、“小人”的心态去看待世界，政治、政府只是国君和高官们实现私利的工具，整个国家不过是包括国王在内的私人财产。甚至连人民都是少数的私有或准私有财产，即奴隶和农奴。
因此，马克思将政治定义为“阶级政治”或“阶级斗争”，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斗争。政府则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本人也没有超越“小人”的视野。
也就是说，历史地看，西欧的政治、政府、政治家的确是恶的，至少恶的因素、恶的属性占比很大。既然政治、政府、政客是恶的，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对其进行限制。这是现代欧美社会政治领域的首要目标，这就是“宪政”，“将权力关进笼子”。
这就是现代欧美文明对政治、政府充满恐惧和不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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