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從日美兩國近期在安保領域的動作和表態看，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近兩年來，日美同盟關係發生了“異變”，主要體現為駐日美軍的功能轉換和日本所謂“自主防衛”的強化。而這種“異變”，或將給日美同盟關係帶來深刻影響。
《日本經濟新聞》2018年12月31日發表該報首席評論員秋田浩之題為《理所當然的日美同盟關係在終結》的文章稱，對於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來說，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長期以來都猶如空氣一般重要，同盟的存在一直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並非常態——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2019年1月的辭職印證了這樣的現實，日美同盟難以高枕無憂，苗頭已經出現。
作者進一步寫道，在將日本首相安倍作為目標前，特朗普雖然沒有公開批評過日本，但也曾對同盟國的“搭國防便車”的行為進行過批評。即便不會如此極端，但接下來的美國政府或許也將持續保持冷淡的同盟觀……視日美同盟為理所當然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令世界認識到這一點可能成為特朗普的歷史性作用。
雖然《日本經濟新聞》關於日美同盟“理所當然的正在走向終結”這種說法有些激進，但也說出了許多日本人想要說的話。實際上，不僅現在的日本人，甚至連60多年前的日本政治精英也意識到這一點。
1951年，時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與美國政府簽署《日美安保條約》，日本選擇了在防衛上依賴美國、加快復興的道路。但吉田茂晩年在撰寫的《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對永遠指望他國的力量抱有疑問”。可見，他已經認識到無法通過搭美軍的“便車”來維持日美同盟。
過去，日本的錯誤就是過於迷信美日同盟可供日本利用的力量。日本渴望加強與美國軍事合作的原因很簡單，而且是明擺著的——對中國的畏懼。日本人擔心，美國考慮到與中國的關係和中國的實力，不會因為領土爭端而與中國的關係尖銳化。美國已經暗示，他們反對開始這樣的衝突，也沒有特別想在其中干預的願望。
分析人士認為，任何一個同盟關係內部存在著兩個安全困境：第一個是通常意義上的安全困境，也就是一個同盟的形成會導致另外一個與之對抗的同盟產生；另外一個安全困境是，同盟內部成員因為實力不均衡而容易產生被拋棄和被連累兩種戰略擔憂，即同盟的“兩難困境”理論。
解釋這個理論只用國民性中的所謂“強者意識”，認為日本人就是欺軟怕硬，是過於簡單的。當初，美國要求日本簽署了相關協定，而日本承諾駐日美軍的各種特權。儘管如此，日本還是擔心一旦發生緊急事態，美國是否靠得住。
日本政府過去多次試圖改變這種局面，要求平等的雙邊關係，卻每每遭到美國的反對。因此，安倍2012年9月第二次上臺後極力主張修改“和平憲法”，其目的就是想擺脫美國的壓制。可以想象，一旦日本“修憲”成功而成為“正常國家”，和美國的關係就會從現在的無奈依附變成完全平等和獨立，東亞也必將形成多極化的格局。
美國的綜合實力相對下降，在東亞安全戰略上希望日本分擔更多的責任，日本正是利用此點，在實際操作中有意識地不斷提高安保方面的自主性，以求在必要時徹底擺脫美國的控制。所以，這一看似對美國的“向心”行動，實際卻是日本在為對美的“離心”動向掩人耳目。
現在，美國並不會主動放棄日美同盟關係，但特朗普的同盟原則，不是平等夥伴，而是統屬關係。這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保守主義做派，而這種保守主義通常最先在經濟利益領域上發作。“美國優先“的內涵，是美國以同盟領袖自居，具有管理的強力形式，各自的利益分配將宣告相對均衡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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