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提示：它真正給人類在過去時代所創造的美好的烏托邦想象，帶來了一次精準的打擊。
撰稿/韓浩月
《此房是我造》是個糟糕的譯名，這種蹩腳的譯法，很容易讓那些挑剔的觀眾錯過。好在該片導演拉斯·馮·提爾的名字本身就帶有強大的吸引力，儘管這種吸引當中，也包含了某種排斥與厭惡。
這部電影在臺灣被譯為《傑克造的房子》，容易讓人想到“開膛手傑克”——但馮·提爾這部電影裡的傑克，與電影史上諸多版本的冷血殺手傑克都不同，這個傑克智商與作案手段並不高，甚至算不上冷靜、冷血，將謀殺與藝術創作銜接在一起，才使得他成為影史上又一個，將變態與藝術氣質結合最為密切的連環殺手。
在這個虛構的故事裡，變態屬於連環殺手傑克，藝術則屬於馮·提爾的。馮·提爾壓根不屑於為傑克開解，他只是用傑克這個形象，來盡情宣洩自己的藝術品位。影片中，傑克殺人之後將屍體擺出造型、拍攝照片，並不足以證實他對“藝術”的追求已經迫切到了變態的地步，一切只不過是他的強迫症與潔癖使然。
童年創傷讓傑克以殺人為手段獲得內心平靜，每次殺人之後無微不至的清潔工作，則使得他一次次得以逃脫——如果剪掉馮·提爾以作者身份強行介入影片的藝術展示，這是一部扣人心絃的犯罪片，電影對犯罪心理的剋制展現、對犯罪過程的緊張刻畫，都足以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商業片。可要是以拍商業片為榮，就不是馮·提爾了。
《此房》2018年在戛納首映時，有上百人中途離場，其中尤以傑克郊遊時槍殺妻子與孩子引起抗議，但堅持看完首映的觀眾，還是給馮·提爾送上了掌聲。送上掌聲的觀眾，是因為看懂了馮·提爾的表達——在犯罪之外，《此房》清晰地傳達出了一種與孤獨有關的生存與道德困境——“弱者即正義”，“群體的冷漠”，“以殺戮的形式批判”，馮·提爾針對這三點，拿起電影作為武器，不惜以冒犯觀眾的形式，來提醒現代人注意人類生存的整體性意義，別讓自我孤立帶來暴行的肆虐。這是一般導演乃至絕大多數商業片與文藝片都所無法具備的勇敢。
《此房》之所以遭到大量觀眾反感，包括在國外專業打分網站上評價不高，是因為它真正給人類在過去時代所創造的美好的烏托邦想象，帶來了一次精準的打擊。在全球範圍內，人們都對生活充滿現代性而感到樂觀，認為商業是最大規則，可以幫助秩序更加穩固，覺得信息、科技與智能，能夠幫人卸下沉重的負擔……
但《此房》卻以標準的古典主義手法提醒觀眾，高度發達的科技與商業帶來了更加令人窒息的集權，人們在高度依賴秩序時，往往也會忽略對道德與理想的重視。片中傑克唯一愛上的女人，在瀕臨被殺時打開窗戶發出尖銳的呼救聲，住滿人的社區卻無一人響應，就是最能代表馮·提爾創作此片的寓意之一。最後，傑克與他自己頭腦裡創造出來的維吉爾一起來到天堂與地獄的界限，發現天堂竟然是童年目睹的大人們集體割草的場景之後，傑克選擇自我救贖，卻墜入地獄岩漿當中，這也算馮·提爾難得地政治正確了一次。
其實，《此房》拍到這個程度，就已經足夠，也符合電影發展的潮流，馮·提爾完全沒有必要向帕索里尼致敬，非得令人產生嚴重的不安與被冒犯感。原樣重現德拉克羅瓦1822年油畫《但丁的渡舟》，更有炫技的嫌疑了。在一部影片裡，過多地“置入”繪畫、音樂、歷史、宗教、藝術等元素，已經不是前衛，而是一種老派或者說迂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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