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岸執政8年，政績平平，但是沒有觸犯法律。包拯下決心彈動這位宰相，不讓他“膠固其位”。實際上，包拯是在為“慶曆新政”鳴不平。
動搖執政大臣，包拯要擔當很大風險、面臨著更為艱鉅的任務。這場彈動，再一次震動了朝野。
彈劾張堯佐是異常艱鉅的鬥爭，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拯的7次辭呈也是在這個時候進行的。這次鬥爭可以說是對包拯的一次檢驗，也可以說是對仁宗皇帝的一次考查。可行則進，不可行則退。當仁宗皇帝挽留了包拯，包拯經過艱苦的鬥爭終於抑制了張堯佐後，便展開了一系列的彈劾行動。對宰相宋庠的彈劾，更可以看出包拯的膽識。
公元1051年（皇祐三年），都城開封府發生了一起偽造告赦的造假案件，鬧得沸沸揚揚，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偽造的這種告赦，就是皇帝所發的補官的文憑。有了這個文憑，就可以補官入仕。皇帝的告赦，別人竟敢偽造，說明造假的活動已經相當猖獗了。造假者是誰？主犯名叫張彥方。這個張彥方的後臺老闆可以直通皇宮。當時仁宗皇帝最寵愛的是張貴妃，這位貴妃的母親就是越國夫人。越國夫人門下養著一個門客，就是張彥方。
這個事件暴露以後，張彥方被捕入獄。在審問的過程中，張彥方的供詞牽扯到越國夫人。越國夫人的背後，還有張貴妃、仁宗皇帝。此案引起轟動是可想而知的，京城要員都瞪著眼睛等著看如何處理。
這個案件的主審官，應該是開封府尹。當時的開封府尹就是劉流。
這個劉流，是一個攀權附勢、看風使舵的滑頭派。他既要裝出認真判案的樣子，又想討權勢者的喜歡，很費了一番腦筋。他把張彥方判了死罪，把張彥方身後的越國夫人，一概地掩飾過去，不作任何追究。這就是俗話所說：打蒼蠅不打老虎。
當時的宰相文彥博和宋庠等人，由於有張貴妃的原因，害怕得罪權貴，也睜一眼閉一眼，不加追問。
一切好像都在按照正常的法規在進行，中樞省還派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準備進行復查錄問。這一幫權臣認為，複查錄問只要走一下過場就行了。可是，派來複查錄問的杜樞，卻是個辦事認真的人。他公開表明態度，要徹底查清問題，有錯誤就要糾正。這真是半路上殺出一個程咬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那些與張貴妃關係密切的大臣，便乘機討好，出謀獻策，想把杜樞趕下臺，可是一時又找不到把柄。有人便想出一件事來：以前彈劾張堯佐的時候，杜樞是一個積極的參加者。在決定留下一些人參加廷辯的時候，杜樞提問：辯論什麼事？御史中丞王舉正說明情況。杜樞當即提出要求：既然是彈劾張堯佐，我就應該留班參加。就是這樣一件事，已經過去了好幾個月了，掌權者為了掩蓋矛盾，又把它拉回來，捏造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很迅速地把杜樞趕下臺，貶監衡州，另換一位諫官陳旭來擔當這個任務。
這件事，多數大臣也都感到不妥，可是，沒有人站出來講話。意想不到的是一位新進少年、只擔任左正言的賈黯卻挺身而出，提出兩點意見：第一，他認為，杜樞是無罪的，仁宗皇帝貶黜杜樞的聖旨也是不當的，如果讓這樣的聖旨發出宮，恐怕從此以後，那些喜歡進讒言、毀謗善良大臣的壞風氣就很難煞得住了；第二，由於仁宗皇帝提倡臺諫，有些諫官在朝廷上合班上殿言事，往往過分激動，忘記了應該遵守的禮儀，常常受到警告和查究，宰相就趁機下了一個詔命：“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這等於說，合班上殿要取得中書的批准。這是一個很嚴厲的限制措施。賈黯提出：目前能夠進諫言事的只有諫官和御史，這樣的措施一執行等於堵塞言路，長此以往，陛下就有可能聽不到外面的輿論了。請取消這項不合理的措施。
賈黯的意見，是很有道理的。他雖然年輕位卑，卻是一個有見地、敢直言的青年人。在不久以前，仁宗皇帝罷免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大臣的時候，他就勇敢地提出，這樣的大臣應該重用，輕易罷免是國家和社會的損失。宰相宋庠等人只求安穩不求進取，對賈黯這樣一位有頭腦的人就很不喜歡。這一次，他提出的這些很好的建議，也就沒有被採納。這件事的產生，反映出在“慶曆新政”失敗以後保守派掌握了執政大權，不求進取，吏政的腐敗已經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就是在這樣十分嚴峻的時刻，包拯、吳奎、陳旭等人，親眼看到這種是非不分、愚賢混濁的現狀，感到痛心疾首、憤憤不平，於1051年（皇祐三年），對宰相宋庠提出了彈劾。
宋庠與其弟宋祁，同時考取進士，宋庠得了頭名狀元。兄弟兩人同時入仕，一時傳為佳話。1039年（寶元二年），宋庠進入二府，參執政事，後曾經兩次調到地方任職。到了1045年“慶曆新政”失敗，他再次進入二府，先任參執政事，很快又任樞密使，1049年，（皇祐元年）八月拜為宰相。
在彈劾張堯佐的時候，包拯等人多次指責執政大臣阿諛逢迎，促使君主產生了私暱後宮的過錯，沒有管理好國家的大事。宋庠是宰相，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實際上矛頭的指向雖然是張堯佐，已經包括了宋庠。在張堯佐的問題告一段落以後，包拯等人便感到宋庠的問題如不解決，將來要誤國家的大事。
包拯等人指責宋庠的過錯，首先就近從張彥方這個案件說起：宋庠之弟宋祁之子，與張彥方交往甚密，作為宰相的宋庠，你難道就不知道？你既然知道又為什麼不好好管教你的子弟？這一巴掌，正好擊中要害。宋庠為了討好張貴妃，採取丟車保帥的方法，通過開封府的劉流判了張彥方的死刑。現在這個死刑犯和他的家人聯繫起來了，再也沒有辦法說清楚了。當時，包拯等人的彈劾行動是在大臣之間公開進行的。言之有據，宋庠既說不出正當的理由，又無法躲閃，便只好寫了辭呈，求退。
按照常規，宰相這樣的大臣既然寫了辭呈，就應該蹲在家裡，聽候皇帝的安排。可是，宋庠並不蹲在家裡，卻又走進中書省去視書。宋癢捨不得宰相的位置，戀棧的心態昭然若揭。他同時又向仁宗表示，包拯等人的意見與他自己的意見，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是相同的，是一樣的，希望把這件事模模糊糊混過去。
包拯的性格，向來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果斷地又上了第二本：“臣等於二月二十二日，具札子論列宋庠。他自從當了執政官，前後七年，一點也沒有建樹，談不上什麼報效。”他只是高拱受祿，竊據高位吃白食。他洋洋安處，以為得策。他在求退之際，你陛下降詔還沒有寫完，他卻又從容地去視書去了。這一點足以說明他的辭退是假，貪權戀位是真，十分無恥。他一面送上了辭呈，一面又為自己辯解，說什麼他的見解，和我們的看法實際上是相同的。如果大家都這樣無根據地隨便胡說，臣等也說宋庠的本意與天下的議論相暗合，這豈不是自欺欺人？豈不是撒謊？如果讓這種人繼續當宰相，朝政上會變成什麼樣子？還有什麼是非界線？有人說：宋庠沒有多大的過失，用不著因為這些事退位。包拯回顧歷史，從前代到本朝，罷免執政大臣，每一次都是因為長期沒有建樹，群臣提出意見，就決定罷免的。執政大臣，是一國的表率，與國家同體，這不是養尊處優的享樂之地，應該為國為民辦大事。他不能盡心竭力，做出顯著的成績，這就是過失，這就是誤國誤民，就應該罷免。他不是一般的下層官員，一定要犯了刑律，觸犯了法律才算過失。唐憲宗時，權德輿任宰相，不能有所建樹，當時人們譏笑他，憲宗很快就以“循默”的名義，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憲宗是個聰明仁愛之主，權德輿是位有文學、有德行的大臣。只是由於“循默”，便這樣處理，並沒有列出什麼罪過。本朝幾代祖宗，罷免範質、宋琪、李方、張齊賢等人，也不過以不稱職、均勞逸為名，沒有明確說明他們有什麼刑律之罪。最近幾年，如果蒐集宋庠的一些小毛病，當成罪名，宣揚出去，這是不識大體，並不是對待大臣的好方法。宋庠並不是沒有小過，臣等不講這些，還是為陛下設想，便於妥善處理。如果陛下認為這些意見有道理，那就希望及時罷免宋庠；如果陛下認為這些意見不正確，損害了宰相，過分的狂妄，那就請求陛下給我們以處罰，重重地給予降職或罷黜。臣等迫切等待你的答覆。
包拯等人，有理有據，引經據典，希望仁宗皇帝能夠像前代賢明的皇帝那樣處理此事。仁宗皇帝終於罷免了宰相宋庠的職務，出知河南府（今洛陽市）。
當時包拯的職務是天章閣待制，官銜是兵部員外郎、知諫院。而宋癢這位執政大臣的過錯，也僅僅是政績平平。包拯和吳奎等人能夠把比自己職位高好幾級的、這樣一位無所作為的宰相拉下馬，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一件事。這件事說明了兩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第一；仁宗皇帝還是能夠接受一些合理意見的；第二，在封建社會里，這套監督制度，是在大臣之間公開進行的，不是暗箱操作，被彈劾者無法躲閃、掩蓋；第三、包拯等人雖然比宰相低好幾級，但是不受宰相的制約，監督和行政的權力是相對獨立的，它不是絕對的集權，只有在皇帝面前才是絕對的皇權至上，因此，有時還是能夠起到一定的調節、平衡作用的。
包拯彈劾宋庠，也可以說，實際上是為改革派鳴不平，恢復名譽。雖然，在史學界還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評價，因為包拯並沒有打出這樣的旗號。但是，從其實際效果來看，應該說是起了這樣的作用。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下面的事實。
在“慶曆新政”時期，范仲淹大聲疾呼要振興吏風，任命楊員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按察使，任王鼎為提點江東刑獄，任命王綽為判官。這3個人，對自己要求嚴格，工作雷厲風行，依法對貪官汙吏進行審查處理，即使是並不太重要的違法行為，也不放過。楊說：“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在他們的推動下，一批貪官汙吏紛紛落馬。還有些官吏，心中有鬼，六神無主，寢食不安，害怕被清查出來，為了躲避鋒芒而自動辭職，溜之乎也。人民群眾歡迎這三位清官，也有些官僚稱他們是“江東三虎”。實際上在人民群眾眼裡他們是“江東三傑”。到了“慶曆新政”失敗的時候，保守派掌握了大權，楊就被以“為政苛刻”而降職。到了慶曆七年，又第二次降職。楊員雖然一再被降職，一再地遭受打擊，並沒有找到他有什麼錯誤。使保守派不快的就是，他們打擊貪官汙吏毫不留情。“江東三虎”捱整，實際上是歪風邪氣抬頭，甚至站了上風，為民除害的清官在受氣，這是很不公平的。
包拯經過三年多的深思熟慮，就在慶曆七年六月，向仁宗皇帝送上了《請錄用楊員等》疏。他在這個奏摺裡，勇敢地發出了這樣的聲音：近年以來，“凡看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殆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很明顯，包拯是在為被打下去的改革派鳴不平。以前，問題沒有暴露出來，他沒有講。現在，他認為時機已到，是講話的時候了。改革派被趕下臺，貪汙腐敗之風橫行，人民叫苦，仁宗皇帝也有所感覺了。包拯提出：在大臣當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責如楊員、王鼎、王綽等雖曾敘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耀，或委之於繁劇，必有成效。如此，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在這個時候，包拯提出這樣的建議，提倡仍然起用“慶曆新政”時期被打下去的比較清廉、能幹的大臣，來清除貪汙腐敗，這很自然地使人回想起早幾年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和范仲淹等人提倡的建議和原則。結果，仁宗皇帝接受了包拯的建議，楊員從知越州改任荊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從知建州改為提點河北刑獄。這三個人，在作風上、政見上，都與包拯是同一類型的。他們做事認真，為官清廉，對貪官汙吏絕不寬恕。包拯能夠為被趕下臺的大臣評功擺好，是很大膽的行為。有人說：此時的仁宗，對“慶曆新政”已經產生懷念情緒，後悔不該對范仲淹、杜衍等大臣採取那樣的措施。這種分析，是有一定的根據的。
包拯能夠審時度勢，抓住時機，比較及時地向仁宗提出建議進行糾正，這也是十分可貴的了。彈劾張堯佐、宋庠以後，包拯的眼睛掃視i著仁宗皇帝身邊的皇親國戚、武士、近臣、酷吏……只要他抓住事實，就聯合吳奎等人勇敢地提出彈劾。
知制誥（為負責起草詔令的官員）的李淑，當時是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侍讀學士，是仁宗身邊的一位近臣；宦官陶士良，是大宦官閻文應的兒子，是仁宗身邊的一個親信；李昭亮是明德皇后的侄子，掌管過軍隊，在平定保州兵變的時候立過功勞；郭承佑是仁宗皇帝叔父的女婿，與仁宗是郎舅關係，是實實在在的皇親國戚。這些人手中有權，身後有保護傘，在下面橫行霸道，為非作歹，違法亂紀，使平民百姓有冤無處訴。在包拯的彈劾下也紛紛落馬。
另外，還有彈劾江南西路轉運使、惡名昭著的酷吏王逵，也是一番苦戰。王逵不顧人民疾苦，善於製造政績邀功請賞，很得一些上司的賞識。包拯的第一次彈劾是在1045年冬。他提出王逵辦事自以為是，不遵守法令，推行苛政，橫徵暴斂。誰要是提出反對的意見，他就毫不留情地進行打擊。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無處告狀。前不久王逵在荊湖南路轉運使任上，非法攤派，加重農民負擔，逼得山下的居民“逃入蠻洞，集結兇黨，致此大患，於今未息”。江南也接近蠻地，“竊恐為國生事”。
包拯的第七次彈劾王逵，約在1051年底。這是內容比較詳盡、文字也比較長的一份奏章，歷數了王逵多年的罪狀。其中有這樣的語言：“伏見王逵兇暴無識，殘忍有餘，列位簪紳；心同蛇蠍，因緣奸詐遂添職司。”談到王逵在湖南的罪行：“蹦降之後，潭州父老數千人共設大會，以感聖恩與人去害；在城數萬家，三夕香燈徹曙；又被苦之家，並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答撻：其人心憎惡如是。”包拯大膽地說出了這樣的話：“且執政大臣所宣與國家進才良，退苛暴，規恢治體，沮勸將來，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於一王逵則幸矣，如一路則不幸何！”這裡批評的是大臣，實際上也批評了皇帝。
6年時間裡，包拯7次彈幼王逵，終於把這位酷吏拉下馬，為民除了一害。
從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包拯所彈劾的貪官汙吏，各種類型都有，繪出了一副群醜圖。“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了，包拯仍然力所能及地對吏治改革作出艱苦的努力。他對大宋王朝的忠誠，躍然紙上。他的大膽和勇氣，也是異乎常人的，但是，延續了200多年的大宋王朝，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亡政息的衰敗之路。這是什麼原因呢？事實證明：被史家稱為太平盛世的仁宗時代，貪汙腐敗之風是相當嚴重，已經積重難返了。仁宗皇帝看出了這種嚴重性，但他沒有這種決心、沒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包拯也看到了這種嚴重性，已經盡到了自己的職貴。但是，王權高於一切的集權專政，已經病入骨髓，是一種制度上的病症，已經不是出一兩位清官可以根治的了。重溫這段歷史，對我們很有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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