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岸执政8年，政绩平平，但是没有触犯法律。包拯下决心弹动这位宰相，不让他“胶固其位”。实际上，包拯是在为“庆历新政”鸣不平。
动摇执政大臣，包拯要担当很大风险、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场弹动，再一次震动了朝野。
弹劾张尧佐是异常艰巨的斗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包拯的7次辞呈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行的。这次斗争可以说是对包拯的一次检验，也可以说是对仁宗皇帝的一次考查。可行则进，不可行则退。当仁宗皇帝挽留了包拯，包拯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抑制了张尧佐后，便展开了一系列的弹劾行动。对宰相宋庠的弹劾，更可以看出包拯的胆识。
公元1051年（皇祐三年），都城开封府发生了一起伪造告赦的造假案件，闹得沸沸扬扬，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伪造的这种告赦，就是皇帝所发的补官的文凭。有了这个文凭，就可以补官入仕。皇帝的告赦，别人竟敢伪造，说明造假的活动已经相当猖獗了。造假者是谁？主犯名叫张彦方。这个张彦方的后台老板可以直通皇宫。当时仁宗皇帝最宠爱的是张贵妃，这位贵妃的母亲就是越国夫人。越国夫人门下养着一个门客，就是张彦方。
这个事件暴露以后，张彦方被捕入狱。在审问的过程中，张彦方的供词牵扯到越国夫人。越国夫人的背后，还有张贵妃、仁宗皇帝。此案引起轰动是可想而知的，京城要员都瞪着眼睛等着看如何处理。
这个案件的主审官，应该是开封府尹。当时的开封府尹就是刘流。
这个刘流，是一个攀权附势、看风使舵的滑头派。他既要装出认真判案的样子，又想讨权势者的喜欢，很费了一番脑筋。他把张彦方判了死罪，把张彦方身后的越国夫人，一概地掩饰过去，不作任何追究。这就是俗话所说：打苍蝇不打老虎。
当时的宰相文彦博和宋庠等人，由于有张贵妃的原因，害怕得罪权贵，也睁一眼闭一眼，不加追问。
一切好像都在按照正常的法规在进行，中枢省还派遣比部员外郎杜枢准备进行复查录问。这一帮权臣认为，复查录问只要走一下过场就行了。可是，派来复查录问的杜枢，却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公开表明态度，要彻底查清问题，有错误就要纠正。这真是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些与张贵妃关系密切的大臣，便乘机讨好，出谋献策，想把杜枢赶下台，可是一时又找不到把柄。有人便想出一件事来：以前弹劾张尧佐的时候，杜枢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在决定留下一些人参加廷辩的时候，杜枢提问：辩论什么事？御史中丞王举正说明情况。杜枢当即提出要求：既然是弹劾张尧佐，我就应该留班参加。就是这样一件事，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了，掌权者为了掩盖矛盾，又把它拉回来，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很迅速地把杜枢赶下台，贬监衡州，另换一位谏官陈旭来担当这个任务。
这件事，多数大臣也都感到不妥，可是，没有人站出来讲话。意想不到的是一位新进少年、只担任左正言的贾黯却挺身而出，提出两点意见：第一，他认为，杜枢是无罪的，仁宗皇帝贬黜杜枢的圣旨也是不当的，如果让这样的圣旨发出宫，恐怕从此以后，那些喜欢进谗言、毁谤善良大臣的坏风气就很难煞得住了；第二，由于仁宗皇帝提倡台谏，有些谏官在朝廷上合班上殿言事，往往过分激动，忘记了应该遵守的礼仪，常常受到警告和查究，宰相就趁机下了一个诏命：“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禀中书俟旨。”这等于说，合班上殿要取得中书的批准。这是一个很严厉的限制措施。贾黯提出：目前能够进谏言事的只有谏官和御史，这样的措施一执行等于堵塞言路，长此以往，陛下就有可能听不到外面的舆论了。请取消这项不合理的措施。
贾黯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他虽然年轻位卑，却是一个有见地、敢直言的青年人。在不久以前，仁宗皇帝罢免范仲淹、富弼、韩琦等改革派大臣的时候，他就勇敢地提出，这样的大臣应该重用，轻易罢免是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宰相宋庠等人只求安稳不求进取，对贾黯这样一位有头脑的人就很不喜欢。这一次，他提出的这些很好的建议，也就没有被采纳。这件事的产生，反映出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保守派掌握了执政大权，不求进取，吏政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就是在这样十分严峻的时刻，包拯、吴奎、陈旭等人，亲眼看到这种是非不分、愚贤混浊的现状，感到痛心疾首、愤愤不平，于1051年（皇祐三年），对宰相宋庠提出了弹劾。
宋庠与其弟宋祁，同时考取进士，宋庠得了头名状元。兄弟两人同时入仕，一时传为佳话。1039年（宝元二年），宋庠进入二府，参执政事，后曾经两次调到地方任职。到了1045年“庆历新政”失败，他再次进入二府，先任参执政事，很快又任枢密使，1049年，（皇祐元年）八月拜为宰相。
在弹劾张尧佐的时候，包拯等人多次指责执政大臣阿谀逢迎，促使君主产生了私昵后宫的过错，没有管理好国家的大事。宋庠是宰相，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矛头的指向虽然是张尧佐，已经包括了宋庠。在张尧佐的问题告一段落以后，包拯等人便感到宋庠的问题如不解决，将来要误国家的大事。
包拯等人指责宋庠的过错，首先就近从张彦方这个案件说起：宋庠之弟宋祁之子，与张彦方交往甚密，作为宰相的宋庠，你难道就不知道？你既然知道又为什么不好好管教你的子弟？这一巴掌，正好击中要害。宋庠为了讨好张贵妃，采取丢车保帅的方法，通过开封府的刘流判了张彦方的死刑。现在这个死刑犯和他的家人联系起来了，再也没有办法说清楚了。当时，包拯等人的弹劾行动是在大臣之间公开进行的。言之有据，宋庠既说不出正当的理由，又无法躲闪，便只好写了辞呈，求退。
按照常规，宰相这样的大臣既然写了辞呈，就应该蹲在家里，听候皇帝的安排。可是，宋庠并不蹲在家里，却又走进中书省去视书。宋痒舍不得宰相的位置，恋栈的心态昭然若揭。他同时又向仁宗表示，包拯等人的意见与他自己的意见，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是相同的，是一样的，希望把这件事模模糊糊混过去。
包拯的性格，向来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果断地又上了第二本：“臣等于二月二十二日，具札子论列宋庠。他自从当了执政官，前后七年，一点也没有建树，谈不上什么报效。”他只是高拱受禄，窃据高位吃白食。他洋洋安处，以为得策。他在求退之际，你陛下降诏还没有写完，他却又从容地去视书去了。这一点足以说明他的辞退是假，贪权恋位是真，十分无耻。他一面送上了辞呈，一面又为自己辩解，说什么他的见解，和我们的看法实际上是相同的。如果大家都这样无根据地随便胡说，臣等也说宋庠的本意与天下的议论相暗合，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岂不是撒谎？如果让这种人继续当宰相，朝政上会变成什么样子？还有什么是非界线？有人说：宋庠没有多大的过失，用不着因为这些事退位。包拯回顾历史，从前代到本朝，罢免执政大臣，每一次都是因为长期没有建树，群臣提出意见，就决定罢免的。执政大臣，是一国的表率，与国家同体，这不是养尊处优的享乐之地，应该为国为民办大事。他不能尽心竭力，做出显著的成绩，这就是过失，这就是误国误民，就应该罢免。他不是一般的下层官员，一定要犯了刑律，触犯了法律才算过失。唐宪宗时，权德舆任宰相，不能有所建树，当时人们讥笑他，宪宗很快就以“循默”的名义，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宪宗是个聪明仁爱之主，权德舆是位有文学、有德行的大臣。只是由于“循默”，便这样处理，并没有列出什么罪过。本朝几代祖宗，罢免范质、宋琪、李方、张齐贤等人，也不过以不称职、均劳逸为名，没有明确说明他们有什么刑律之罪。最近几年，如果搜集宋庠的一些小毛病，当成罪名，宣扬出去，这是不识大体，并不是对待大臣的好方法。宋庠并不是没有小过，臣等不讲这些，还是为陛下设想，便于妥善处理。如果陛下认为这些意见有道理，那就希望及时罢免宋庠；如果陛下认为这些意见不正确，损害了宰相，过分的狂妄，那就请求陛下给我们以处罚，重重地给予降职或罢黜。臣等迫切等待你的答复。
包拯等人，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希望仁宗皇帝能够像前代贤明的皇帝那样处理此事。仁宗皇帝终于罢免了宰相宋庠的职务，出知河南府（今洛阳市）。
当时包拯的职务是天章阁待制，官衔是兵部员外郎、知谏院。而宋痒这位执政大臣的过错，也仅仅是政绩平平。包拯和吴奎等人能够把比自己职位高好几级的、这样一位无所作为的宰相拉下马，这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的一件事。这件事说明了两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第一；仁宗皇帝还是能够接受一些合理意见的；第二，在封建社会里，这套监督制度，是在大臣之间公开进行的，不是暗箱操作，被弹劾者无法躲闪、掩盖；第三、包拯等人虽然比宰相低好几级，但是不受宰相的制约，监督和行政的权力是相对独立的，它不是绝对的集权，只有在皇帝面前才是绝对的皇权至上，因此，有时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平衡作用的。
包拯弹劾宋庠，也可以说，实际上是为改革派鸣不平，恢复名誉。虽然，在史学界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评价，因为包拯并没有打出这样的旗号。但是，从其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下面的事实。
在“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大声疾呼要振兴吏风，任命杨员为江南东路转运使、按察使，任王鼎为提点江东刑狱，任命王绰为判官。这3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工作雷厉风行，依法对贪官污吏进行审查处理，即使是并不太重要的违法行为，也不放过。杨说：“不法之人不可贷，如使肆贪残于一郡一邑，害良民万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在他们的推动下，一批贪官污吏纷纷落马。还有些官吏，心中有鬼，六神无主，寝食不安，害怕被清查出来，为了躲避锋芒而自动辞职，溜之乎也。人民群众欢迎这三位清官，也有些官僚称他们是“江东三虎”。实际上在人民群众眼里他们是“江东三杰”。到了“庆历新政”失败的时候，保守派掌握了大权，杨就被以“为政苛刻”而降职。到了庆历七年，又第二次降职。杨员虽然一再被降职，一再地遭受打击，并没有找到他有什么错误。使保守派不快的就是，他们打击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江东三虎”挨整，实际上是歪风邪气抬头，甚至站了上风，为民除害的清官在受气，这是很不公平的。
包拯经过三年多的深思熟虑，就在庆历七年六月，向仁宗皇帝送上了《请录用杨员等》疏。他在这个奏折里，勇敢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近年以来，“凡看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殆乎屏弃，卒不得用，议者迄今痛惜之”。很明显，包拯是在为被打下去的改革派鸣不平。以前，问题没有暴露出来，他没有讲。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是讲话的时候了。改革派被赶下台，贪污腐败之风横行，人民叫苦，仁宗皇帝也有所感觉了。包拯提出：在大臣当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责如杨员、王鼎、王绰等虽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耀，或委之于繁剧，必有成效。如此，则风化日益美，贤杰日益耸，积之以久，和气洽乎上下矣”。在这个时候，包拯提出这样的建议，提倡仍然起用“庆历新政”时期被打下去的比较清廉、能干的大臣，来清除贪污腐败，这很自然地使人回想起早几年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和范仲淹等人提倡的建议和原则。结果，仁宗皇帝接受了包拯的建议，杨员从知越州改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鼎从知建州改为提点河北刑狱。这三个人，在作风上、政见上，都与包拯是同一类型的。他们做事认真，为官清廉，对贪官污吏绝不宽恕。包拯能够为被赶下台的大臣评功摆好，是很大胆的行为。有人说：此时的仁宗，对“庆历新政”已经产生怀念情绪，后悔不该对范仲淹、杜衍等大臣采取那样的措施。这种分析，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包拯能够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比较及时地向仁宗提出建议进行纠正，这也是十分可贵的了。弹劾张尧佐、宋庠以后，包拯的眼睛扫视i着仁宗皇帝身边的皇亲国戚、武士、近臣、酷吏……只要他抓住事实，就联合吴奎等人勇敢地提出弹劾。
知制诰（为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员）的李淑，当时是翰林学士，兼端明殿学士、侍读学士，是仁宗身边的一位近臣；宦官陶士良，是大宦官阎文应的儿子，是仁宗身边的一个亲信；李昭亮是明德皇后的侄子，掌管过军队，在平定保州兵变的时候立过功劳；郭承佑是仁宗皇帝叔父的女婿，与仁宗是郎舅关系，是实实在在的皇亲国戚。这些人手中有权，身后有保护伞，在下面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使平民百姓有冤无处诉。在包拯的弹劾下也纷纷落马。
另外，还有弹劾江南西路转运使、恶名昭著的酷吏王逵，也是一番苦战。王逵不顾人民疾苦，善于制造政绩邀功请赏，很得一些上司的赏识。包拯的第一次弹劾是在1045年冬。他提出王逵办事自以为是，不遵守法令，推行苛政，横征暴敛。谁要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他就毫不留情地进行打击。地方官吏和平民百姓无处告状。前不久王逵在荆湖南路转运使任上，非法摊派，加重农民负担，逼得山下的居民“逃入蛮洞，集结凶党，致此大患，于今未息”。江南也接近蛮地，“窃恐为国生事”。
包拯的第七次弹劾王逵，约在1051年底。这是内容比较详尽、文字也比较长的一份奏章，历数了王逵多年的罪状。其中有这样的语言：“伏见王逵凶暴无识，残忍有余，列位簪绅；心同蛇蝎，因缘奸诈遂添职司。”谈到王逵在湖南的罪行：“蹦降之后，潭州父老数千人共设大会，以感圣恩与人去害；在城数万家，三夕香灯彻曙；又被苦之家，并刻木作王逵之形，日夕答挞：其人心憎恶如是。”包拯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且执政大臣所宣与国家进才良，退苛暴，规恢治体，沮劝将来，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则不幸何！”这里批评的是大臣，实际上也批评了皇帝。
6年时间里，包拯7次弹幼王逵，终于把这位酷吏拉下马，为民除了一害。
从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包拯所弹劾的贪官污吏，各种类型都有，绘出了一副群丑图。“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包拯仍然力所能及地对吏治改革作出艰苦的努力。他对大宋王朝的忠诚，跃然纸上。他的大胆和勇气，也是异乎常人的，但是，延续了200多年的大宋王朝，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亡政息的衰败之路。这是什么原因呢？事实证明：被史家称为太平盛世的仁宗时代，贪污腐败之风是相当严重，已经积重难返了。仁宗皇帝看出了这种严重性，但他没有这种决心、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包拯也看到了这种严重性，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贵。但是，王权高于一切的集权专政，已经病入骨髓，是一种制度上的病症，已经不是出一两位清官可以根治的了。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很有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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