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男子近40年寫了70本日記 激勵兒子考入大學 被稱普通國民樣本

西安男子近40年寫了70本日記 激勵兒子考入大學 被稱普通國民樣本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程盟超

60歲的李福昌明顯老了,他說話吞字,偶爾被口水嗆到,走路一瘸一拐,腳趾腫得像紫茄子。可他的兒子說,如果社會是一場充滿挑戰的遊戲,李福昌就是那個成功通關的“非人民幣玩家”。

他一生的角色包括農民、工人、美術教師,還開了20多年麵館。幾十年後達成的成就,是在西安買下3套房,為妻兒落了城鎮戶口,將兩個孩子供上大學。

通關全程平平無奇,類似絕大部分中國人的一生。他堪稱“普通”,普通到記憶被時光沖刷,最後說不出成功在何處。

幸好有日記鎖定細節。過去40年每一個勞累的夜,他都在寫,最終填滿70個本子。載體由國營工廠的信箋變成了精裝皮革本,記錄者則從酒後長嘆“太難活”的年輕人變成了總在笑,只顧將兒子的涼茶水倒進自己保溫杯的老人。

一些東西至今仍未失效。比如將日記裡每一日的不安或喜悅總結後,能看清這葉個體的扁舟,如何在非典、經濟危機的浪潮中駛過。農村人在城市站穩腳跟的事,今天也仍在發生。

兒子敬佩李福昌,愈發感到自己走著類似的路,作相同的選擇——這令他心安。他說自己父親的一生,是這個國家最普通的樣本,也是一個時代不應被忽視的寓言。

西安男子近40年寫了70本日記 激勵兒子考入大學 被稱普通國民樣本

1994到2016,22年,李福昌經營著這個國家天大的事——吃飯。

日記最早的記錄裡,他在工廠做行政秘書,餐飲是副業。每天清晨4點擀麵,然後去工廠,洗手後寫廠長講話稿,午飯前從單位提兩桶燒好的熱水到附近的門面。食客大多是工人,自己帶餐盒,不要服務員。

上世紀90年代,工廠倒閉了,他再也不用和工友一起,苦等那些永遠不會再發的工資。直到1998年,這樣下崗的“李福昌”,全國上下,國有和集體企業有7000多萬人。

他開了自己的麵館,在2000年8月的一篇日記裡說,“今天忙著招呼顧客,褲子裂了一天都沒發現”;兩年後的日記寫道:“我非常勞累,可能哪天眼睛一閉,永遠休息去了。”

他信奉著小本生意的真諦:省的就是賺的。多出來的利潤包括自己充當壯勞力,親自去菜市場買菜,一次省50元,時刻監督廚師和服務員。代價則是累,瞌睡在任意時間襲來。有次他騎摩托載著剛買的菜,倦意突然降臨,一頭栽在路邊。菜灑了一地,行人嚇傻了。他爬起來去旁邊的商鋪洗臉,用風油精抹到太陽穴上,收拾下走人。

另一天清早,騎車運菜時被出租車颳倒,他滾進了路邊修電纜的土坑。坑有4米深,他在裡面彎曲成U型,沙土進到眼裡,什麼都看不見。環衛工用繩子把他救了上來。還有一次失足發生在自家飯館的臨時倉庫,一間沒修完的毛坯房,裡面有坑洞仍插著鋼筋。當天生意好,李福昌衝進來拿菜,跌進去,鋼筋在大腿上戳出指頭粗的洞。

他至今說話仍自帶手勢,語調上揚,最後一字狠狠加重語氣。他把這些事當作榮耀,比如自己58歲時還能拖動幾百斤的貨物;也是那年,為了不耽誤營業,他凌晨3點起床,卸下頭晚壞掉的抽風機,然後敲開維修鋪,給店主遞煙、賠笑、說好話,早飯時一切恢復正常。

老闆操心一切。李福昌說員工“給再多的錢,也不和你一條心”。廚師偷著把麵條倒進泔水桶,一天毫不節約地用掉30斤油。聰明的服務員總偷懶,木訥的則不會招呼客人,共同點是愛玩失蹤——突然回老家或單飛都有可能。他曾讓信賴的後生住在店裡,夜裡看護。後來發現那傢伙偷配了鑰匙,每晚從櫃檯裡盜取10元20元,去網吧通宵。

日記裡記錄了很多啼笑皆非的事。2000年前後顧客賒賬成風,他不得不在店裡張貼自創的打油詩勸阻。還有癮君子來吃麵,吃完用玻璃把嘴劃爛索賠;喝醉的人則在店裡鬥毆,把桌子統統掀翻。10年前,工商吃飯有時不給錢,市容管理的人態度惡劣。

有一次,他們把李福昌擺在室外的桌子拖走,李福昌夫婦衝上去和他們爭搶,服務員都在旁邊揣著手看。事後問為什麼,員工說,“那是你們的桌子,又不是我的,我捱打怎麼辦。”

也有另一種視角。李的愛人王芝琴說,老李太兇了,說話又很大聲,總在店裡呵斥服務員,“你!你!快給人倒水。”這令顧客受用,卻讓員工焦慮。她曾看著一位剛來的姑娘繞著桌子,很搞笑地來回跑,就問她在幹啥。對方很緊張,說她也不知道,就怕閒下來被罵。

“人活著就要幹嘛!”他試著辯解。

李福昌在工廠時,每晚畫海報到凌晨兩三點,上世紀80年代做過一段時間美術教師,一天兼7個學校的課,冬天騎車來回,雪糊在臉上結塊,腳也凍在棉鞋裡,回家後擱在火爐邊化開。

為什麼這麼累?很簡單,真的只為錢。家裡4個老人和兩個孩子要供養,他不知道多少錢能提供安全感。“每天累得絕望,但是晚上把錢塞進保險櫃時就很高興。”

他從未覺得這種活法有什麼不妥。唯獨有一次,那是2000年的冬天,強烈的無聊突然降臨,他感到必須立刻來一場娛樂,於是買了一張電影票。電影院的椅子很柔軟,溫度適宜,陰暗又安靜,他睡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午覺,十分滿足。

不過,他完全不記得自己看的那場電影是什麼。也從沒人問那天下午他去了哪裡。

改革開放頭些年,做生意還被人瞧不起。上個世紀90年代,李福昌在工廠兼職開飯館,主顧大多是工人,有天工廠突然下午放假,工人回家吃飯,午餐可能白做了。於是他端著麵條跑到工廠門口,逆著人流叫賣,儘可能攔住熟人。有人嘲笑他,也有人拿出了飯盒。那鍋面最終賣完了。

他記得那天很希望妻子和他一起去。但王芝琴不願意,“她覺得好丟人。”

過去20多年,夫妻間大多爭吵由生意而起。比如很多顧客等著上菜,廚房端出一碗麵,有點瑕疵,王芝琴會覺得“差不多”。李福昌卻總喝令重做,不聽任何解釋,員工因此煩躁。

他們的兒子李鶴飛年少時也聽過來自後廚的爭吵。那是夏天,一些菜放得久,有一點味道,但算不上壞。母親認為用水焯一下可以用,父親卻堅持要倒掉。還有父親堅持給只點一碗麵的顧客送小菜,家人和員工都覺得沒必要,看不到任何利益。

20多年的日記裡,只有那麼一次,發生在2011年的8月19日晚上,李福昌賣了一份13元的涼菜,裡面有些是中午做的——這不過分,可顧客覺得不新鮮,吃完不開心,結賬時嘟囔不值。53歲的李福昌於深夜裡懊惱:“根本不是因為錢……我知道錯了,糊弄了客人,決不能再犯。”

“顧客永遠是對的。”所以如果有人喝醉了酒,辦法是加強服務,甚至送菜,讓他羞於發酒瘋;有人說菜裡吃出了頭髮、蟲子,永遠不要爭論,永遠。立刻重做一份。

生意好的年景裡看不出區別。無非是其他家縮減成本,單份菜賺多些;李福昌家人氣旺,薄利多銷。結果差不多。但到了特定的關頭,比如2003年的非典,“整條街的飯館都空了”,他的餐廳卻成了唯一不受影響的那家——大家還是要吃飯,只是怕不衛生。李福昌被信任,於是活了下來。

他說,20多年裡,從沒有生意做不下去的時候。搬到新地方做生意,人氣不旺,他在街邊大聲吆喝。他擅長畫畫,在店門前支起黑板,定期更新黑板報吸引眼球;還一度在餐館裡支一塊板,顧客可以留招聘或是商品買賣的信息,也能帶來人氣。

西安城沒禁菸時,李福昌的櫃檯上擺著好多打火機。看到某人想點火,李福昌立刻衝上去送一個,還能道出熟客的姓,顧客就很受用。還有一對夫妻,丈夫是殘疾人,妻子推著輪椅進餐館的院子,李福昌總跑過去幫忙。吃飯時再給男人腿上墊塊布,不讓他著涼。他們很感動,變成常客。

2009年相對難。金融危機越過大洋仍有餘波,李福昌則因為租約到期,將店從一條只有3家餐廳的街,搬到租金更高、還要和上百家同業擠在一起的地方。李福昌那年2月在日記裡寫,“我要趁這段時間學習……經濟形勢總會好轉,充實過上幾個月甚至一年的‘冬天’。為即將到來的‘春天’做豐富的知識儲備。”這是日記裡唯一一次提到形勢。

其實翻過20多年的日記,李福昌幾乎遭遇了普通人做生意的所有難題。只是他自己解決了,沒歸咎於時代,甚至沒意識到這是普遍問題。他在日記裡說踏實打工的人越來越難找,剪報裡的“用工荒”開始登上頭條。不變的是每年都給所有員工備上年貨:水果糖、衣服、罐頭、糕點、茶葉。他夏天買一大筐冰棍,大家圍在一起吃,這樣氛圍很好,員工會多幹幾個月。城市“創衛”,廁所都要貼瓷磚。市容隔三差五抽查,增添很多成本,但也熬過來了。後來做餐飲的越來越多,用現在的話說,成了“紅海”,有同行挖他的員工,讓工商局來查他,李福昌心知肚明,卻沒感到影響。

也有人勸他轉行。2003年年初,吃飯的顧客們都在談經營,很多人註冊了公司。有人讓他參與集資,很快撈一筆,他在日記裡寫,“看似是肥肉,不知能否吃得下。”然後非典來了,泡沫也碎掉了,大多數公司眨眼間消失,人們不再討論。身邊的人還邀他去南方聽課,成為百萬富翁的那種——那時他不知道傳銷,只是下意識排斥,理由很簡單:天上不會掉餡餅;就算掉了,能力不夠接不住,要“家破人亡”的。

強烈影響他生意的只有房租和拆遷。臨近的菜市場一個個拆掉,買菜越跑越遠。城中村漸漸沒了,他喜歡的那種偏僻、便宜但寬敞的店面愈發難尋。近年來所謂的旺鋪,窩在高層樓下的門面房,大約100平方米,一年要45萬元租金,他在日記裡驚呼“真是嚇人”。2009年遭遇“二房東”,租的店鋪時常停電,下水道總是堵塞,噴湧穢物,顧客們在惡臭裡吃飯。他實在撐不住,主動關店。

好在辦法還是比困難多,直到2014年開最後一家店,他又找到滿意的門面。那裡偏僻,冷清,所以便宜。房東看他年紀大,心疼他,勸他三思:“之前生意都很差……”

“你看我的。我來幹,生意就好了。”

李鶴飛現在也管理一家公司,他說在父親身上,“遲鈍”和“成功”不矛盾,很多事情時間久了才顯露出意義。

如果去問李福昌有關時代的問題,他會開心地笑,然後給出很大的回答,說40年特別好,大家都富了。

事實上,他和時代潮流最近的一次,也完全呈現令人語塞的巧合。那是他20多年前做生意的決定。當時省裡的單位要調用他,能解決他妻兒的西安城市戶口,廠裡卻不放人。所以他在廠子開店,用工廠的燃煤和熱水,不是想賺錢,求的是廠裡把他趕走。

西安男子近40年寫了70本日記 激勵兒子考入大學 被稱普通國民樣本

李福昌感慨,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上輩人對城市戶口的執念。

2011年的日記裡寫道,“看不到任何進入城市的跡象……想起來就想哭,走到今天真不容易。”

回憶的時刻是1977年,那年“黑五類”李福昌高中畢業,進入生產隊勞動。

讀書之外,參軍是離開農村的主要方式。李福昌1978年報名,和十幾個年輕人在村前空地集合,部隊裡的軍官沉默著端詳。村裡會計猛然將他拽出,你這是幹啥?你家那成分,還能當兵?

直到1979年,李福昌報考美術學校。因為成分不好,他又一次被拒。

“你知道嗎?和我爹一起畫畫的叔叔,早都當美院教授了。”李鶴飛說。

多年後,他說,這是當時整個社會的風氣,他並不怨恨某個具體的人。

進城是目力所及的唯一出路。1982年,他在書信裡愧疚地告訴王芝琴,廠裡暫時不招臨時工,幫她找工作的事兒告吹了,兩人繼續分居。後來到西安的工廠,車間裡“一點書都沒讀”的工人用噁心的話罵他,開下流的玩笑。他當上辦公室主任,只是勸女工不要再偷廠裡的物料,就被她男人光天化日下打。1992年工廠改制,他代表合資方辦事,老領導不平衡,說他是“叛徒”,當眾罵到他痛哭。

哭不僅因為委屈。他覺得和這些人不在一個世界,但因為出身低微,他要不斷向上爬。

更何況,到了城市又怎樣呢?還是很窮,妻兒仍舊是“農村人”。85後李鶴飛幼時去找玩伴,還能在門口聽到來自大人的勸告:不要和李鶴飛玩,說話口音都不一樣。李鶴飛想看看同學的玩具手槍,人家讓他把手伸出來。好的,然後子彈射出,打進肉裡。對方往他傷口上拍了張遊戲卡片,“你走吧。”

和朋友們放學回家,其他人吃著冰棍討論新買的玩具,他很羨慕。“不是羨慕玩具。我他媽只是羨慕他們手裡的冰棍。”李鶴飛說。

後來李福昌為了督促孩子學習,畫了幅畫掛在家裡。畫上同時有高樓和土路,意思是學好就留在城裡,不好就回農村。那時全國各地流行花上萬元買“農轉非”指標,國務院甚至於1989年發文,要求各地嚴控“農轉非”過快增長。陝西省1988年轉戶7.8萬人,1990年指標銳減至4.1萬。

所幸這家人都留了下來。2001年,李福昌拿著一布袋10元現金買了商品房;緊接著辦下全家人的西安城市戶口。那天的日記是:心情好啊,從出生起就被人欺負……可算過來了。

現在是“金錢社會”了,這也是他在日記裡的總結。村幹部來他的餐廳,說村裡在修路,希望他捐款——沒問題,送上1000元,還管一頓飯。老鄉知道他發了,回老家時他再借東西:要梯子,立刻給;想騎摩托,馬上送來。李福昌發現,只比其他人強一點時,人們會嫉妒;如果強很多,只有純粹的佩服。

但也沒必要膨脹,李福昌更多的感受是“賺錢好難”。所以李鶴飛很久都不知道家裡買了房,一家人長期住在租來的平房裡。李福昌不買皮鞋,1985年買的風衣穿了10多年。不賭博,不喝酒,後來連煙都戒了。身邊做生意的朋友破產、離婚,他更加小心謹慎。

為數不多帶有炫耀意味的行為發生在2013年夏天,他回老家蓋新房,自己睡在工地的帆布棚子裡,去野地上廁所,兩條腿長滿蕁麻疹。但他修很大的院子,給村裡的民工開二三百元的高額日薪,散名牌煙。

村裡人都知道了他的排場,這令他將心事放下了一些。那樁心事困擾他30多年了。妻子孃家的親戚告訴他,結婚時,王芝琴自己推著自行車,從自家走到他村口,一直哭,委屈地哭。他從未和妻子討論這件事。

西安男子近40年寫了70本日記 激勵兒子考入大學 被稱普通國民樣本

李福昌人生最初的記憶是三年自然災害。婦孺的食物包括地下的根鬚,榆樹皮內側刮下來的瓤。床底下塞滿玉米皮,那是父親的吃食。他用衣袖擦鼻涕,第二天醒來,沾有鼻涕的布料被老鼠啃走了。

很窮,但他感謝他的家庭。母親是高大強硬的女人,能扛起100多斤糧食。凌晨4點起床,母親往往滿身汗地耕完一輪地,為他煮早飯。李福昌的父母都樂觀,沒讀過書,但意外懂得鼓勵孩子。他們總誇獎李福昌——哪怕只是豬草割得整齊。孩子被村鄰欺負時,他們立刻站出來。這令他快樂。

日記裡不乏父慈母愛的回憶。像他12歲時罹患腦炎,住院40多天,母親一直陪在身邊,用醫院的茶爐煮雞蛋,遞來時總不冷不熱。康復期的他莫名暴躁,功課落下被老師留堂,母親一天天揹著他出去散步,有時憂心地守在校門口。此後的人生裡遇到挫折,他總以一種中國式的宿命觀安慰自己:早該死掉了,父母又給了第二條命。

於是李福昌得到的優待複製在兒女身上,只是要賺更多錢,過更好的生活。這也是社會風氣——上世紀90年代還在工廠時,領導和他閒聊,說李福昌你很優秀,但你能買房、給家人落戶,然後供孩子上大學嗎?他點點頭,覺得非常對。這就是“目標”了。

兒子從中考到高考的4年裡,李福昌有兩個版本的日記:一個是他自己的,裡面充斥著普通中年男人的喪氣,“為什麼要活著”;另一個寫給兒子,每天放在床頭讓他看,裡面是大段大段的寄語(大部分是心靈雞湯),穿插著每天的評價,諸如“你好棒”“爸由衷為你高興”。李鶴飛初中時是職校的吊車尾,最後考上四川大學設計專業。親友間轟動,很多男人開始模仿李福昌給孩子寫日記。然後過了一個多月,這些人都來說:老李你真行,我實在堅持不下去了。

李鶴飛說那些日記,其實他看的不多。高中進步是學了自己鍾愛的美術,想努力了。不過他很感謝父親,一是以他初中的爛樣,大部分家庭早就放棄,沒必要再投入;二是日記一直更新,他至少從父親那學會了堅持,也知道自己被關心。

李福昌的視角更能呈現一位父親的細膩:李鶴飛中考前壓力很大,跑到空地上嚎啕大哭,李福昌其實躲在旁邊的樹林裡偷看,但什麼都不說;高中去開家長會,兒子在校門口提前等他,還備了紙和筆。這令李福昌高興許久,覺得孩子變了,“可以放心了”。後來李鶴飛有次煩躁,說“不想在這個家待著”,他在日記裡偷偷“震驚”,長久地反思,是否給的壓力太大......

李鶴飛大概5歲時,李福昌帶他去浴池洗澡。他不願意,父親哄說“沾一下水就行”。去了才發現父親不是那個意思,於是大哭,說李福昌是騙子。這其實是一件小事,但李福昌感到“警醒”,原來孩子如此將父母當真——於是他戒菸戒酒,不再打牌;開始夜跑也是為了做榜樣;後來李鶴飛上高中,他晚上連電視都不看了。

兩個孩子都變得懂事,考上大學、研究生,找到很棒的工作,李福昌生活的重心又傾向贍養老人,“盡孝要趁早”。強烈的感受最早來源於老丈人的離世,他在日記裡寫:

“看到芝琴的臉龐,我身上的肉都在抽動。回憶起坐在靈堂那傷心的表情,我的心都碎了……我要全身心地將任何苦難擋在身外,不能讓她受苦。”

丈人、丈母孃、父親一個個離去,只剩下自己的母親,一代人要徹底告別了。那無疑是他生命裡極度重要的事。2016年的日記裡充滿了細節,他記錄最後一天,“像夏日的黃昏緩緩降臨了,母親到臨終時,一心不亂,天心月圓……來不及對娘十分的表達,來不及實現諾言,來不及給娘最後的擁抱,很多話來不及聽……”

李福昌2016年徹底關了餐廳,不再經商,和母親、愛人一起回了老家那棟修好的大宅,給母親洗腳,看著她微笑著入睡,在大樹的廕庇下乘涼,聽她講自己的一生,陪她拜菩薩、給舅舅送紙錢,做許多說不出意義的事。

那幾個月,他畫了200多張速寫,主題全是母親。老人努力從床上坐起,端著飯碗微笑,執著地戴著花鏡做針線,蜷身在角落裡拾掇“百寶箱”,享受兒媳的按摩。畫的空白處有李福昌的隨筆,大多平靜安詳。

但他又在日記裡摘抄,說死亡肉眼可見,緩慢但不可抗拒,如同陰雲壓頂。他記錄母親激烈嘔吐,被疼痛折磨得大喊,向醫生儘可能誇大自己的痛苦。這時的李福昌會羞愧,感到“母親還沒有活夠”。所有記錄裡有陰暗,也有快樂。痛苦是長久的底色,快樂是偶發的高潮。但苦太多,快樂反而值得濃墨重彩。

在生命的最後一天,母親告訴他:“我把你養成了,我沒有遺憾。”到了晚上,受疼痛困擾,長期坐著休息的母親說,今晚想被平放,她要舒服地睡。

日記裡偶爾也有不一樣的細節。2016年中旬的某日,李福昌寫,“晚上第三次給老孃洗腳,她心裡明白,就是不心疼我……”

後來,“不”字被重重塗掉,接下來的抱怨話也被修改了。

類似的事情還有幾例:和妻子吃飯,發出聲音被嫌棄,“她還要學一學,我非常(不)討厭。”那個“不”字加得過於刻意,並不難識別。採訪最後一天,記者提出這些。李福昌愣住幾秒,回答說她們毫無疑問是他最愛的人,憤怒、憂傷也是真的。只是兩三天之後再看那篇日記,會覺得當時的情緒很突兀——她們還是那麼可愛,所以就改掉了。

日記裡也記載了很多傷害他的人,比如當面交好、背後辱罵他的工友,不顧情誼突然失蹤的店員。可那位前僱員又在李福昌開新店時幫了大忙,曾經交惡的人也恢復往來。他在上世紀的日記裡抱怨,工廠裡的老同志很不好,處處針對他。2012年翻看時忍不住加了批註,“難以想象。我當時確實沒有尊重到位,讓老同志很沒面子!!!”

他說人性是善的——看陌生的食客們就行。他們從不吝惜誇讚美食;李福昌總害怕故意遺失財物的“碰瓷”,但沒有,失主都千恩萬謝;後來他在餐廳辦黑板報,重拾繪畫,真有人在店門前不留名地放塊黑板……但他又說除了直系親屬外,所有人都是“利益關係”。

近些年他為環衛工和學校的孩子畫像,有對社會的感謝,但更多是“自己老了,想留下些東西”。這兩年自費跑去青島,幫殘疾人夫婦開面館,凌晨四五點起床操持一切,除了善心,也歸咎於放不下經營的本事,還想過開店的癮。他習慣了對一切樂觀,但本質上更相信自己。

他也從未感到生活到了“完美”的境地。母親去世後,兄妹幾人鮮少聯繫。沒處理好親情,李福昌感到遺憾。他在日記裡頻繁許下開酒樓的宏願,到2016年不了了之。

如今的環境已令他陌生:租金成本飛漲,網絡和連鎖也摸不透……所以“東山再起”只能擱置,雖然他“還有很多做生意的好點子沒有實踐”。

何況王芝琴堅決反對他繼續經營。她罵他是騙子,曾經約定的周遊全國毫無實踐的苗頭。罵到老李也開始反思:他做老闆有成就感,有樂趣;妻子似乎只感到壓力,一直在幹活。可能是該妥協了。日記裡的經歷愈發少,感悟愈發多。他有一天寫:前半生“不要怕”,後半生“不後悔”——凡事都該考慮清楚再做了。

李福昌自嘲在家裡也沒地位。兒女長大後回家聚餐,妻子只招呼他們,為他們夾菜,李福昌彷彿不存在——他一度為此生氣,後來想開了,覺得這就是家。所以現在聚餐,到了飯點,李福昌在書房寫字畫畫,出來才發現其他人早已動筷。他就在旁邊“嘿嘿”地笑,趕緊拖出凳子坐下。

李福昌確實慢下來了,他說“心輕者上天堂”,給年輕人講俗套的寓言:上帝許諾一個人,跑過的地方都屬於你,於是那人就累死了。2015年,他重拾畫筆,在店門前堆積的啤酒箱子上搭起畫架,慢慢回憶結構和線條。這又成了他如今最主要的消遣,作畫時的投入與興奮與40年前沒有區別。

“該停就停下來。”和所有人一樣,他的身體緊隨年齡報警。牙疼、感染、頭暈耳鳴、容易感冒,體重需要控制,腿腳越發疼痛。他每天清晨做200下高抬腿,120次踮腳,50個深蹲;再配上5~10公里的夜跑。他堅信運動能促進代謝,長出新的細胞;每晚反覆著痛到極點然後麻木,戰勝疼痛的過程讓他心安。這是他對待不完美的方式,是他一生的習慣。

晚上,他把腫脹的雙腳放進熱水,用木鏟上的粗糙鋸齒戳那些敏感的穴位。他再次感到疼痛,然後湧出舒適。妻子去兒子家照顧剛出生的孫子,客廳裡只有他自己。他曾為這雙腳擔憂,時至今日卻絲毫不害怕了。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中青冰點】創作,在今日頭條獨家首發,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