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劼穎在拾荒者家門口。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張 渺
人們熱衷於為舞臺中央的故事立傳，兩位社會學研究者則把目光投向了邊緣，他們花了數年，為城市拾荒者寫了本書。
今年9月，作者之一張劼穎站在演講臺上，回憶自己曾與拾荒者密切接觸的經歷。不久前她看到一條書評，有人把他們的書跟科幻小說《北京摺疊》聯繫起來。張劼穎“五味雜陳”，質疑把拾荒者當作最卑微、低賤的群體。
“他們在哪兒生活？他們從哪兒來？他們是什麼樣的人？我之前從來沒有追問過。”張劼穎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這位現供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農村與產業社會學研究室的學者感慨，“對在城市中生活著的人來說，拾荒者這個群體彷彿總能在需要時出現，在不需要時消失，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2007年，張劼穎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同門抵達位於北京五環外城鄉接合部的冷水村。她坐在沿街搭出來的棚子裡，和外鄉來的建築工人聊著天，一箇中年男人蹬著三輪車從她眼前經過，車斗裡堆滿了“垃圾”。
此後，她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胡嘉明教授一起，慢慢走近拾荒者這個“每天幫助城市排廢，卻不受關注”的群體。她們跟拾荒者密切接觸了3年，在田野調查結束之後，也一直關注著這個群體。
最終，兩位研究者寫出了一本《廢品生活》。
一樣和不一樣
張劼穎記得，拾荒者通常幾戶共住一個院子，一家不超過10平方米。每個大院共享一個水龍頭，房間門口支出小棚子當廚房，擱著小爐子燒水做飯。
馬大姐家大鐵門外掛著木牌，寫著“廢品收購站”。她家租了個整院，一年6000元租金。張劼穎走進這個院子時，看到瓶子、塑料袋之類的回收物品分類碼放著，堆得高高的。
屋裡很乾淨，牆角有個合金臉盆架，擱著水和香皂，馬大姐洗手洗得很頻繁。
她1993年跟丈夫一起進了城，兩口子在火車站待了五天五夜，只花了5元錢，每天分吃一個1元錢的麵包。他們四處打零工，攢起第一個500元，買了三輪車，成為拾荒者。有一天，三輪車剮蹭到一輛貨車，被車主當作賠償拉走了。馬大姐兩口子“在家躺了3天，沒人說餓”。然後他們重新爬起來，跟親戚借錢，又買了一輛三輪車。
2007年馬大姐40來歲，會和當時20來歲的張劼穎聊“閨蜜之間的話題”，比如孩子、老公、父母。
另一個會跟張劼穎聊女性話題的人同樣40來歲，張劼穎只知道她來自陝西，叫她老鄉大姐。
老鄉大姐文著半永久的眼線，梳齊劉海，穿緊身褲，腳踩高跟鞋咯噔咯噔穿過堆著廢品的大院。張劼穎從沒見她穿重樣兒的衣服，兩人閒聊的話題還添上了化妝品。有一回，老鄉大姐突然盯著張劼穎看，誇她“皮膚好”。話題最終落到了城裡和鄉下的天氣對皮膚影響的差別上。
“他們和我們沒那麼不一樣。”張劼穎說。
但他們沒幾個人坐過地鐵和公交車，也沒人踏足過這城市著名的旅遊景點。只有一個拾荒者順口提到，自己曾經翻牆進過頤和園，“省下了票錢”。
這些人偶爾湊在一起讀收來的舊報紙。一次，大夥兒討論一則電信詐騙案。有人說，“騙子怎麼這麼壞”。還有人笑，“這些城裡的老人，怎麼這麼容易上當受騙”。
張劼穎發現，他們不大關注明星和娛樂新聞。時政類的消息倒是會看，但還是更關心和生活有關的事。年紀輕的喜歡說些創業話題，年長的，會拉著張劼穎談論子女教育。不止一人問張劼穎：“能不能跟我家孩子聊聊？”
沒人提過具體的要求，比如介紹學習方法或列一份書目。他們只是想有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能讓自家娃接觸一下。
那段時間，張劼穎添加了好幾個孩子的聯繫方式，有的在父母身邊，有的在老家，但QQ對話框除了問好，就只剩一片空白。“那些孩子也並不是真的想跟你聊。”這是張劼穎多年後的感慨。
四川巴中來的王大哥曾告訴她，自己有個在老家當校長的父親和一個當老師的大哥，姐姐在成都做生意，“又自豪，又有點矛盾複雜的情緒”。
王大哥時不時會發短信給老家的兩個女兒，提醒她們好好學習，也經常打電話到學校。有一回他過年回老家，先去網吧門口蹲守，看孩子會不會瞞著他逃學上網。
蹲了兩天沒堵到人，他回家又詐兩個孩子，“聽說你們總去上網”。女兒們回答“根本不可能”，他這才放心。
王大哥在老家附近的縣城買了一套“電梯房”，鄰居問他在哪裡發財，他回答北京，又問做什麼營生，他就含糊了。
“在這老家新樓房，他是一個縣城居民……在這新房子裡，垃圾是用來丟棄的，而不是回收的。”張劼穎在書中寫道。
也有人把孩子帶在身邊，比如來自四川儀隴的小張。小張的兒子“在垃圾堆中長大”，不到1歲就坐在父親收垃圾的三輪車裡來回搖晃，大一點開始在院子裡瘋玩，“把垃圾場當作遊樂園”，“檯秤是他的鞦韆，貨架是他的滑梯”。孩子性格開朗，長到3歲也沒生過什麼病。
當時的張劼穎很疑惑，“這麼髒的環境能育兒嗎”，母親沒有產檢過，孩子也沒有打過預防針。11年之後她的想法變了，“我自己有孩子之後，才發現他們的選擇其實已經是當下最好的了。母子不用被迫分離，尤其是孩子那麼小。”
小張家的孩子最後還是送回了老家，老鄉大姐留在老家的兒女，反倒接來身邊。屋裡多了兩個小孩，她“開朗了許多，話也多了”，就連對張劼穎的態度都“不一樣了”。
賺一點在這個城市生存的權利
小張在中專學的是糧食調度，還沒畢業，糧站就都不存在了。他退了學，去北方的大城市闖蕩，最終投奔了拾荒的姐姐，跟著入了行。
小張原本每天要趕去一個離他住處四五公里的高檔小區，幫著物業把小區的垃圾裝進環衛部門的垃圾車裡，其中可回收的部分歸他。這個活兒是他每月花幾十元跟物業承包來的。比起到處翻垃圾箱，“包小區”的收入要穩定一些。
這個80後的年輕人一直想著轉行，他曾帶著老婆孩子一起回老家打工、開店，臨走前向張劼穎道別：“以後就不回來了。”
但他還是回來了，老婆生了二孩，他需要賺更多錢，回到原先的小區繼續收垃圾，這次，物業沒跟他要錢。
原來，他走以後，小區還得調人一大早去裝運垃圾，物業人手緊張，又不願專門花錢僱人。只要小張肯回來，每天早上繼續幫他們搬運裝車就可以了。
後來她輾轉聽說，小張跟人合買了車，開始從回收中心收垃圾。
開廢品回收中心的王超進城10年了。他記得小時候，學校老師嚇唬學生最常說的一句話，是“不好好學習，長大了收破爛、掃大街”。
2005年王超17歲，在他的家鄉，很多人進了城，以收廢品為生。有個做這行的朋友叫王超去幫忙，他還納悶，“收這個也能養家餬口”。
入行前，他怕會叫人瞧不起，13年後，這份顧慮沒能完全消除。即便他從沒真正遇到過異樣眼神，也沒聽到不好聽的話，但負面的想象總在他心頭飄著。
“其實老師不應該這樣說，這些工作沒什麼低人一等的地方。”如今年過30的王超感慨，“而且，收廢品甚至還是整個城市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2005年夏天，王超先是跟著朋友做廢品的回收和分類，去一些長期合作的企業或單位回收塑料瓶。不到一年，他開了自己的回收小店，成了當時那家廢品回收市場裡最年輕的店主。
剛開始他不懂行情，值2元多的塑料膜，3元收了，“對方說什麼價就是什麼價”。
如今在他的廢品回收中心，收來的塑料廢棄物會被清洗分類，運往河北等地的工廠，做成生產原料。王超和許多廠家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一年的純利潤大約有七八萬元。
大多數拾荒者沒有營業執照，也沒有被納入監管。“廢品經濟是非正式經濟中的一種。”胡嘉明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他們的資本很少，利潤也很微薄。城市夾層的中下階層裡，其實存在很大的非正式經濟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拾荒者想要賺一點生活費，也賺一點在這個城市生存的權利。”
僅在北京，2014年就有大約二三十萬名農民工成為拾荒者，參與到這項非正式經濟中來。
“中國的廢品回收率其實是很高的，回收的種類也很多，在世界上都是領先的。”常年推廣垃圾分類的環保志願者陳立雯說。據她介紹，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廢品回收工作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拾荒者出現，參與到城市生活被摺疊的這一部分當中。
“中國絕大多數人都誤以為，日本或其他發達國家廢品回收率比我們的好。其實在中國，廢品回收才是真正的垃圾分類。”陳立雯說，“這些從事廢品回收的外來打工者，實際上對中國垃圾回收率的提高，作了很大的貢獻。”
大多數拾荒者是一個人或夫妻二人，與其他進城務工人員相比，他們的居住環境更糟糕。冷水村的拾荒者住處沒有廁所，許多戶共用一個旱廁，定期打掃清理。有些拾荒者的孩子假期到父母身邊暫住，發現所謂在大城市打拼的父母，日子過得還不如在鄉下舒適愜意。
分揀垃圾需要場地，城市的中心地帶很難找到合適的地方，這使得他們必須選擇“邊緣”。當城市擴張時，拾荒者被推著向外遷移。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北京拾荒者的主要活動範圍從三環一直外遷到七環。
收垃圾的地方和分揀垃圾的地方離得越來越遠，相應的成本也越來越高。
陳立雯提到，廢品回收幾乎持續了10年的黃金期，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放緩，一同消退了。北京五環路和六環路之間的廢品回收市場大多已經關閉，許多規模比較小的回收站也消失了。陳立雯2016年去訪談調研的時候，得知大概有50%左右的拾荒者離開或轉行。前不久她再去，這個數字成了75%。
陳立雯不希望那些原本可以被回收利用的垃圾，最終被填埋或焚燒，“原有的廢品回收體系在瓦解，新的體系如果銜接不上，就會出現斷層”。
王超堅持下來了。不久前中國停止進口洋垃圾，他意識到轉機，一些能夠做成生產原料的回收物品價格提高了。
他曾試著做過一陣子電商，但最終還是把網店轉讓給親戚，“習慣了，不想轉行了”。
大多拾荒者入行是為了餬口，也有人是不喜歡朝九晚五地打工。張劼穎和胡嘉明的書裡提到，有拾荒者在冷水村待到“村支書都換了好幾任”，有收容遣送制度的年代，他兩次被送回老家，又回來繼續收廢品。他說這一行最大的好處就是想開工就開工，自由支配時間。
但王超發現，自己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少了，“沒上工就沒有收入，開支還很大”。為了不被市場淘汰，他每天從早幹到晚，全年無休。
開放，也封閉
在胡嘉明的印象裡，很多拾荒者家庭起初並不願意受訪。她和張劼穎好不容易找到一個接受他們進入的院子。那個院子有12戶人家，其中10戶都是都是收廢品的。
老鄉大姐也住在一個這樣的院子裡，起初她不承認自己是個拾荒者。她的老公是建築工人，工作是拆掉廢棄的房屋。拆房子的過程會產生大量可回收的垃圾，成為這個家庭的收入來源之一。
張劼穎曾指著院子裡堆著的廢品問老鄉大姐：“你是不是幹這個的？”對方搖頭：“不是的。”問了幾次都如此。
直到有一天，張劼穎看到老鄉大姐蹬著三輪車進了院子，車斗裡裝滿了生活垃圾。
當時情境下，張劼穎決定不湊上去追問，一種“微妙的尷尬”存在於兩人不小心交匯的眼神中，張劼穎急忙“跑開了”。
“沒有必要去刺傷她的自尊心。”她說。
老鄉大姐最後在閒聊時告訴張劼穎，自己沒事兒時也會去“撿破爛”，又專門強調，去的次數“不多”。
整個調研過程持續了數年，張劼穎與許多拾荒者建立了信任關係，老鄉大姐是其中最讓她感到艱難的一位。
在社會學的術語中，這種與調研對象建立信任關係的過程，被稱為“進入”。張劼穎用了半年多，才一步一步進入了拾荒者的生活。“讓他們足夠信任你，願意給你提供研究的信息。”
進入的過程，首先要進門。拾荒者合住的院子很少會關上大門，院子裡有處理廢品的大片空地。張劼穎走進去，看到有人正在忙碌，就會上前打個招呼，“大哥您是哪裡人”“你今天生意還不錯吧”。
她花了大量的時間在冷水村裡“混臉熟”，或是在村裡走來走去，或是在小賣部門口坐著，“讓這裡的人知道，哦，有這麼一個人”。後來她走進那些陌生的院子，會看到一些並不陌生的臉。也有人對她產生了好奇，主動問她是來做什麼的，從哪裡來的。
後來，張劼穎去過許多農村和小鎮，她漸漸發現，拾荒者群體既不像傳統的農村居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如果趕上飯點兒，村民十有八九會開口邀請她一起吃，可再熟悉的拾荒者也很少向她發出過邀請。
有一回，老鄉大姐端著麵碗，一邊吃一邊和她聊，沒問她一句。
“這一點和他們在農村的時候不一樣。”張劼穎有些感慨地回憶，“或許因為他們住的地方都特別小，吃得也極其簡單，所以他們覺得，不是能夠招待人的樣子，還不如不要招待。”
她還有個猜測：“也可能是他們沒把這兒當家，你去他們家，是客人，要招待，可這兒是工作的地方。”
拾荒者圓大爺邀請過她，張劼穎沒有真的坐下來吃。這位老人進城幾十年，一家子四世同堂，都在冷水村。
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各有各的小營生，老兩口拾荒貼補家用。他頭髮花白，披著洗到褪色的軍大衣，像是隨時準備彎腰撿起礦泉水瓶子。
張劼穎記得，有一次，她和一個院子的4戶人家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可某天她踏進院子後，4家人都告訴她，“你以後不要再來了”。
“很突然，把我之前送給他們的禮物也全部都扔回到了我身上。”她有點難過，儘管訪談和調查確實帶有目的性，但在過程中她付出的感情是真實的，“我是真誠地希望跟他們交朋友。”
她開始思考“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應，他們在面臨什麼”，這種思考和追問本身也成了研究的一部分。這4戶人家是互相認識的，一個院子就是一個小型的社群關係，住在一個院裡的拾荒者既是鄰居，也是老鄉、朋友、同行，形成很緊密的網絡。於是會出現這種“一家拒絕你，等於一個院子一起拒絕你”的現象。
張劼穎猜，他們之間肯定通過氣。“比如某天有人說，這個學生寫的事，也許對我們並不好。其他的人可能會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敞開著院門，緊閉著房門；聊工作時含蓄，聊家長裡短時健談；他們面對陌生人時看似熱情，但保持著距離。
“拾荒者活得比較小心翼翼，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城市邊緣，是隨時可能被踢走的。”張劼穎說。
更多人還是選擇了信任這兩位年輕的學者。用馬大姐的話說，“你如果不是學生，我根本不讓你進門”。
馬大姐的兒子在城裡讀完了小學才回老家，孩子在她身邊的時候，她堅決不讓兒子碰一下廢品。有一次，兒子想幫忙收拾一下收回來的塑料瓶，她當場就發火了。
她想讓兒子讀書、考大學，再也不要做自己這一行了。
本文由中國青年報獨立出品，首發在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及頭條號，加入樹木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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