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司徒琳教授認為，“內陸亞洲”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方史學界研究清代中國歷史的一個核心概念，它構成“新清史”的理論基礎，即漢化不是清代歷史的主要演變趨勢，滿洲人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充滿了“內陸亞洲”民族的特色；他們建立的清朝保持了鮮明的“內陸亞洲”特點，而不是漢化特點；這使得滿洲人更容易獲得“內陸亞洲”諸多民族的認同和支持，並以此為基礎，建立了一個強大王朝，實現了對中國的統治。因此，如何看待“內陸亞洲”因素，便成為剖析“新清史”的關鍵所在。
將“內陸亞洲”視為基礎概念
所謂“內陸亞洲”，主要指西起伏爾加河，東至興安嶺之間的廣闊區域。較早關注這一概念的是歐文·拉鐵摩爾，他從經濟發展這一視角出發，將長城沿線的邊疆地區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貯存地”，這一地區與中國內地之間在經濟上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他所理解的“內陸亞洲”包括中國長城以外的內蒙古、外蒙古、東北、新疆乃至西藏。與拉鐵摩爾不同，傅禮初試圖將這一概念引入世界史之中，更傾向於把“內陸亞洲”看作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而不僅僅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並探討這一地區自身歷史發展的規律。在傅禮初看來，“內陸亞洲”由很多不同的地區組成，每個地區都有自己歷史發展的動力和內在因素，但在16世紀至18世紀，歐亞大陸的各個地區呈現出一種平行的整體史的發展規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清史”學者，則把“內陸亞洲”當作基礎概念，他們抓住了以往史學研究對邊疆民族歷史過於邊緣化這一缺陷，通過對諸多民族語言文字資料的研究，探索滿洲、蒙古、西藏等地的歷史，及其與漢族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不同。由此，“內陸亞洲”從一個地理單元轉變成一個政治的、文化的單元，擁有了完全不同於中原漢地的內在特質。在“新清史”學者看來，大清王朝（或者說大清帝國），是由“內陸亞洲”和“內地”兩部分組成的，滿洲人對“內陸亞洲”的特性具有天然的親合力和認同，而與漢族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新清史”的倡導者認為，清朝採取的理藩院等制度，是解決與“內陸亞洲”民族之間政治認同的關鍵措施；清朝統治者對漢文化的接受與推崇、對漢族的籠絡政策，則是一種戰略上的考量和手段，旨在為政治統治服務，而非心甘情願地主動“漢化”。
忽視漢族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新清史”這種思維的邏輯結果必然是：清朝統治者只有獲得在“內陸亞洲”地區的成功，才能獲得在中國的成功，或者說，在“內陸亞洲”的成功是清朝建立和強盛的基礎和關鍵因素。於是，一種以解構“漢化觀”為目的的史學觀念得以建立，並對清代政治史研究產生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清代中國東、南、西、北各個邊疆地區的研究成為熱點；每個邊疆地區都被作為一個區域史研究的對象，來探討它們與“中國”以外地區內在的經濟、文化聯繫，以及與“中國”的不同；清代諸多歷史問題的研究都開始到“內陸亞洲”特性中尋找解釋和答案。
然而，“新清史”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即漢族在大清王朝中的作用。漢族佔清朝人口95%以上，擁有經濟和文化優勢，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大清王朝歷史的構建中被忽略掉。
滿洲人在入關前後的統一戰爭中，並沒有征服全部蒙古族，而只是藉助於東部地區少部分蒙古族的力量，以此形成的滿蒙聯合力量非常有限。相反，藉助漢族的力量，對滿洲的成功顯得更加重要。
過多的實例不必一一列舉。雖然滿洲人贏得了部分蒙古人的效忠，但遠遠不足以在全中國範圍內形成軍事優勢。可以說，在清朝近300年的統治中，每次嚴重危機的化解，都離不開漢族的身影。如果沒有漢族的加盟，他們的宏業是難以想象的。因此，清朝統一宏業的完成，不僅依賴於滿蒙之間的親密關係，更主要依靠滿漢之間的聯盟。
入關前未在“內陸亞洲”取得成功
“新清史”的一個主要觀點是，清朝之所以能夠建立一個龐大的帝國，主要得益於在“內陸亞洲”的成功，而非以往所說的漢化的結果。在沒有一個明確標準的前提下，滿洲人是否漢化，筆者姑且不論，但毫無疑問，清朝在“內陸亞洲”的成功並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長期的、逐步實現的過程，並且是入主中原後才取得的結果。
清朝入主中原前，並沒有真正征服“內陸亞洲”地區。雖然努爾哈赤、皇太極一直採取各種措施來構建滿蒙聯盟，但實際上真正與滿洲人建立了聯盟關係的，只是東部的科爾沁蒙古。蒙古人分佈的地域極其遼闊，各部落之間關係複雜，元代以後的蒙古並沒有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統一，而是各自為政，滿蒙聯盟也只能是與其中一部分蒙古族結盟而已。
雖然皇太極時期的三次遠征擊潰了以察哈爾部為主的林丹汗勢力，但漠北的喀爾喀蒙古和漠西的厄魯特蒙古各部仍有強大力量，他們是滿洲人在“內陸亞洲”地區爭奪霸權的主要競爭者。厄魯特蒙古各部尤其如此，不僅實力強大，而且是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的忠實擁護者。當滿洲人忙於征服全中國的戰爭、不惜一切代價與吳三桂等進行鏖戰時，一個與黃教聯盟的準噶爾汗國勢力迅速上升。他們征服南疆的穆斯林，擊敗西部的哈薩克，甚至阻擋了正在東進的俄國哥薩克騎兵，確立了在“內陸亞洲”的霸權。
清朝入關之初，直至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仍遠未取得在“內陸亞洲”地區的成功。1675年的布爾尼之亂，證明了滿蒙聯盟的脆弱性，也說明清朝在“內陸亞洲”的統治遠未穩定，尚未取得成功。從康熙到乾隆，三代皇帝用了近80年時間才擊敗所有蒙古人。在此期間，滿洲人與漢族的聯盟、清朝在內地的統治已經獲得極大成功，甚至達到盛世局面。
漢族的支持對清朝更為重要
清朝在“內陸亞洲”的統治之所以取得成功，究其原因，不僅在於滿洲人自身與蒙古人相接近的特性，更重要的是獲得了漢族的認同和支持。如果沒有從中原、江南等地獲得的巨大支持，清朝征服蒙古的戰爭是難以想象的，也不可能在“內陸亞洲”建立霸權。
雍正年間，清朝一直秘密籌備在西北與準部進行決戰，這也是軍機處成立的最初目的。雍正皇帝為籌備西北戰事到底花了多少錢，耗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至今仍是一個謎團。乾隆時期，清朝擊敗準部、回部的戰爭，共花費2000多萬兩銀子。乾隆帝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表示，這種財政支出與雍正時期在西北地區的耗費相比，已節省很多。
因此，滿洲人的戰爭是依靠其不斷擴大的聯盟來獲勝的。戰爭的長期性和巨大耗費，決定了清朝只有在平定中國南方各地的敵對勢力、取得統治權後，在具備堅實的滿漢聯盟以及由此而來的充裕財政支持後，才有能力展開與準噶爾爭奪“內陸亞洲”霸權的戰爭。張勉治指出，乾隆前三次南巡都有西北戰事的背景，在南方獲得諸多鹽商的資金報效，這些資金被用於西北戰事。在整個18世紀，清朝從內地獲得的資金，僅捐納一項就不下1000萬兩白銀。如果沒有這種強大的經濟支持，清朝在“內陸亞洲”的成功是難以實現的。滿洲人與漢族的聯盟，並得到內地的支持，才是其在“內陸亞洲”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並不存在統一的“內陸亞洲”
從拉鐵摩爾到傅禮初，再到“新清史”的各位代表，他們對“內陸亞洲”的認識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甚至對其地理範圍也各有說法，與之相關的概念還有“亞洲腹地”、“中亞”、“中央歐亞”、“阿爾泰地區”等。僅從這些概念的分歧，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地域歷史文化的複雜性。
實際上，並不存在一個有確切政治意義的“內陸亞洲”。羅友枝等人強調的“內陸亞洲”特性，主要著眼於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這是這些民族獲得政治認同的基礎，就像乾隆皇帝被視為很多象徵：滿蒙的大汗、藏傳佛教的活佛、漢族的皇帝等等。乾隆甚至在平定回部後，娶了和卓家族的一位女子作為妃子（容妃），希望以此獲得回部的認同。但是，正如歐立德、米華健所說，清朝並沒有找到一個解決伊斯蘭教眾認同的方法，滿洲人對穆斯林的統治並不成功。這個例子也說明，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內陸亞洲”，滿、蒙、藏、維、哈薩克、布魯特等，都有各自的宗教、文化和價值取向，滿洲人甚至無法取得所有蒙古人的認同。
“新清史”一直致力於構建一個具有自身獨特意識形態的滿洲形象，並且認為這種意識形態也一定具有強烈的“內陸亞洲”特性，完全不同於漢族的儒家文化。然而，在滿洲人的文化中，哪些可以被視為意識形態呢？是羅友枝所說的滿洲禮儀、薩滿教、藏傳佛教，還是張勉治所說的“勤政”、“忠誠”、“勇敢”、“滿洲至上”？我們知道，滿洲人最大的優點就在於善於學習和利用，他們總是通過勤奮地學習，掌握其他民族的思想精華，在每個民族的信仰中佔據制高點。
與13世紀蒙古人席捲亞歐大陸的征服戰爭不同，滿洲人從入關平定中原到征服內亞，其戰爭是靠不斷擴大的聯盟來獲勝的。按照美國學者巴菲爾德的觀點，起源於中國東北地區的鮮卑、契丹、女真、滿洲等民族屬於農耕和遊牧以外的第三類民族，其經濟生活方式兼有狩獵、採集和農耕。而且巴菲爾德指出，這裡的民族總是在農業、遊牧兩種政權互相削弱、同時衰落的時候，依賴於與其他民族的聯盟，乘機入主中原，取得政治和軍事上的勝利。1761年，在徹底征服準噶爾蒙古後，清軍在格登山立碑而返，之前乾隆帝還堅決拒絕了哈薩克、布魯特等要求歸化於清朝的請求，滿洲人對內陸亞洲地區並沒有更大的興趣。
因此，“內陸亞洲”並非一個統一的政治概念，當地各個民族也沒有統一的特性和價值取向。
“內陸亞洲”的視野有利於我們審視邊疆地區各民族的特點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作用，更加全方位地理解每一個民族的歷史，有利於我們打破“大漢族主義”史觀的侷限。然而，漢族是中國歷史的主體力量，這種客觀史實當然不能被忽略。中國邊疆各民族與漢族之間是互相依存的關係，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更不是截然對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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