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的這一篇讀書報告是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等譯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是作者於1993年在美國著名季刊《外交》上發表的文章《文明的衝突？》之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爭論後寫的，可以說既是對其1993年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又是對這種爭論的回應。
為什麼作者在1993年所發表的文章和1996年所寫的書在世界當中所引起的反響如此強烈，甚至時至今日老師還推薦我們看這本書，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1989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著美國贏得了冷戰的勝利，在該世紀當中，美國通過1918年，1945年的勝利由地區性的強國成為世界的兩大超級大國之一，最後又通過40多年同蘇聯在各方面的對決擊垮了其最大的敵人，成為了當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那個時代的美國，可以用兩句唐詩來形容：“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其中最能代表當時美國人心態的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了，他於1989年夏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主要論點是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並因此構成了“歷史的終結”。福山的言論在當時也引發了很強烈的反響，不過同亨廷頓的文章不同，福山贏得了很多西方人的贊同和認可，而亨廷頓則更多的引來的是西方和其他國家對其的批評和爭議，尤其是中國和穆斯林國家。但是實際上比較亨廷頓和福山，客觀來說，亨廷頓更加的務實，當然，對非西方國家的危險性也更高。在20世紀所發生的兩次大戰和冷戰之後，都出現了類似福山的言論。但是，這些理想主義的言論很快就被歷史的現實打臉，一戰結束後很多人都認為世界將會實現大同，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得到了多少稱讚與褒揚，但是那些人所想的大同社會並沒有到來，他們反而等來的是比一戰更加殘酷，死亡人數更多，影響範圍更大的二戰。二戰結束的最初幾年裡許多人也是設想著將來的世界會實現永久的和平，再也不會爆發戰爭，結果等來他們的卻是核威懾與局部戰爭構成的冷戰。現在冷戰結束了，又有人提出來冷戰後的世界將會實現和諧，但是作為事後諸葛亮，我們在20多年之後看這個世界也並沒有像那些人期待的那樣和平，也沒有實現所謂的“歷史的終結”。
與這些理想主義者相對應的是像斐迪南·福煦、喬治·凱南、塞繆爾·亨廷頓這樣的現實主義者。這些人說的話在當時勝利的氣氛下確實很不中聽，甚至有些刺耳，但是歷史的發展確實如他們所推測或他們會推動相關的歷史進程的發展。福煦在評論巴黎和會的時候說：這不是和平，這是二十年休戰。”結果二戰在巴黎和會召開20年後的1939年爆發；喬治·凱南在二戰剛剛勝利的1946年就在莫斯科發出了那封冷戰史上極其重要的8000字電報，為冷戰美國的外交政策確定基調達40多年，並且該戰略成功的在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當中得到了充分的應用。而且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47年，喬治·凱南以“X”的署名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進一步深化了他的“遏制戰略”理論，這一年，離二戰結束僅有兩年；而在蘇聯解體之後的兩年，又有一個學者在同樣的雜誌上發表了跟凱南當年一樣具有轟動性的文章，又在1996年深化了其理論，將該文章出版成書，而且該書內容之重要性我認為不亞於8000字電報，值得好好研究。
我認為該書最核心的部分是作者提出的4大理論，接下來我將依次敘述這4大核心觀點。
第一是冷戰結束之後我們應該以怎樣的範式來看待我們的這個世界，他提出了四大範式。範式一：一個歡欣而和諧的世界，但是他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者認為這顯然距離現實太遙遠，不能對冷戰後世界作有用的指導。[1]範式二：兩個世界，我們和他們，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但他也認為世界太複雜，以致不能簡單地在經濟上把它劃分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劃分為東方和西方，就大多數目的而言，這樣的想象是毫無意義的。[2]範式三：或多或少184個國家，但是這樣分太複雜，因為各種複雜的、多層次的國際秩序的出現已經更加接近於中世紀時期的情況。[3]範式四：完全的混亂，但是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無區別的無政府狀態，幾乎沒有提供任何線索可以用來理解世界。[4]在連續否決了這四大範式之後，他提出了自己所認為應當怎樣看待冷戰之後世界的範式：即文明範式，他將現在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七大或八大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劃分是因為他認為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5]中華、印度、伊斯蘭、東正教、西方文明都是相關宗教的源流和核心地區，日本文明是中華儒教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本土文明的混合體，拉丁美洲文明則屬於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個分支。非洲地區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均對這個大陸有一定影響，但是影響都沒有涉及到整個非洲大陸，即該地區還沒有形成一個統合的核心宗教（文明），且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並不能像日本可以將中華儒教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其自身文明融合到一塊兒，所以亨廷頓先生只能說非洲文明可能存在而不是一定存在。所以說，宗教對作者的理論構建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在宗教史課上老師給我們推薦這本書的一個原因吧。而用作者提倡的這個範式看待冷戰之後的世界既不像184個國家那樣複雜，又不會像區分我們和他們那樣簡單，這種範式有其合理性。不過，以文明為視角來看待這個世界在政治學當中比較少見，但是在歷史學範疇之內則比較常見。比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布羅代爾的《文明史》，都是歷史學以文明為視角進行相關問題研究的名著。因此，作者在這本書中將歷史學常用理論應用進國際關係政治學當中，也不失為一種創新。
第二是作者提出來的現代化不等於西化這個觀點。冷戰勝利之後甚至到現在，西方當中很多人都提出來普世主義與普世價值觀，認為西方文明是一種普世的文明，其他所有文明都應該學習，模仿西方，只有先西化，才可以現代化，作者對這種觀點持批判態度，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清醒。作者首先將現代化與西化進行定義，認為現代化包括以下七個方面：工業化、城市化、識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會動員程度的提高以及更復雜的和更多樣化的職業結構；西化包括以下八個方面：古典遺產、天主教和新教、歐洲語言、精神權威和世俗權威的分離、法治、社會多元主義、代議機構以及個人主義。[6]之後作者將其他文明對西方和現代化的回應歸納為三種，第一種即拒絕主義。代表國家為1542年到1868年的日本以及1840年前的中國，這兩種國家均拒絕一切西方和現代的東西，結果在19世紀都不得不放棄堅持純粹的拒絕主義戰略，這在客觀上也證明了拒絕主義的失敗。第二種即凱末爾主義，即擁護現代化和西方化。代表國家為土耳其，當然19世紀末中國和日本的一些知識分子也倡導這一觀點。這樣的國家雖然會實現一定程度的現代化和西化，但是在想融入西方的過程當中西方不願意接納這樣的國家，而且凱末爾主義也會導致國內精英分子與堅持本民族自身文化的民眾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的對立與分裂，連現在最世俗化的土耳其在埃爾多安的領導下也有一些逆凱末爾主義的趨勢，在土耳其近年來也發生了伊斯蘭宗教方面的復興運動。因此，我認為凱末爾主義在將來也是行不通的。第三種則是改良主義，代表國家為1868年之後的日本，這種主義倡導的是接受現代化，但不接受西化，並且保留自己的文化。我認為這條道路是可行的，因為日本這個國家現在的發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7]
用圖表示就是本書54頁的這幅圖，A點表示的是拒絕主義，既不現代化也不西化，B點為理想化的凱末爾主義，兩者均推進成功，而C點代表的是理想化的改良主義，可以看出西化水平是0但是現代化卻得到大幅推進，D點則表示的是隻進行西化但是不進行現代化的模式，最有意思的是E點，也是在不斷的現代化，但是西化水平先不斷上升到一個峰值後開始回落，我認為這應該是現實當中的改良主義。[8]作者也就為什麼回落的原因進行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這是由兩個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是由於現代化導致該非西方文明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增長，使得該文明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得到提升，相對應的會導致該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復興，第二是由於現代化導致大量鄉村人口進入城市，導致社會方面的異化和認同危機，這些從鄉村來到城市的人口便會在新環境中尋求宗教從而找到一種歸屬感，來更好的和更高效的適應這樣的環境，而這也會帶來該文明文化和宗教的復興。[9]中國現在傳統文化的復興也是符合作者這一理論的。而作者認為現代化不等於西化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共鳴。1997年，中國學者羅榮渠就指出：用“現代化”概念來取代“西化”概念，這絕不僅是一個修辭上的問題，而是對觀察現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論”觀點的修正和突破。[10]在這一點上，中國大多數學者與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
第三個觀點，作者就要開始劃分陣營，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也是在該書當中最受中國學者抨擊的內容。作者在文中用很大篇幅論述這一觀點，他將自己劃分的文明分為三類，即西方文明及其盟友文明，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的文明，以及在西方文明及其盟友文明和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的文明之間搖擺不定的文明。由於非洲文明是否存在還是一個問題，暫時不納入討論範圍，在剩下的七大文明當中，作者認為屬於西方文明陣營的除了其本身之外，拉丁美洲文明由於有著與西方文明相同的宗教，是西方文明的支系，也是西方文明最堅定的盟友，並應該想辦法將日本文明納入西方文明陣營當中並且防止中華文明對日本文明進行整合；印度教文明和東正教文明應該是在西方文明陣營和對其構成威脅的文明陣營之間左右搖擺的文明；而作者非常明確的將中華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定義為西方文明的威脅，並且對這兩種文明對西方文明威脅之處進行分析。概括總結作者的觀點，伊斯蘭文明對於西方最大的威脅就是在西方人口增長已經非常不振的情況下伊斯蘭文明的人口出現了激增，而且這是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趨勢，青年人在該文明社會的人口比例迅速增加，會出現三種對西方文明的不利影響：青年人是反抗、不穩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1979年伊朗革命同伊朗當時人口激增有著密切關聯，而這一革命使得伊朗從親美倒向反美；伊斯蘭青年在伊斯蘭教復興中打下自己的印記，推進其宗教復興；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資源，因此來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長的社會的人們傾向於向外擴張，佔領領土，向其他人口變動較小的民族施加壓力。[11]根據作者這樣的模型推演，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接壤，所以伊斯蘭文明很有可能向西方文明施加壓力從而成為其威脅。中華文明成為西方文明威脅的原因是源於中國改革開放後在經濟層面的崛起，使得中國可以不斷將其經濟資源轉化為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而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在地緣上和在戰略上會打破東亞地區的均勢，甚至還會構建其在東亞的霸權，這是美國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美國是最不能容許在歐洲和東亞這兩個地方出現支配性國家的，為此曾不惜參與世界大戰來阻止德國支配歐洲。因此，作者提出一個問題即中國的霸權，究竟是均勢還是搭車？作者的分析是：如果美國不承擔主要義務或未表現出重大決心，日本很可能會順應中國，在歷史上，日本往往與有關的支配力量結盟以尋求自身的安全，日本將會採取搭車而非均勢，但或許日本會盡可能長時間地避免明確地回答這些問題。[12]相反，印度尼西亞和越南將採取均勢來平衡遏制中國，美國也應該採取均勢而不是搭車的相關策略去平衡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問題是該怎樣平衡，這裡又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美國與像越南、菲律賓、印尼這樣的國家結盟，來用均勢平衡中國的力量；另一種是美國並不把中國視為直接對手，而促進中國與日本的均勢，並從中得到好處，作者建議美國選擇第二種均勢方法，因為不論中國還是日本中的任何一個變的過於強大都會對美國構成威脅。[13]而且，作者又提出來要密切關注儒教——伊斯蘭教國家之間的聯繫，在這種聯繫當中，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國的密切關係是合作的核心，作者甚至提出來德黑蘭——伊斯蘭堡——北京軸心的概念。[14]這也是遭到中國學者極力抨擊的觀點。
第四個核心論點就是作者對於斷層線戰爭的相關論述，作者認為將來世界上發生的衝突將更重要的集中在文明之間尤其是敵對文明之間的分界線上，關於斷層線戰爭可以用該模型加以概括：
即A1與B1為處在文明斷層線上的不同文明族群，他們之間爆發了衝突，Ad與Bd為雙方在國外的一些居住者，當A1與B1兩國家或地區發生衝突時，這些居住者會對自身文明地提供經濟、政治、人力方面的支持。A2 、B2為各自文明中的區域性大國，A3、B3則為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國家也就是全球性大國。除A1、B1外，同等級之間的不同文明國家會通過相互談判的方式尋求利益共同點，達成妥協，並且利用自身在文明內部的或絕對或相對的影響力呼籲下一層級的同文明國家或地區採取剋制並且提供給下一層級文明國家或地區以支持。在文明斷層線之間的各小國或者是不同文明族群的的衝突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地區性或國際性的大國博弈有相關聯繫，大國可以根據自身利益來讓斷層線戰爭擴大或者減少甚至停止，通過增加或減少對下一層級國家或地區的支持來達到這一點，大國對斷層線戰爭具有主導地位，但是在斷層線之間的國家或地區對大國也具有反作用，因為大國雖然可以控制其戰爭的範圍烈度，但是不能控制其爆發，A1與B1的突然衝突可能會讓大國之間措手不及，甚至會讓原本相互友善的文明核心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改變，因此作者認為，將來的戰爭是文明之間的戰爭。[15]
以上是我認為本書當中最核心的四大論點，這些論點雖然很有爭議性，尤其是對中國來說，畢竟如果美國政府採納了作者的相關論點，那麼中國的崛起將會受到來自美國甚至西方世界的極大的阻力，這將對我國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但是我也非常敬佩作者的冷靜，在冷戰剛剛結束，美國大多數人都已經忘乎所以，美國偉大的聲音不絕於耳時，作者卻在尋找美國的潛在威脅和潛在對手，甚至認為1990年代的西方相對於1900年代的西方已經非常衰落了。都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以作者為代表的美國人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是非常令人欽佩的，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以死亡262人的極低代價便推翻了薩達姆政權，但是軍方在當年的評估報告並沒有鼓吹美軍多麼強大，而是分析該戰爭當中美軍的教訓，這與冷戰勝利後亨廷頓尋找潛在戰略對手有著很大的相同點，他們都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中國現在確實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加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更需要冷靜，既不能妄自菲薄，但更不能妄自尊大，中國人在批判作者觀點的同時，我認為更應該學習的是作者清醒的頭腦，獨立的判斷以及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精神，這對當代的中國人大有裨益。
[1]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0頁。
[2]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3]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3頁。
[4]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14頁。
[5]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26頁。
[6]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47-50
頁。
[7]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51-54
頁。
[8]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54
頁。
[9]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55-56
頁。
[10] 羅榮渠：《現代化新論續篇——東亞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9-21頁。
[11]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97-98頁。
[12]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211-213頁。
[13]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208-211頁。
[14]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214頁。
[15]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年，第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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