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由人組成，人會生病，城市也一樣會生病。
近年來，社會各界圍繞“城市病”的討論不少，一個流行的觀點是，當城市人口增加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高房價、汙染和擁堵等“城市病”，因而在政策上常常會形成以控制人口數量來治病的思路。
但是，在空間均衡的狀態下，發展與人口數量往往是不可分割對立的兩方：一個城市的建設需要勞動力，為了留住勞動力，需要創造宜居環境；一個環境宜居、經濟發達的城市必然對於勞動力有著莫大的吸引力，但人口一旦暴漲，超出了城市的承受範圍，又會破壞城市的和諧氛圍。對於此，許多城市採取的措施是加大制度成本，但這樣一來，不僅社會和諧的目標難以實現，還犧牲了平等和公正。
大城市病要怎麼治？這還要從城市病的根源開始說起。
“怪你太過美麗”
城市就好像是個巨大的“磁場”，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自然資源是最重要的生存資源，靠近山川河流等優越自然資源的村鎮容易吸引周邊的人口聚集，發展為大城鎮。如今，城市的吸引力包括了更多方面，從基礎的城市建設，到中心城市的規模效益、市場效益、信息效益，人才效益、設施效益等。一個完善的城市城市會向外放射出強烈的磁力，吸引著周圍眾多的人力與資源。一旦被吸引到城市裡來，便會被磁化，從而與城市原本擁有的人才與資源一起放射出更強烈的磁力。久而久之，城市規模會越來越大，這也是當今世界上最發達的城市都是超大規模的城市的原因。
然而，大城市病的產生正是因為城市過於“誘人”。對比人口的增長速度，城市建設、資源增長速度較慢，因此一旦有大量的人口湧入城市，城市原本的平衡格局被打破，就會出現大城市病，病徵包括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教育醫療資源緊張等，進而影響城市人的心理，“逃離北上廣”正是這一負反饋的體現。
城市不發展不建設當然不行，建設得“太美好”又會有各種問題，如何解決大城市病呢？
距離產生的不是美，而是成本
說到底，城市的人口數量必須與規模、資源數相匹配。當人口數量增長過快時，就需要有一個新的聚集區來消化新增長的人口，進而發展為新的城市。這就是“反磁力城市”，也是近年來我國多個城市積極發展建設“飛地園區”、“新城”的原因。但為何這些園區和新城的發展多年來一直都不成規模，無法起到紓解中心城市壓力的作用呢？一個重要而常常被忽視的因素是，市場經濟機制下人的行為意願。
以上海為例，上海是即為典型的單一中心結構城市，截止到2017年底，上海中心城區中，虹口、黃浦、靜安三個區的人口密度值在3萬人/平方公里上下，其中虹口區更是達到了3.6萬人/平方公里。與此同時，郊區的人口密度大多在3000人/平方以下，其中崇明僅592人/平方公里。曾有機構對上海中心城區即外環線以內的區及寶山、閔行和浦東新區的外環線以內部分居民進行問卷調查。統計結果顯示，68%的被調查者不願去新城居住，這其中有75.7%的人認為新城與市中心的交通聯繫不便，其它的6個被提及的重要原因分別是新城購物不方便、遠離親友、子女教育設施不理想、文娛設施不足、醫療條件差和就業機會少。直白地說，空間距離增加了新城居民獲取服務和信息的成本。
中鄴觀點：先“反磁力”才能是“城市”
回過頭來看“飛地園區”和“新城”，大部分都在遠離中心城市、配套未完善、資源較貧瘠的地方，由區政府開發、市級機關分頭管理。行政上的不統一導致新城和主城之間缺乏政策合力：市民們常常會看到郊區的某個區域為定義為“新城”，但工業、大學、高等級醫療機構乃至經濟適用房的郊遷，都沒有很好地考慮向重點新城傾斜。
有的城市甚至選擇了多個區域作為新城的發展地點，沒有針對性地進行資源聚焦，導致資源過於分散，無法形成有效的規模放大效應。諸如此類的案例見得多了，“新城”在人們心中更多地變成了一個政策概念，而不是一個全新的宜居地。
“反磁力城市”的前提是“反磁力”，也就是新城必須具有抵抗中心城市磁力的能量。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讓新城的各項功能齊全，並且具備相對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尤其在某些經濟較發達、產業較密集的城市發展的新城，需要有為周邊的經濟體服務的能力。具體到行動上，就是針對性地對新區增加投入、推進體制創新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使其交通更便捷、設施更完善、環境更美好，吸引更多的人到新區就業和居住，吸納各種要素向這裡聚集，讓“新城”成為真正的宜居宜產的城市，而不是隻是政策導向下的搖搖欲墜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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