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有漢字這樣一種 “超語言性”的表意文字作為媒介，“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傳統上在稱呼對方國家的人名地名之類的專屬名詞時不需要直接音譯，而是可以通過本國語音讀出對應的漢字，從而做到了“書同文”。譬如日文對中國的地名完全照搬，“北京”仍然是“北京”，“上海”依舊是“上海”，而中文也不會把日本的“北海道（ほっかいどう，Hokkaido）”稱為“霍凱稻”，更不會把朝鮮與韓國一概根據其英文名稱Korea稱為“高麗”，而是分別採用當地的漢字名稱。當然這裡也有個小小的例外，韓國的首都古代一直叫漢城，因此中文也寫成漢城。但1945年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出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將該市的名稱改為“서울 (Seoul，首都的意思) ”，使其成為朝鮮半島上唯一沒有漢字寫法的城市，因此在2005年以後，應韓國時任漢城市長李明博的要求，中文將其改譯“首爾”。
雖然在二戰結束以後，朝鮮、韓國與越南相繼廢棄了漢字，代之以本民族自創的拼音文字“訓民正音”與拉丁化越南文，在表面上脫離了“漢字文化圈”。但千年以來華夏文化已經浸淫到了三國文化的深處，以致韓語（朝鮮語）和越南語中都有超過一半的詞彙來自漢字，兩種語言裡也分別有一套用來讀漢字的“朝鮮漢字音”與“漢越音”。因此今天韓（朝鮮）文和越南文對中國的稱呼仍然來自漢字“中國”。韓（朝鮮）文稱為“중국”，寫成拉丁字母是“Jungguk”或者“Chungguk”，越南文寫作“Trung Quoc”，拋開上述各種拼寫形式的差異，它們彼此之間以及與日文對“中國”的音讀“Chuugoku”都相當近似，與唐代中原漢語“中國”的讀音“Tiongkuak”也很接近。這當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反映了日、朝（韓）、越都受到盛唐文化的強烈影響，並從唐代漢語引入了漢字讀音的歷史事實。
比較出人意料的是，在“漢字文化圈”之外，目前把中國稱呼為“中國”的還有一個國家：印度尼西亞。
在荷屬東印度時期，荷蘭殖民當局推行明目張膽的種族主義政策，公然規定印尼華人的地位低於西洋人及日本人，這也使當時荷蘭人對華人的稱呼“Cina”，帶上了濃重的歧視意味，從中性詞變成了“支那”。這招致了華人的嚴重反感與抗議，作為反應，主要來自福建的印尼華人用閩南話稱自己的祖國為“Tiongkok（中國，漢語拼音寫作Dionggok）”，稱自己的民族為“Tionghoa（中華，漢語拼音寫作Dionghua）”。
二戰結束後印尼獲得了獨立，在蘇加諾總統的領導下，印尼與中國的關係一度進入蜜月。1950年，當中印兩國締結外交關係時，雙方簽署的正式文件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尼文國名，以後兩國的政府公函都是使用這個術語。但到了1965年蘇哈托發動政變上臺後，印尼國內瀰漫排華情緒，兩國關係急轉直下。作為反華政策的一部分，1967年7月，印尼內閣公然下令，藉口“為了消除我們國家的民族自卑感，並且消除我們部分國民的優越感，”禁止使用“損害印尼民族心理價值”的‘Tiongkok’和‘Tionghoa’的術語”，重新把中國稱呼為“Cina（支那）！同年10月27日，我國政府通過《人民日報》做出了反應，嚴正表示“印尼政府單方面改變中國的國名，是對中國的莫大欺辱，中國人民對印尼政府的不友好措施感到非常憤慨”。幾天之後，中國駐印尼外交人員乘專機回國，兩國外交關係就此中斷。
即使在1990年中國與印尼復交以後，蘇哈托當局仍然頑固拒絕恢復使用“Tiongkok”。作為妥協，印尼當局勉強同意使用“China”，雖然在世界範圍內這是一個對於中國的普遍稱呼，但在印尼特定的歷史背景下，“China”和“Cina”之間的淵源依然使人聯想到了令人不快的“支那”。直到1998年發生“黑色五月”排華浪潮之後，印尼當局長期對華人的歧視政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蘇哈托政權在全世界面前聲名狼藉，並引發了整個華人世界的憤怒抗議。民主改革後新建立的印尼政府為了樹立與獨裁的蘇哈托政權不同的國際形象，並挽回紛紛離國的華人對印尼的信心，終於決定廢棄“Cina”而重新使用“Tiongkok”，自從在2000年的印尼政府工作報告中，瓦希德總統首次明確地重新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連續三任印尼總統（瓦希德、梅加瓦蒂、蘇西洛）都用印尼華人對母國的稱呼“Tiongkok”來稱呼中國。由此，在歷盡幾十年的波折之後，印度尼西亞成為“漢字文化圈”之外罕有的，實現以“名從主人”的方式來稱呼中國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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