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當他受到命運的沉重打擊時，依然以一定程度的優雅和尊嚴應對苦難，對那些境遇比他悲慘的人表示同情，並儘量避免將罪責歸咎於他人。即使他有時表現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在《宋徽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的《結語》部分，著名漢學家伊沛霞寫下了這段話。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中國學者會這樣評價宋徽宗。
評價宋徽宗不是件容易事。在藝術上，他才華逼人，無愧為“天下一人”；在治國上，他又如此無能，給自己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很難將如此極端的兩個特徵，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於是產生了這樣的敘事策略：將宋徽宗簡單化。
關於宋徽宗的記載很多，卻真假難辨。人們為他創造出各種標籤：李後主的轉世靈童、用一萬名少女採陰補陽的好色之徒、被蔡京等奸臣騙得團團轉的傻瓜、橫徵暴斂以供個人享樂的昏君……
簡單化的優點是可以迴避深層追問，以免引起內心不安；而缺點是，在反覆塗抹下，宋徽宗越來越像臉譜，而不像具體的人。
如果不能從人的角度來了解宋徽宗，那麼，我們就永遠無法明白靖康之恥的真實原因，只能用“君王不可多才”“親賢臣，遠小人”“適度野蠻，警惕文弱”等口號自我麻醉，當下一次悲劇到來時，依然束手無策。
不能不欽佩於伊沛霞的努力，在《宋徽宗》這本近600頁的鉅著中，她始終聚焦於人，她帶著讀者超越了憤怒、遺憾、惋惜、嘲諷等簡單情緒，讓我們看到：宋徽宗所面對的，是一個他無法掙脫的困境，這困境深刻地影響了後來一千年的中國歷史。
他的一生並非命中註定
南宋趙溍在《養痾漫筆》中，記下這樣一個傳說：
一次，宋神宗（宋徽宗的父親）至秘書省，看到李後主畫像，為其相貌雅緻再三興嘆。當晚，後宮陳妃子生下一男孩，即後來的宋徽宗。宋徽宗出生時，宋神宗恰好夢到李後主來見他。
趙溍寫道：“（宋徽宗）文采風流，過李（後）主百倍。”
在宋人筆記中，類似記錄常見，它暗示著：宋徽宗並非凡人，他的悲劇早已註定，人力無法挽回。這解決了人們心中的困惑：北宋文明如此輝煌，當時又是國力的巔峰期，為何會慘敗於野蠻的金國？
南宋周密在《齊東野語》中照抄了這段傳說，並加上更多懸念：宋徽宗是第二天上午才出生的，正趕上五月初五，屬“惡日”，命中克父。宋神宗因此對他極為厭惡，不久便將其遣送出宮。經此處理，“一切都是命運”的意味陡升。
在正史中，宋徽宗的生日是十月初十，許多人認為此處有篡改。但伊沛霞發現，宋徽宗的哥哥趙泌生於同年七月，宋徽宗不可能早於此。況且，避開不吉利的生日數字，完全可改成五月初八等，沒必要挪到5個月後。
事實上，宋徽宗早年並無任何神奇之處。作為宋神宗第十一子，在持“立長不立賢”的宋代，宋徽宗絕無繼位可能，何況他還是庶出。
和其他皇子一樣，宋徽宗潛心藝術，以示絕無野心。在北宋皇族中，宋徽宗並非唯一的高手。宋徽宗寫詩的成就一般，他自己更喜歡蔡京的書法。
如果不是宋徽宗的哥哥宋哲宗早逝，剛17歲、從未受過治國訓練的宋徽宗發表過有利於“守舊派”的言論，且該派正在朝中得勢，宋徽宗很難成為皇帝。
宋徽宗登基後，常將自己的書畫賞給臣子，其才華方能被後世看到，而皇室其他高手的書畫因外界難見，終遭塵埋。
左右宋徽宗沉浮的是概率，而非命運。
為何突然倒向“變法派”
宋徽宗登基後，遭遇巨大挑戰：自王安石變法以來，宋代黨爭激化，綿延30年，“變法派”與“守舊派”勢同水火。
宋代重文治，君相共治天下，不擅殺大臣；君臣對答，臣子無需下跪。可皇權自我約束後，紳權卻趁機擴大，以致無法被有效監督。士大夫們彼此勾結，黨爭遂生。
黨爭的特點是隻對人、不對事。即使彼此觀點相同，一方上位，另一方必除之而後快，且不擇手段：宋代臣子抨擊對手時，滿口仁義道德，卻經常偷換概念、炮製假數據、顛倒事實，且肆意侮辱對方人格。
宋代皇帝們努力營造了一個斯文的大環境，卻未能建立起相應的制度與文化，使斯文變成一種縱容。
宋徽宗上位後，重用“守舊派”，又很快倒向“變法派”。
不難理解宋徽宗的選擇：看當時“守舊派”大臣們的上書，過於咄咄逼人、不容異己，他們在治國上無具體辦法，只會空喊道德口號。相比之下，“變法派”強調事功，擠壓了紳權，有利於皇權擴張。
作為書法家，宋徽宗遍收名帖，偏偏不收蘇軾的。
雖倒向“變法派”，宋徽宗卻未打壓“保守派”，還曾兩度將蔡京貶官。顯然，宋徽宗未被蔡京“迷惑”，他努力保持兩派平衡，以防止皇權被架空。
最輝煌時最危險
如果不是金兵南下，宋徽宗也許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皇帝。
在宋徽宗治理下，商業迅速發展，政府稅收大大提升。面對嚴重冒犯他的奏章，宋徽宗很少意氣用事。他在四方面取得政績：
其一，推動文化藝術發展，在他的支持下，湧現出大量藝術精品，至今讓人驚歎。
其二，在全國設立官學。
其三，增進社會福利，為病人、無家可歸者提供幫助，但只在都城汴梁得到落實。
其四，重視技術，宋徽宗與蘇頌、李誡、梁師成等技術人才往來密切。這與宋徽宗本人喜歡鑽研技術有關，他的畫便建立在準確、細緻的觀察上，從不迴避所謂“匠氣”，與後來的“文人畫”完全不同。
雖遠不如歐洲君主驕奢，但宋徽宗在後期確有貪圖享樂的問題。
一方面，傳統儒家政治想象力不足，認為君主能讓民眾生活富足、社會治安較好、私德較好、文教興盛，即為滿分，無需承擔發展經濟、增強國力、推動社會進步等負責。故宋徽宗找不到更高的執政目標。
另一方面，宋徽宗缺乏獨立的信息渠道，歐洲君主定期與王室遊獵，以溝通信息。儒家則反對君主遊獵，希望他們在深宮中忍受枯燥的生活。宋徽宗擅藝術，恰好可打發時間，使他長期被大臣們包圍，聽不到民眾的聲音，最終被大臣們把持。
宋徽宗始終沒意識到北宋政治存在結構性風險，他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人性總會嚮往斯文
金兵攻陷汴梁並非偶發事件，此前契丹也曾攻陷汴梁，滅亡了後晉。
汴梁是當時南北航運的命脈，經濟價值、軍事價值突出，但無險可守。宋代紳權擴張後，導致責任體系鬆懈，整體效率下降。北宋一度用政府支出的七八成養兵，卻未能有效提升戰鬥力。
王安石變法後，局面雖有好轉，但涉及制度的內容不多，反而擴大了結構性風險。從結果看，變法漸成增加稅收、壓榨百姓之舉，未能沉澱為國家實力。且宋廷在對西夏作戰、與金結盟、與金作戰中，決策失誤頻頻。
城破之日，宋欽宗被迫去金營投降。開封城中，人們集中在皇城南門外，等待他們的皇帝（此時宋徽宗已退位）歸來，至晚方散。第二天，他們又聚集在南門外，在雪中等待，看到宋欽宗歸來時，人們歡呼喧騰，奔走相告。
很少有人記錄下這一場面，也很少有人深入思考過其中的原因。他們是被統治者，他們對宋廷的積弱也不滿意，亡國之時，為什麼他們不去皇宮搶點東西，寧願忍受風雪，苦等皇帝歸來呢？
在皇權專制下，民眾常常被忽略，可他們本能地知道，哪個皇帝對自己更好，他們期待雄主，卻又眷戀文弱的皇帝。畢竟人性總是嚮往斯文的，雖然斯文不能遮風擋雨，但它能給人以自尊，能讓人得到生而為人不可讓渡的那些東西。
他始終是一位斯文的人
失敗後的宋徽宗保持了自己的風度，他主動到金營，願以自己為人質，換取宋欽宗的自由。
宋徽宗32名子女中，30名被俘，連同后妃和宮女、皇族成員、大臣，共約1.5萬人被擄往北方，近半數人死在路上。宋徽宗的弟弟燕王餓死後，被匆匆火化，在餘下的旅程中，宋徽宗始終抱著他的骨灰盒。被擄3年後，5600多名宗室只剩500多人。
宋徽宗努力幫助一同被俘的臣子，至少在口頭上，他多次承認，應對亡國負全責。
宋徽宗忍受了巨大的屈辱，史料只記錄了他12個女兒的下落，有的嫁給金國皇帝，有的嫁給金國貴族，有的被折磨致死，有的成為妾氏。
在生命的最後9年，宋徽宗依然溫文爾雅，對身邊的人“無論大小，未嘗名呼”（古人名字只能父母呼用，其他人不能呼用）。
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宋代是中國歷史中的斯文頂峰，體現在宋代君主們基本堅守了文明的底線，即：懂得自我約束，對臣民保持溫和態度，在文藝上有突出才華，特別重視教育，即使在最苦難時，也能顯現出人性的光輝。
遺憾的是，宋徽宗式的斯文卻遭遇了慘痛的失敗，這在我們民族的心中留下了巨大傷痕：斯文是無效的，不如選擇粗魯。
等待超越的“宋徽宗困境”
近700年後，當馬戛爾尼來到中國時，他震驚地看到：“一群聚集在運河岸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舊船的高船尾，不幸，船尾不堪負重破裂，這些人隨沉船落入水裡，此時正值使臣的船駛過。儘管當地有許多舟船行駛，卻沒有人去救在水裡掙扎的人。人們甚至像不知道發生了意外，漂浮在沉船木塊上孩童的呼救聲也未引起注意。”
斯文漸行漸遠，這悽慘的一幕讓人更深理解陳寅恪先生“後漸衰微，終必復振”的含義。
九葉鴻基一旦休，猖狂不聽直臣謀。
甘心萬里為降虜，故國悲涼玉殿秋。
宋徽宗晚年寫了上千首詩，因遭誣告，他將它們全部焚燬，這首詩僥倖地留了下來，從中不難讀出一個不同的、充滿人味的宋徽宗。
像大多數人一樣，宋徽宗也是複雜的，他由多個面相拼合而成。也許他能做得更好，但他註定無法逃脫時代對他的塑造——在不需要斯文的世界中，擁有斯文即是罪過。太多後人不願承認、不願看到這一點，於是將宋徽宗汙名化，讓他來承擔全部責任。
然而，不論怎樣遮蔽，卻無法阻擋歷史學家的慧眼。《宋徽宗》揭出了真問題：如何才能讓斯文變成一種力量，而非災難的誘因？如何才能讓斯文落地，讓悲劇不再重演？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更深入的思考、更漫長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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