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好物”一詞源自北宋大書畫收藏家米芾對一件傳為鍾繇《黃庭經》的評價。他認為這件作品雖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臨寫極佳，遂以“偽好物”稱之，肯定這件摹本的藝術價值。
唐人 《明皇幸蜀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古代沒有複印機、照相機，更沒有“炫酷狂拽”的科技為作偽提供便利，因此那時做偽書畫更考驗“人工技術”。但即便如此，以“蘇州片”為代表的晚明“偽好物”卻開闢了全球化市場。
1.作偽流水線操作
16到18世紀，在蘇州製作的偽古書畫被稱為“蘇州片”。當時的“造假集團”就開始以流水線的方式造假。從業者多居於蘇州的山塘街、桃花塢、專諸巷等市坊里弄，具有一定的書畫基礎，甚至師從名家。
從起稿定型，線條皴染，人物、樹石、建築等分工繪製，到跋文題寫、偽造鈐印、作舊裝潢一整套流程，分工明確，大家各司其職，並有統一的書畫藍本。
（傳）沈周，《畫韓愈畫記》，局部，臺北故宮博物
而這些藍本，要麼直接臨摹古人真跡，如《揭缽圖》；要麼出自當時畫家的手筆，根據文獻記載而創作，如李思訓《海天落照圖》、趙伯駒《仙山樓閣圖》等。
流水線作偽的效率很高，週期也比較短暫。錢泳在《履園叢話》提到專諸巷有一戶欽姓家族，善作偽書畫，“有真跡一經其眼，數日後必有一幅。字則雙勾廓填，畫則模仿酷肖，雖專門書畫者，一時難能。”
（傳）劉松年，《養正圖》，局部，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2.書畫的著錄與鑑賞術語標籤化
偽書畫氾濫，買家受知識水平的限制，不得不求助於參考書，於是《寶繪錄》這類的書畫著作便應運而生，成了不少買家的收藏指南。
除了“參考書”，鑑賞家也備受大家追捧，尤其是董其昌、陳繼儒、王鐸等知名鑑賞家，常有買家花重金求其鑑定真偽、品評優劣。這一時期，鑑賞術語開始出現了“標籤化”，比如跋語中常常出現“此真跡”“神品”“妙品”之類的慣用詞，並常見“囑題”這樣的套話。
（傳）龔開，《鍾進士移居圖》局部及其題跋，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3.“偽好物”的國際化市場
蘇州片當時有兩個市場：一是國內市場。明朝中期以後，蘇州畫家坐擁豐厚的文化資本。同時新興的富商階層漸起，他們大都愛附庸風雅。對富商而言，書畫既是一種交易方式，也是一種攀附權貴、打開進階之門的鑰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雅賄”。
（傳）陳居中，《畫王建宮詞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而另一個市場就厲害了，就是國際市場。當時，以日韓為主的“漢文化圈”及追捧“中國風”的歐洲，都是蘇州片的“真愛粉”。朝鮮使節就曾被“忽悠”，通過受贈、購買等方法，將大量蘇州片攜回朝鮮，包括大量仇英作品及《清明上河圖》、《西園雅集圖》等。
（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明，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19世紀後期以前，蘇州片成了歐洲人瞭解中國畫的重要媒介。當時歐洲的中國風盛行，那時銷往歐洲的畫作，常被用於牆面裝飾。蘇州片的設計與風格成為裝飾藝術的重要靈感來源。
蘇州片雖然是偽作，卻是同時代多數人研習古代書畫的第一手資料，甚至成為建構書畫史譜系的重要參考。到了乾隆、嘉慶時代，不僅堂而皇之地納入乾隆的收藏，甚至作為昂貴的賀禮，充斥於內府。它宛如稜鏡一般，將中國畫史折射出豐富多元的面貌。
從全球來看，蘇州片不僅是當時外國人瞭解中國國情的窗口，也扮演著一個能動者的角色，通過轉譯、流傳、再現而形成了一個“中國風”的全球性繪畫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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