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对一件传为钟繇《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这件作品虽然是唐代摹本，然而因临写极佳，遂以“伪好物”称之，肯定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
唐人 《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代没有复印机、照相机，更没有“炫酷狂拽”的科技为作伪提供便利，因此那时做伪书画更考验“人工技术”。但即便如此，以“苏州片”为代表的晚明“伪好物”却开辟了全球化市场。
1.作伪流水线操作
16到18世纪，在苏州制作的伪古书画被称为“苏州片”。当时的“造假集团”就开始以流水线的方式造假。从业者多居于苏州的山塘街、桃花坞、专诸巷等市坊里弄，具有一定的书画基础，甚至师从名家。
从起稿定型，线条皴染，人物、树石、建筑等分工绘制，到跋文题写、伪造钤印、作旧装潢一整套流程，分工明确，大家各司其职，并有统一的书画蓝本。
（传）沈周，《画韩愈画记》，局部，台北故宫博物
而这些蓝本，要么直接临摹古人真迹，如《揭钵图》；要么出自当时画家的手笔，根据文献记载而创作，如李思训《海天落照图》、赵伯驹《仙山楼阁图》等。
流水线作伪的效率很高，周期也比较短暂。钱泳在《履园丛话》提到专诸巷有一户钦姓家族，善作伪书画，“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勾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能。”
（传）刘松年，《养正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书画的著录与鉴赏术语标签化
伪书画泛滥，买家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不得不求助于参考书，于是《宝绘录》这类的书画著作便应运而生，成了不少买家的收藏指南。
除了“参考书”，鉴赏家也备受大家追捧，尤其是董其昌、陈继儒、王铎等知名鉴赏家，常有买家花重金求其鉴定真伪、品评优劣。这一时期，鉴赏术语开始出现了“标签化”，比如跋语中常常出现“此真迹”“神品”“妙品”之类的惯用词，并常见“嘱题”这样的套话。
（传）龚开，《钟进士移居图》局部及其题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3.“伪好物”的国际化市场
苏州片当时有两个市场：一是国内市场。明朝中期以后，苏州画家坐拥丰厚的文化资本。同时新兴的富商阶层渐起，他们大都爱附庸风雅。对富商而言，书画既是一种交易方式，也是一种攀附权贵、打开进阶之门的钥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雅贿”。
（传）陈居中，《画王建宫词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另一个市场就厉害了，就是国际市场。当时，以日韩为主的“汉文化圈”及追捧“中国风”的欧洲，都是苏州片的“真爱粉”。朝鲜使节就曾被“忽悠”，通过受赠、购买等方法，将大量苏州片携回朝鲜，包括大量仇英作品及《清明上河图》、《西园雅集图》等。
（传）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19世纪后期以前，苏州片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画的重要媒介。当时欧洲的中国风盛行，那时销往欧洲的画作，常被用于墙面装饰。苏州片的设计与风格成为装饰艺术的重要灵感来源。
苏州片虽然是伪作，却是同时代多数人研习古代书画的第一手资料，甚至成为建构书画史谱系的重要参考。到了乾隆、嘉庆时代，不仅堂而皇之地纳入乾隆的收藏，甚至作为昂贵的贺礼，充斥于内府。它宛如棱镜一般，将中国画史折射出丰富多元的面貌。
从全球来看，苏州片不仅是当时外国人了解中国国情的窗口，也扮演着一个能动者的角色，通过转译、流传、再现而形成了一个“中国风”的全球性绘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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