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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471篇原創首發文章
前段日子，一線演員吳秀波的人設崩塌了。
這個為人低調、品性謙和的“國民大叔”，追求完美、言行謹慎的中年處女座，在“善男信女”的口誅筆伐中步入了人生的至暗時刻。
一位大牌多棲藝人攤上事，引起的連鎖反應相當了得。先是由他與肖央、白百何主演的電影《情聖2》在春節火速撤檔，後是他與楊穎主演的電視劇《渴望生活》或改網絡播出，以往那些“見風使舵”的時尚雜誌，今後也不得不放棄一個鏡頭感十足的雅痞形象。最慘的是北京衛視，提前錄好了春晚，主持人卻是吳秀波。
吳秀波
我對吳秀波的印象，不是《軍師聯盟》裡司馬懿的鷹視狼顧，不是《北京遇上西雅圖》裡Frank的溫情暖男，也不是那句“長好了的叫大叔，長壞了的叫師傅”，而是另外兩個或許為人忽略的片段。
一個是《我的抗戰》。
2010年，崔永元和曾海若等人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5週年，自費製作了32集的大型動畫紀錄片《我的抗戰》。2011年，《我的抗戰2》又出了30集，吳秀波擔任其中第6集“忻口硝煙”的配音。這集內容並非是全面抗戰初期的忻口會戰，而是相持階段敵後武裝的游擊戰爭，應邀前來義務配音的吳秀波，貢獻了35分鐘的不亞於專業人士的磁性聲音。
另一個是《人山人海》。
2011年，蔡尚君的小成本電影《人山人海》拿下了“歐洲三大電影節”之一的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導演銀獅獎，那是一個底層社會的中國人千里追兇的故事。在片中，為弟弟討還血債、佔據大段篇幅的是主角陳建斌，而吳秀波扮演的則是沒露幾個正面的殺人者。
為了出演這部在國內曝光率註定微弱的現實題材，吳秀波推掉了陳凱歌《趙氏孤兒》的片約。
用當事人自己的說法是，他在兩個月之內看了不下40個本子，覺得蔡尚君的劇本最吸引他。這兩件事讓我記住了當時還不算大紅大紫的吳秀波，他是有情懷、有價值判斷、有藝術追求的。什麼叫情懷？最簡單的說法是，做一件事不為賺錢，不把商業利益放在首要位置，這就是情懷。有情懷的人多嗎？在我們的社會可以說是鳳毛麟角。
前幾天看《南方人物週刊》創始人徐列寫的那篇回顧他對吳秀波印象的文章，對文中那句“探知人性的通道是多麼的駁雜而幽深”深以為然。事實正是如此，從“單一角度”給“複雜人性”貼“簡單標籤”，註定要收穫參差與分裂，但分裂的或許不是被簡化的臉譜和人設，而是貼標籤者自己“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
關於名人身上的標籤，徐先生還以姜文舉例。媒體常說姜文“霸道”，但他接觸的姜文卻溫厚、講理、隨和。在對“人”的評判上，輕信他人並非明智之舉，最好是具備獨立觀察。對這一點，我亦深有體會。去年上影節期間，我受邀參加電影《邪不壓正》的映前宣發會，明白了“姜文愛懟記者”的傳聞究竟緣何而來。那些持證入場、“受過專業訓練”的年輕記者，問來問去都是一些無營養、無價值、無意義的多餘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竟然是問姜文“彭于晏的胸肌到底大不大”。
至於吳秀波A面和B面的差距，我們有必要想一想，那些被反轉的人設到底是他自己標榜的，還是輿論附加的。如果搭臺和拆臺的都是媒體本身，無關人物，臺下坐著的又何必起鬨呢？真正應該反思的是我們自己，是否平日裡把演員抬得太高了，乃至於抬成了聖人。且不說演員非聖人，就算世上有聖人，也不存在“存天理、滅人慾”的聖人。
吳秀波的人設之所以在我這裡不存在崩塌或傾覆，是因為他從未在我心中真正佔據過重要位置。只有把時間全部拿去關注明星藝人的瑣碎日常的看客，才會在諸如此類的鬧劇現場格外板正起來。 但這裡的嚴肅，於我而言是無意義的。我能做的，不過是沒出事時不跟風、出事了不看熱鬧。
《波西米亞狂想曲》
在藝術的身份之外，吳秀波不過是個有點人格魅力的普通人。而我們在今天至少能得知的是，吳秀波的審美相當普通，普通到接地氣。不過這很意外嗎？就像那句話——一個上流社會的、穿長袍、戴禮帽、叼菸捲、拄手杖的紳士，對於女性的審美，可能與習慣把袖子捲到小臂以上，鬍子拉碴、滿口糙話的碼頭工人是高度一致的。
真要說絕望，對他絕望是不夠的，乾脆對男性絕望算了。
至於“謙謙君子”在哪兒？可能是在《大明宮詞》第8集的第45分鐘，周迅飾演的太平在長安夜市摘下了一個崑崙奴面具，隨後打開她少女初心的那位薛紹吧。我的意思是，“謙謙君子”基本只是在虛構的文藝世界中存在：
“我從未見過如此明亮的面孔，以及在他剛毅面頰上徐徐綻放的柔和笑容。我十四年的生命所孕育的全部膘脆的嚮往終於第一次擁有了一個清晰可見的形象。我目瞪口呆，彷彿面對的是整個幽深的男人世界。”
——《大明宮詞》
說起對偶像的“迷妹情結”和“完美想象”，這裡不得不提那部入圍第91屆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名單的《波西米亞狂想曲》。這部英美合拍的音樂題材，聚焦了皇后樂隊及主唱弗雷迪·莫庫裡（1946-1991）十五年間的創業史與奮鬥史。電影的獨到之處，並非神還原了皇后樂隊“拯救生命”義演現場的盛大場面，而是深度探索臺上那個萬眾矚目的靈魂，其人生B面的孤獨與脆弱。
《波西米亞狂想曲》不同於某些傳記片的沉悶與教條，它呈現出來的觀感是相當親（ba）民（gua）的：片中，女主角瑪麗發覺為她送上婚戒的莫庫裡在性取向上有點異常，她跟他說，你就撂了吧。莫庫里老實交代，“我覺得我是雙性戀”，瑪麗一句話把天聊死，“別裝了，我看你就是同性戀”。
弗雷迪·莫庫裡在四十五歲就英年早逝，死因是艾滋病引發的肺炎，電影忠實地反映了作為音樂天才的莫庫裡那不同尋常的癖好。主人公不僅有A面（超凡脫俗、與生俱來的創作才華與藝術思考）與B面（用情不專、顛三倒四的男男關係），還有C面（大舞臺上的灑脫自如）和D面（私下裡的內向羞怯），這樣的複雜切面拼湊起來，才有可能抵達最真實的人性。
電影裡有個橋段，莫庫裡去醫院看醫生，便裝出行的他被走廊上另一位得了艾滋病的小夥子認出，後者顯然是他的歌迷，鼓起勇氣對著莫庫裡的背影來了一句清唱。莫庫裡愣了一下，側過頭重複了病友的清唱，小夥子得到了偶像的特殊對待，受寵若驚地微笑。兩個行將消逝的普通生命，越過世俗身份與主流道德的重重阻隔，被萍水相逢的善意重新連接在一起。
“藝術家特權”
《波西米亞狂想曲》裡的主人公不僅不完美，具有諸多性格缺陷、生活一團亂麻的他甚至於可以歸到完美的對立面，但那又怎麼樣呢，弗雷迪·莫庫裡仍然是無可替代的音樂天才。如果某種觀念教導我們，要根據一個人的B面去否定他的整體，要因為一個天才的癖好去否認他的才華，那我們反倒是應該回看這種所謂的“完美”，裡面到底摻雜了多少主張者都不具備的虛構道德。
正是在看完這部之後，我開始思考一個概念，叫“藝術家特權”。
像弗雷迪·莫庫裡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屬於生活在極致中的人，而這樣的人，往往需要藉助非常手段來慰藉孤獨。他們之所以時常感到孤獨，是因為他們總是遭遇常人免於去遭遇的從一座（創作）高峰到另一座（創作）高峰必然夾雜的中間時刻，而這樣的中間時刻，並不在常人的認知經驗之內。如果藝術家總是需要面對他們本該免於面對的納入世俗評價體系的意外狀況，這勢必會分散他們投入創作的精力。
“孤獨並不是來自身邊無人。感受孤獨的真正原因是，無法與他人交流最要緊的感受。”
——榮格
“藝術家特權”背後千瘡百孔的混亂，看似是一種道德層面的偶然，實則是一種歷經取捨的必然。如果藝術家不“混亂”，給予世俗生活以許諾，他們就極大概率會傷害不止一段具體關係。
可以這樣講，藝術家不成家反倒是對他人的一種負責，因為藝術家歸根結底只需要對藝術負責。那些離經叛道、有悖俗成的行徑，可視為他們因天賦和創造而取得的豁免。我的意思是，這些特殊主體對後世的特殊貢獻是其“特權”的唯一由來依據。因為他們把生命中更多的部分奉獻給藝術，所以餘下的精力必然不夠維持普通人眼中最尋常的世俗生活，事實上，他們也不應當選擇後一條道路，那是對天賦的瀆職。
必須強調的是，有特權不意味著一定要用特權，我相信現實中存在不使用“藝術家特權”的藝術家，但我同時也相信，無欲則剛、超越人性的是極少數，這與他是否是藝術家無關。
當然，渾水摸魚、濫竽充數的偽裝者也一定樂於分享這樣的特權，他們明明沒有把自己獻祭給藝術，明明對藝術是不能負責也不想負責的，但是他們卻已經在揮霍“藝術家特權”了，這樣的人，才是我們應當揪出來示眾的。
就像影評人黃海鯤（阿郎）形容的那樣：“藝術家在生活裡往往是硌澀的，他們的不舒展，只有到了作品中才妥帖起來。這是創作的魅與媚。但有些創作者在生活裡是舒展的，在作品裡才硌澀起來，這是表演的偽與猥。”
《波西米亞狂想曲》中有這麼一段經典臺詞，是弗雷迪·莫庫裡向重歸於好的樂隊成員坦言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時說的那段話，它無疑是“特權”享有者的最佳通行證——“你們其中要是有誰對此大驚小怪，或者表示難過，或者最糟糕的情況——可憐我，都不過是在浪費寶貴的時間而已。這些時間我們可以用來好好創作，而創作是我剩下的時間裡唯一想做的事情。我沒有時間去當‘艾滋病的受害者’，也沒有時間去為艾滋做宣傳，更沒有時間去警示其他的男孩。不，我選擇做我自己，我要做我註定成為的人，一位表演者。表演者就是要為觀眾帶去他們想要的，天堂的觸感”。
作者：92年生，金牛座，秦朔朋友圈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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