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很難找到適當的解釋說明，為什麼滿洲人人口只有百萬左右卻能在公元1644年取得皇位。直到1599年，他們才開始有文字、八旗兵制。1635年他們才自稱滿洲人，一年之後又稱清朝。
前後不出半個世紀，如此一個部落組織間尚不十分緊湊的同盟竟能搖身一變成為領導集團，統率一個文化悠久的大帝國。
滿洲人入關
1644年的春天，明軍部隊唯一可能防制這場悲劇的只有總兵吳三桂。當北京危急時，曾有旨召吳三桂勤王，只是這計劃尚未付諸實施，京城業已失陷。吳三桂於是開關讓滿洲兵進入。
各方傳說吳對明朝及崇禎帝全不關心，他原就有意降李自成。這說法逐漸為人所信，甚至被載入歷史。這傳說並不能解答當前基本的問題，倒反映了當日亡明的群眾心理。
當初明朝建立時，沒什麼組織原則，簡單結構下的複雜問題得不到解決，自我抑制和對人謙恕實際上又妨礙了合理的爭辯，每個人甚且不能將本身的利益道出。明代官僚缺乏技術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問題，只能轉頭以爭辯對付“軟”的間題，於是關注都在道德標準與皇位繼承上。
對於明朝的覆亡，也用了同樣的方式來對付，避堅從柔，在各種傳說之中夾雜著理智上的取巧。明代覆亡的速度超過了一般人的意料，事實上的演進令人驚詫。
人們因為歪曲的報告對發生的情形視而不見，或者有意自圓其說，以便甩脫他們的內疚和狼狽。用後人批判的目光來看，這種心理不能算作正常，也不健全。
其實，明朝並沒有完全失去其軍民的擁戴，但李自成稱帝之路為何如此順暢？僅在入北京之前兩個半月，他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後，渡過黃河，通過山西全境，取得長城堡壘，即使攻京師也只遇到極弱的抵抗。
這一類的問題沒有簡單直接的答案。我們不可以重新檢討當中主要的幾段發展。
歷史家公認明代的覆亡是由於財政的破產。迄至1644年，明軍欠餉數百萬兩，很多士兵已經年累月領不到餉。而且，現有的財政機構本身，力量弱，經不起動員的壓力，在執行任務時先已拖垮。
財政崩潰有好幾個原因。
第一，明帝國兩面作戰時，軍費應由比較富裕的地區擔當，可是沒有適當的統計數字，又缺乏執行的威權， 戶部只好將額外徵收數平均分攤在全國各州縣上，結果使某些原來應受接濟的縣份更為不堪。
第二，新增稅以同等稅率附加在所有人身上。過去捐資納捐使某些納稅人得到了優免的特權。有些縣份的特權戶在一千以上，所以付稅的責任只有被轉嫁到低門下戶間去，而他們恰恰最無力應命。
第三，所有軍費，極少例外，都用白銀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長江以南，每年北運數目預計約為兩千萬兩。
第四，銀兩運轉缺乏民間經濟的支持。
改造帝國
1644年6月6日，滿洲人進佔北京，開始了朝代的接替。為了使清朝的權威下達民間、永久有效，他們必須在組織期間提出一套辦法。同漢人的合作，可以讓計劃如是執行。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的確有心改造一個大帝國，使之復甦。所以以清代明，並非等閒。
當他們站住腳跟後，開始在華北地區實行八旗制度。一“旗”更像一個軍管區，它下轄若干軍屯單位，
“圈地”開始後，被圈入的人戶強迫另遷他處，留下來的農地房舍，就撥給自東北的八旗人戶使用。前朝遺留的兵員與軍需問題得到極大緩解。旗兵以前蹂躪的中國邊區，反而成了當地的保護人。
清朝對佔領的部署表現出梯次配備原則。滿洲人發祥地東北原封不動，華北則由預備戰鬥人員盤踞，佔領軍分置於長江流域的重要城鎮。更南的地區，明朝遺民的力量依然存在，用漢人來對付。
這樣的佈置使滿軍不致過度地分散，也沒有各方受敵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這種部署維持了三十多年。1683年清軍又佔領臺灣，自此全中國才被全部佔領。
在財政上講，清勝於明的一個因素，是用銀輸方向的改變。白銀不向邊區投散，而集中在內地週轉。前朝的貢生、監生、捐資免稅的人也取消特權，令地方政府鬆一口氣。
當時滿清的另一長處是它有實力執行稅收政策。
公元1661年，列舉了13517個長江下游欠稅人，並將同地區內的縉紳階級一網打盡，內中甚至包括欠稅額白銀千分之一兩的。其雷厲風行向來帶有恐嚇作用。
明朝對鑄造銅元歷來疏忽，清朝則殷勤將事，起初十年之內所鑄錢數超過前朝276年所造總和，這使民間有了廉價的貨幣可以流通。
民族主義在此時期的中國牽涉到很複雜的因素。在本能上講，沒有人會志願擁戴異族為他們的主子，何況在他們入主之前十年，滿洲人還迂迴於內蒙古，進入華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躪居民。
但從另一方面講，滿清人與華北漢人在容貌上很難區別，同時他們也有心漢化。除了強迫執行外表上及儀禮上對新朝廷的臣服外，他們也不另外生事。滿漢通婚被禁止，但是兩族沒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滿洲人以八旗軍籍世襲，可是漢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人籍。
語言文字上由滿人沾染華風，而不是由漢人接承滿習。一般說來，在符合中國傳統方面，滿清的君主已經超過了前朝本土出生的帝王。
從歷史家的眼光看來，滿人成功，是因為他們肅清了一個憲法上的死結。他們在17世紀給中國人提供了一種皇帝所具有的仲力量。
在實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財政上的改組，就將帝國的府庫充實，這也無非是嚴格執行明朝留下來的法律。
明朝亡國遺老就進退兩難了。傳統上孟子的原則，只要民情歡悅，國君的出處不成為問題。在這條件之下，他們沒有抗清的憑藉。可是依照當日習慣，消極的承受就是變節，於是也免不了內心的矛盾。
有了這些複雜的穿插，反滿情緒也不能一時平息。抵抗新朝的人士感覺到一生的名譽與對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區分。有些覺得做人的大節在此時受到考驗，有些在故居本地舉兵的，可能覺得保衛鄉土關自己的身家財產，這也與做烈士的動機有關。
滿洲人將前部及於腦頂的頭髮全部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國男子一律照辦，限10天之內辦畢，如不照辦則是違抗天命。漢人越覺得剃髮是種被奴辱的處置，而滿洲人執行命令的態度也很強硬，好像大帝國的出處全靠臣民遵命與否，而這存亡又全靠剃頭刀作主宰。
滿清另一個不榮譽的政策，為大興文字獄。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謀反的嫌疑立即被官衙追究，通常並將情節奏呈御前。
如果一項文件被認為有謀反的罪名，不僅作者和出資贊助者被懲罰，也會連累到讀者、刻板者、印刷者和售書者。當皇帝震怒時，一件案件可以株連好幾百人。這類文字獄斷斷續續地執行到清朝的前半期18世紀末才停止。
所有殘酷生事的地方，都抵不過各處近代史裡提及的民族間的緊張。因為漢滿兩方缺乏永久的仇恨，使我們想到現在所謂的民族主義其實是近代社會的產物。
在現代社會里，文化上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利害，使每個人都能切身感到集體在對外態度上有其獨特之處，如果因為外界的干預而使社會價值產生劇烈改變，必招致強烈的大規模反動。
在17、18世紀時，滿清無意將中國傳統作大規模更動，漢人也未曾覺得他們的文物制度整個地被威脅，所以激憤的人的仍在全人口中佔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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