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經驗表達
六人談
主持人曾念長語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文學走過了完整的四十年曆程，在新文學百年曆史中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文學單元，在世界文學總體格局中亦有醒目成就。然而相比五四經典和紅色經典，當代文學四十年的經典化進程似乎才剛剛被提上日程，一切是非成敗有待充分評估。因此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小說選刊》雜誌社、《收穫》雜誌社等單位以不同形式發起了“四十年，四十篇”的評選工程。這些舉動似乎提醒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文學雖然還在延伸屬於自己的歷史，但是回顧與總結，似乎也顯得非常必要了。2018年10月13日，閩派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學術活動周啟幕，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聚首福州，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與中國經驗表達”這個主題開展多種形式的學術對話，也是從一個特定角度出發，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文學”進行理論反思。本刊選摘部分專家學者的主旨發言，雖僅為洋洋宏論之萬一，卻可為我們提供看待當代文學的許多新鮮視角。
呼喚少年精神
謝 冕（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改革開放四十年，轉眼成為歷史，好像就是昨天。對中國人來說，這是重建生活信心的四十年。對於中國文學藝術來說，這是翻開歷史嶄新一頁的四十年，帶來了一個新的創作繁榮的時代。二十世紀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至少有十年時間，我把它稱之為偉大的“八十年代”。
顧城在一首詩中說道，黑夜給我黑色的眼睛。所有在八十年代生活的人，都有一雙黑夜給的黑色的眼睛，我們共同用它來尋找光明。在我的記憶當中，1980年以後，每天都是節日，每天都歡慶著新生，每天都有新太陽出現，每天都有鮮花重新開放。當時就有一本書叫作《重放的鮮花》，這些作品使我們重新燃起創作的願望，去探索當代文藝和當代文藝思潮，尋找新的可能性。
我記得有一首詩，寫長江邊上的神女峰。神女峰又叫望夫石，千年萬年等待丈夫回來。這位詩人寫道：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這就是新價值的獲得。在你心愛男人的肩頭痛哭一晚，比展覽千年的價值還要大。
一個女士給自己親愛的人寫了一組詩——《給他》，我讀了以後，特別震驚。她在詩句中說道， 親愛的，只要你要，我的全部都給你，包括我的身體，我的手臂，我的什麼……在那個時候這首詩只能寫給自己親愛的人看，不能發表。塵封三十年， 放在抽屜裡頭。也就是在陽光明媚的八十年代，它發表了。
汪曾祺在一個作品中寫道，有個小和尚，坐著小船到寺廟去，有個小丫頭送他，就好像送小情人一樣。她說，我要給你做老婆，你要不要？小和尚膽子小，很靦腆，支支吾吾的。她又說，你要不要？ 快說你要不要！這時小和尚說，我要！他說我要的時候，汪曾祺先生寫一江鷗鷺飛了起來。
八十年代就是這樣讓人難以忘懷。回顧這段歷史，我覺得這些年代是激情的歲月。許多人從遙遠的地方回到城市，回到自己的書案前面，重新開始寫作。講這些的時候，我特別懷念我們的藝術家、作家和詩人，還有批評家。懷念他們，在那個歲月裡頭給我們新的希望和信心，讓我們始終相信未來。回到當前，我總覺得有一些不滿意。我總覺得現在的文學有一點蒼老，不夠年輕。“五四”的時候，李大釗也好，陳獨秀也好，胡適也好，都在呼喚少年精神。我們現在的文學有點蒼老，甚至未老先衰，我們的小說和詩歌都是這樣的。
在鄉土文學中發現現代主義因素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文學發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在世界上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以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標誌，新世紀這十來年，越來越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走向世界，得到世界廣泛的尊重。今天我們來總結文學史，應該說這四十年不管從量上還是從質上，都是一個偉大的、了不起的飛躍。中國文學在當代創造的歷史高度，我想通過以下幾點做出簡要概括。
第一，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文學始終高舉改革開放偉大旗幟，站在時代前列，為中國進一步走向光明開闢道路。在這一點，中國文學和世界上任何文學都不一樣。西方文學自浪漫主義時代起， 就開闢了一條現代道路，而且這個道路是按每一個作家以其個性去尋求去表達，但是中國文學幾乎是一個群體在創造。中國作家牢牢高舉改革開放旗幟， 為一個時代書寫與吶喊。這是中國作家和世界作家不一樣的地方。放在世界百年文學史，這份意義是非常獨特的。
第二，只有在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文學才重新接上啟蒙主義偉大道路，重新書寫人的情感、尊嚴和價值。剛才謝冕老師提到作家張潔的一部作品《愛，是不能忘記的》，能夠說出這句話，在八十年代是振聾發聵的。這些話放在人類思想史上可能是輕飄飄、很隨意的一段文字，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國，那是對人性和生命的一種關注。中國文學一定要回到百年曆史中，我們才能知道，那些看似隨意的話所具有的分量。
第三，在改革開放精神鼓舞下，中國文學大膽推進，與世界文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步前進， 直至影響世界文學。我們也都知道，中國文學能夠和世界文學緊密地擁抱在一起，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八十年代讀書是非常艱難的，那個時候買一本外國文學名著，要早晨四五點鐘起來，然後衝著街上跑，跑到新華書店門口，排長隊。能夠搶到一本書，熱淚盈眶！我們開始能夠面對世界優秀的文學作品，隨後作家竟然敢用西方現代派的手法來寫作，能夠討論現代派，吸取現代派的經驗，還有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我覺得這一步步走出來，都是勇氣、責任和擔當。所以中國文學走過的道路是非常艱難的。
第四，中國文學懷著巨大的熱情探索藝術表現形式，在藝術水準上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地位。雖然說我們今天取得較大藝術成就的是鄉土文學， 比如說莫言、賈平凹、閻連科、劉震雲、張煒等作家創作的作品，但我們也有具有形式主義感召力的作者，比如蘇童、格非、孫甘露，包括在座的朱大可。現代主義作家的寫作，是非常有力量的。我們稱為鄉土文學創作的那些作家，恰恰是以他們的寬廣視野，他們擁抱世界的那種精神，在他們寫得最土的那些鄉土敘事中，創造出最有活力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比如莫言的短篇小說，看似土得掉渣，可以說是完全道道地地的鄉土小說，裡面卻包含了非常活躍的現代主義因素。
第五，中國文學對中國千年文明和百年現代史展開了多種多樣的探索反思，沒有迴避歷史重負， 而是堅守民族責任，書寫民族的心理痛苦，以堅硬筆墨進入歷史，穿透人性。在這一點上，我對中國文學還是持有比較高的一個評價。像《白鹿原》《塵埃落定》這樣的作品，我認為它們對中國進入現代化過程的書寫，完全可以和世界文學的很多作品比肩對話。
最後一點，當代中國文學總是站在新生活的前列，對日新月異的中國社會給予多種多樣的表現， 寫出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生活的變化。當代文學能夠把我們這個時代的生活變化的多樣性和層次感表達出來。一方面是人的內心，一方面是外部建設。這兩方面表達，都可以顯現出作家的敏銳、細緻和力量。即便像一地雞毛的表述，我們也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使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作家寫出在如此平常的現實當中，中國人依然能夠活得有滋有味，能夠堅韌地存在下去。這其實也寫出了中國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當然還有更加多樣的感受，尤其是在新媒體時代以及科幻時代，各種新的生活變化正在出現，作家們都有各種各樣更好更敏銳的表現。
時代之詩與內在經驗
王光明（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我想說，假如沒有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就沒有日新月異、新鮮豐富的中國經驗，當代中國人的生存感受和情感願望也就得不到真誠和真實的表達。實際上，改革開放的中國經驗是從真實和真誠的表達開始的。我們每一個人當然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地處邊緣的福建更是如此。就文學而言，改革開放至少成就了我們福建的兩宗大業，一宗是閩派批評，另外一宗是福建詩歌或者說閩派詩歌， 它們都是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讓人關注的。對於閩派批評已經說了很多了，我今天就想從一個非常小的角度講一下我們的福建詩歌。謝冕先生主持、201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新詩總系》， 編選了從二十世紀初到2010年左右一百年的中國詩歌，其中第七卷1979年到1989年這一卷是我編選的。這一卷的作品，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福建詩歌的一些特點。不是因為由我編選，我多選了福建詩歌。我不敢這樣做。我們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雖然有故鄉情懷，但面對學問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公正的立場。感情是有的，但是還必須大致從中國詩歌的總體成就中去選擇作品。
我們福建詩人總共有多少作品入選第七卷呢？ 一共有三十五首。詩人包括兩個福建籍的外省詩人， 彭燕郊、鄭敏。本省詩人我選了蔡其矯、舒婷，選了呂德安、湯養宗和黃燦然。湯養宗今年得了魯迅文學獎，黃燦然是後來到香港去定居的泉州詩人， 現在已經寫得非常不錯了。三十五首，約佔所選八十年代中國詩歌作品的九分之一。這是從數量上說。而從質量上看，像彭燕郊、鄭敏，他們是“歸來詩人群”的代表人物，最好的作品是在1979年到1989年之間寫下的。像彭燕郊，其實是中國一個未被重視的非常重要的詩人。舒婷呢，她是“朦朧詩派”的代表。呂德安、湯養宗以及黃燦然屬於“第三代”詩人，是其中非常優秀的詩人。所以，在這樣一個改革開放的年代，因為我們可以發出真實和真誠的聲音，所以地處邊緣的福建的這些詩人，他們的靈感和才華被時代所激發，寫出了不少令我們難忘的作品。
福建的詩歌和其他地方的中國詩歌相比，有不少自己的特色。像艾青和“七月派”那些“歸來” 的詩人們，甚至包括北島們的“朦朧詩”，實際上都是時代之詩。“七月詩派”歸來以後，編選出版了一部詩集《白色花》，而所謂“白色花”的意思是， “從科學的意義上說，白色正是把照在自己向上的陽光全部反射出來的一種顏色”，他們引用一個詩人的話，要開成一朵白色花，折射時代的光影。白色花是素淨的花，反射了時代的光芒。而福建的這群詩人，地處邊緣，分享著時代卻沒有代表時代的野心，時代的陽光照在他們心上，是給了他們溫暖、安慰和表達的舞臺，使他們有了真誠和真實表達自己的機會，他們寫的是心靈之詩。
時代之詩是時代的見證，而心靈之詩長在人心的土壤上，永不凋謝。你看看八十年代的福建詩歌， 不管是舒婷的詩，呂德安的詩，還是湯養宗八十年代想象大海的詩作（湯養宗現在的詩有很多的變化），福建詩人表達的是一種非常內在的經驗，他們以個人經驗、地方經驗內化了光輝燦爛的時代， 這是我們福建詩歌的特點。因為從內在的生命中提取，所以像舒婷最好的詩，表現了那個年代想說而不敢說、不能說的內心狀態。
我想說，福建詩人以自己非常內在的東西回應了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因為他們立足於自己最內在的東西，所以他們有許多作品不會因為時代陽光的運動而凋謝。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裡面說過，五十年一百年以後，蔡其矯的一些詩篇，還是會有人讀的。所以，地處邊緣的福建的詩歌，也是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一種經驗，這種經驗是什麼？那就是在一個偉大的時代，邊緣同樣可以引人注目，如果你能將時代經驗內在化、心靈化，也會讓人們刮目相看。
新文學的第三個經典時期
王 幹（《小說選刊》副主編）
《小說選刊》最近在評選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部小說，包括十五部長篇，十五部中篇，十部短篇。這四十部的評選非常有意思，我們找了十四個評委，從每個題材裡面選擇四十部作品，然後大家投票，投票以後我們就按照順序選擇四十部小說出來。
為什麼要做這一件事呢？我就在想，我們已經有兩個經典，一個是“五四”以來的“魯郭茅巴老曹”，這是五四新文學的經典。剛才曉明也講到， 從延安時期起形成的紅色經典，是第二個經典時期，包括“三紅一創，保林青山”。那麼，今天我們進入了新文學第三個經典時期，就是改革開放的經典。我們有五四新文學的經典，有延安時期誕生的紅色經典，那麼我們今天應該來打造、確認、淘洗改革開放的經典。所以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表達，我們選了四十部小說。昨天謝冕老師說，四十部小說不行，還要有散文，要有詩歌，有話劇。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我們不要用紅色經典去否定改革開放的經典，同樣也不要用改革開放的經典去否定紅色經典。改革開放的經典正在形成當中，所以我覺得福建舉辦閩派理論家批評家學術活動周對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驗表達的討論，也正是打造改革開放經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啟動儀式。福建的評論家在改革開放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每個時代都能看到他們的身影，尤其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推動文學觀念更新、研究方法多元化， 功德無量。
我希望大家共同來把改革開放的經典工程建設起來。《小說選刊》已經給小說經典做了一個草稿， 下面我們應該把散文、詩歌、戲劇的經典做起來。這些年，文學界都是忙著往前走，現在該回頭看一看，哪些作品留下來了，留下的作品對當下寫作有什麼可借鑑的。前幾天，現代文學館開了一個軍旅文學會。我說，現在回看我這四十年寫的文章，自然有很多平庸之作，但對得起自己的藝術良知。所以我們重新來認識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文學，來打造中國改革開放的文學經典，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文學必須回到人民當中
黃髮有（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文學走過一個偉大的歷程。我感受特別深的就是緊貼大地的那種“根”的寫作。剛才陳曉明老師其實也談到了這一點，莫言、賈平凹等作家的鄉土經驗寫作。前一段時間，我主編了一套叢書，對這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山東作家比較重要的作品進行梳理，從中我發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山東有影響的作家，其實都是有自己的精神根據地的。這裡面也包括從山東出發的莫言。莫言寫他的高密東北鄉，張煒寫膠東大地，李貫通寫微山湖區，另外還有像趙德發、劉玉堂寫沂蒙山區。這些作家都是以自己腳下的土地，作為自己的一個精神根據地，從大地中汲取營養，然後不斷地生長，我認為這種生長性尤其值得重視。他們後來在自己的藝術探索當中，尤其是以莫言、張煒等作家為代表，開始借鑑西方的藝術形式，正如陳曉明老師所說的，土得掉渣的經驗和一種新穎的形式探索有機地結合起來。
最近我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第四次文代會的會議簡報做了一次解讀。我感受特別深的，就是第四次文代會的一個關鍵詞——人民。鄧小平在祝詞裡面，談到了文藝和人民的關係。他說，人民需要文藝，文藝更需要人民。除此之外， 很多作家的發言也很有意思，包括像王蒙、劉心武、鄧友梅，他們的發言關鍵詞都是“人民”。當時還很年輕的作家韓少功，有一份發言稿，題目叫《為人民說話》。我看了之後覺得當時那樣一種很特殊的氛圍，大家都有著非常一致的觀點，那就是文學不能脫離人民，文學必須回到人民當中。像王蒙那一代人，他們曾經有一段很特殊的經歷，這段經歷讓他們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從人民中來的重要性。四十年來，中國文學之所以能夠跟改革開放共同行進，鮮活地記載改革開放的現場經驗，跟中國文學與人民的這樣一種密切關係息息相關。
這些年來，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隨著技術的革命，尤其是網絡的出現，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形態， 文藝存在的形態也產生變化。媒介之間的融合出現在文學發展的過程當中，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這些其實也給文學和文學批評帶來了新的挑戰。當然，在這個挑戰背後也有一些新的機遇。正如前面幾位老師說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中國文學非常偉大，而且來之不易。所以我們要更加珍惜今天，讓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使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更加開放的格局。
寫作就是思考“今天”
謝友順（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四十年確實是一個不長也不短的時間，如何評價這四十年的文學，包括如何表達這四十年裡人的生活處境，表達自我的經驗、他者的經驗，肯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在我們現有的文學價值譜系裡，最迫近的、最當下的經驗往往最複雜、最難書寫，可能也最不值錢。比如在學術的譜系裡，研究文學必須研究歷史久遠的，才稱得上是有學問。厚古薄今的學術傳統一直都在。也不奇怪，當下的經驗蕪雜、龐大，未經時間淘洗，對它的書寫，多數是留不下來的。
但我今天很想表達一個觀點，那就是，沒有人有權蔑視“現在”。真正有價值的寫作，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來思考和回應“現在”。波德萊爾曾經把能夠寫當下時代的人，稱之為英雄，因為在他看來，美是瞬間和永恆的雙重構成——如果你無法書寫當下的、瞬間的、此時的，你所說的那個永恆， 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是直面和思考“現在”的，當然也包括好的批評家、學者，同樣有一個如何思考“現在”的問題。
一個對“現在”沒有態度的作家，很難贏得世人的尊重；而如何才能處理好如此迫近、蕪雜的當代經驗，更可見出一個作家的能力。福柯說：“或許， 一切哲學問題中最確定無疑的是現時代的問題，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什麼的問題。”文學也是如此。剛才謝冕老師說，今日的文學略顯蒼老，其實就是少了一點少年意識、青年意識。“五四”前後幾代人之所以精神勃發，就在於梁啟超、陳獨秀、魯迅、胡適、郭沫若等人，內心都充滿著對青春中國的召喚，他們當年反覆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們是什麼、中國是什麼的問題。這種青年精神改寫了中國的現狀，也重塑了中國文學的面貌。
我在中山大學教書，每次路過陳寅恪故居，看到故居門口他的塑像，我就會思考一個問題，像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教授中之教授，為什麼晚年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心血寫《柳如是別傳》？他通過柳如是——錢謙益的這位妾，固然表達了人生中有一些價值是比功名、利祿更重要的，但更重要的， 也許飽含了陳寅恪的一個潛在想法，陳寅恪似乎想說，一個小妾，當年尚且知道氣節，知道要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們現在多少學富五車的文化人、知識分子，卻已經完全沒有自己的話語，不汗顏嗎？ 這就是陳寅恪詩中所說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勝頌紅妝”的內在緣由。
可見，即使是個研究古典的學者，也應該有一種思考“現在”的能力。也就是說，你可能不研究當代，但是你至少要有一種當代意識，要有處理和麵對“現在”的能力。可如今的作家，在面對這麼複雜、豐富的當下經驗——因為對於歷史的長河來講，四十年也不過就是當下，就是現在——很難處理好，也未必有這種當代意識。
如何理解這四十年的中國經驗，其實也是一個重新理解時間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們把四十年的中國經驗理解成一個線性的時間問題，但我想起本雅明的一個觀點， 他認為時間是一個結構性的概念，時間不完全是線性的，而可能是空間的並置關係。如果只理解線性時間，而忘記了時間的空間性，可能很難理解今天這樣一個多維度的中國。也就是說，哪怕在同一個空間裡面，不同的人也在經歷不同的時間。比如， 我們經常講的深圳速度，是一種時間；但在我老家， 農民經歷的可能是另外一種時間，更緩慢的甚至一成不變的時間。在同一個空間裡面，其實是有人在經歷不同的時間，這叫時間的空間性。
海德格爾說，新的表達往往意味著新的空間的開創，而這個新空間的開創，既有敞開，也有遮蔽。當你意識到某種時間的空間性的時候，你的表達是在敞開，但是，我們也要思考，這種表達背後很可能也在遮蔽。比如，前些年的青春寫作，往往都有時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過著一種看起來很奢華的生活。如果年輕作家只寫這種生活， 無形之中就造成了對另外一些生活的遮蔽。這也是我為什麼肯定打工文學意義的原因。如果我們只有這些帶有時尚都市元素的小說，並指認為這就是當下年輕人的生活，那麼若干年後，假若以這些文學素材來研究中國社會，你就會誤以為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遊歷世界， 都在住高級的賓館。可事實是，在同一時期的中國， 還有很多也叫80後和90後的人，可能從來沒有喝過咖啡，沒有住過高級賓館，也沒有出過國，他們可能就一直在流水線上、在鐵皮屋裡，過著他們的生活。這種生活如果沒有人書寫，就意味著這個生活空間完全被遮蔽了。
我把上述的寫作狀況概括為生活殖民。一種表面上繁華的、時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種生活， 另外一種無聲的、渺小的、無人認領的生活。有的時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這就是時間的空間性，也是文學書寫的複雜性。
所以，如果你僅僅把時間、空間理解成是一個物理學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存在，那就還沒有觸及文學的本質。文學的時間與空間，它除了是物理學、社會學的，也還是審美的、想象的、藝術的，當然它也是精神性的。正是這樣一種多維度的、複雜的對時間、空間的重新思考，使我們對中國文學這四十年的發展有了新的理解，就不會簡單地以為我們只是在經歷一種進程，一種節奏，可能還會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為我們所知的、被遮蔽的東西。
從這個角度上講，作家既是書寫時間的人，也是改變時間的人。當他意識到時間的某種空間性， 當他試圖書寫時間當中某一種被遮蔽的或者不為我們所知的部分的時候，他其實是改變了時間，這意味著，他把現在的這個時間和另外一種時間形態， 或者和我們經常說的永恆的東西聯繫在了一起，和歷史的東西聯繫在了一起。他思考“今天”，書寫“現在”，但也從這些“現在”的瞬間中看到了過去和未來。這樣的寫作，是時間中的寫作，也是超越了時間的寫作。
（以上文字選摘自2018閩派文藝理論家批評家學術活動周主旨發言錄音整理稿）
刊於《福建文學》2019年第1期
圖：Dan Gr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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