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
六人谈
主持人曾念长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完整的四十年历程，在新文学百年历史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单元，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亦有醒目成就。然而相比五四经典和红色经典，当代文学四十年的经典化进程似乎才刚刚被提上日程，一切是非成败有待充分评估。因此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小说选刊》杂志社、《收获》杂志社等单位以不同形式发起了“四十年，四十篇”的评选工程。这些举动似乎提醒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虽然还在延伸属于自己的历史，但是回顾与总结，似乎也显得非常必要了。2018年10月13日，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聚首福州，围绕“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经验表达”这个主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对话，也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出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文学”进行理论反思。本刊选摘部分专家学者的主旨发言，虽仅为洋洋宏论之万一，却可为我们提供看待当代文学的许多新鲜视角。
呼唤少年精神
谢 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转眼成为历史，好像就是昨天。对中国人来说，这是重建生活信心的四十年。对于中国文学艺术来说，这是翻开历史崭新一页的四十年，带来了一个新的创作繁荣的时代。二十世纪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开始，至少有十年时间，我把它称之为伟大的“八十年代”。
顾城在一首诗中说道，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所有在八十年代生活的人，都有一双黑夜给的黑色的眼睛，我们共同用它来寻找光明。在我的记忆当中，1980年以后，每天都是节日，每天都欢庆着新生，每天都有新太阳出现，每天都有鲜花重新开放。当时就有一本书叫作《重放的鲜花》，这些作品使我们重新燃起创作的愿望，去探索当代文艺和当代文艺思潮，寻找新的可能性。
我记得有一首诗，写长江边上的神女峰。神女峰又叫望夫石，千年万年等待丈夫回来。这位诗人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就是新价值的获得。在你心爱男人的肩头痛哭一晚，比展览千年的价值还要大。
一个女士给自己亲爱的人写了一组诗——《给他》，我读了以后，特别震惊。她在诗句中说道， 亲爱的，只要你要，我的全部都给你，包括我的身体，我的手臂，我的什么……在那个时候这首诗只能写给自己亲爱的人看，不能发表。尘封三十年， 放在抽屉里头。也就是在阳光明媚的八十年代，它发表了。
汪曾祺在一个作品中写道，有个小和尚，坐着小船到寺庙去，有个小丫头送他，就好像送小情人一样。她说，我要给你做老婆，你要不要？小和尚胆子小，很腼腆，支支吾吾的。她又说，你要不要？ 快说你要不要！这时小和尚说，我要！他说我要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写一江鸥鹭飞了起来。
八十年代就是这样让人难以忘怀。回顾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些年代是激情的岁月。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回到城市，回到自己的书案前面，重新开始写作。讲这些的时候，我特别怀念我们的艺术家、作家和诗人，还有批评家。怀念他们，在那个岁月里头给我们新的希望和信心，让我们始终相信未来。回到当前，我总觉得有一些不满意。我总觉得现在的文学有一点苍老，不够年轻。“五四”的时候，李大钊也好，陈独秀也好，胡适也好，都在呼唤少年精神。我们现在的文学有点苍老，甚至未老先衰，我们的小说和诗歌都是这样的。
在乡土文学中发现现代主义因素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在世界上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以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志，新世纪这十来年，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走向世界，得到世界广泛的尊重。今天我们来总结文学史，应该说这四十年不管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是一个伟大的、了不起的飞跃。中国文学在当代创造的历史高度，我想通过以下几点做出简要概括。
第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始终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站在时代前列，为中国进一步走向光明开辟道路。在这一点，中国文学和世界上任何文学都不一样。西方文学自浪漫主义时代起， 就开辟了一条现代道路，而且这个道路是按每一个作家以其个性去寻求去表达，但是中国文学几乎是一个群体在创造。中国作家牢牢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为一个时代书写与呐喊。这是中国作家和世界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放在世界百年文学史，这份意义是非常独特的。
第二，只有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文学才重新接上启蒙主义伟大道路，重新书写人的情感、尊严和价值。刚才谢冕老师提到作家张洁的一部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能够说出这句话，在八十年代是振聋发聩的。这些话放在人类思想史上可能是轻飘飘、很随意的一段文字，但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那是对人性和生命的一种关注。中国文学一定要回到百年历史中，我们才能知道，那些看似随意的话所具有的分量。
第三，在改革开放精神鼓舞下，中国文学大胆推进，与世界文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步前进， 直至影响世界文学。我们也都知道，中国文学能够和世界文学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八十年代读书是非常艰难的，那个时候买一本外国文学名著，要早晨四五点钟起来，然后冲着街上跑，跑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长队。能够抢到一本书，热泪盈眶！我们开始能够面对世界优秀的文学作品，随后作家竟然敢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来写作，能够讨论现代派，吸取现代派的经验，还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我觉得这一步步走出来，都是勇气、责任和担当。所以中国文学走过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
第四，中国文学怀着巨大的热情探索艺术表现形式，在艺术水准上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地位。虽然说我们今天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是乡土文学， 比如说莫言、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张炜等作家创作的作品，但我们也有具有形式主义感召力的作者，比如苏童、格非、孙甘露，包括在座的朱大可。现代主义作家的写作，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称为乡土文学创作的那些作家，恰恰是以他们的宽广视野，他们拥抱世界的那种精神，在他们写得最土的那些乡土叙事中，创造出最有活力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比如莫言的短篇小说，看似土得掉渣，可以说是完全道道地地的乡土小说，里面却包含了非常活跃的现代主义因素。
第五，中国文学对中国千年文明和百年现代史展开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反思，没有回避历史重负， 而是坚守民族责任，书写民族的心理痛苦，以坚硬笔墨进入历史，穿透人性。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文学还是持有比较高的一个评价。像《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作品，我认为它们对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的书写，完全可以和世界文学的很多作品比肩对话。
最后一点，当代中国文学总是站在新生活的前列，对日新月异的中国社会给予多种多样的表现， 写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生活的变化。当代文学能够把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变化的多样性和层次感表达出来。一方面是人的内心，一方面是外部建设。这两方面表达，都可以显现出作家的敏锐、细致和力量。即便像一地鸡毛的表述，我们也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家写出在如此平常的现实当中，中国人依然能够活得有滋有味，能够坚韧地存在下去。这其实也写出了中国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当然还有更加多样的感受，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以及科幻时代，各种新的生活变化正在出现，作家们都有各种各样更好更敏锐的表现。
时代之诗与内在经验
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想说，假如没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就没有日新月异、新鲜丰富的中国经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感受和情感愿望也就得不到真诚和真实的表达。实际上，改革开放的中国经验是从真实和真诚的表达开始的。我们每一个人当然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地处边缘的福建更是如此。就文学而言，改革开放至少成就了我们福建的两宗大业，一宗是闽派批评，另外一宗是福建诗歌或者说闽派诗歌， 它们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让人关注的。对于闽派批评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今天就想从一个非常小的角度讲一下我们的福建诗歌。谢冕先生主持、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诗总系》， 编选了从二十世纪初到2010年左右一百年的中国诗歌，其中第七卷1979年到1989年这一卷是我编选的。这一卷的作品，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福建诗歌的一些特点。不是因为由我编选，我多选了福建诗歌。我不敢这样做。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虽然有故乡情怀，但面对学问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感情是有的，但是还必须大致从中国诗歌的总体成就中去选择作品。
我们福建诗人总共有多少作品入选第七卷呢？ 一共有三十五首。诗人包括两个福建籍的外省诗人， 彭燕郊、郑敏。本省诗人我选了蔡其矫、舒婷，选了吕德安、汤养宗和黄灿然。汤养宗今年得了鲁迅文学奖，黄灿然是后来到香港去定居的泉州诗人， 现在已经写得非常不错了。三十五首，约占所选八十年代中国诗歌作品的九分之一。这是从数量上说。而从质量上看，像彭燕郊、郑敏，他们是“归来诗人群”的代表人物，最好的作品是在1979年到1989年之间写下的。像彭燕郊，其实是中国一个未被重视的非常重要的诗人。舒婷呢，她是“朦胧诗派”的代表。吕德安、汤养宗以及黄灿然属于“第三代”诗人，是其中非常优秀的诗人。所以，在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年代，因为我们可以发出真实和真诚的声音，所以地处边缘的福建的这些诗人，他们的灵感和才华被时代所激发，写出了不少令我们难忘的作品。
福建的诗歌和其他地方的中国诗歌相比，有不少自己的特色。像艾青和“七月派”那些“归来” 的诗人们，甚至包括北岛们的“朦胧诗”，实际上都是时代之诗。“七月诗派”归来以后，编选出版了一部诗集《白色花》，而所谓“白色花”的意思是， “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照在自己向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他们引用一个诗人的话，要开成一朵白色花，折射时代的光影。白色花是素净的花，反射了时代的光芒。而福建的这群诗人，地处边缘，分享着时代却没有代表时代的野心，时代的阳光照在他们心上，是给了他们温暖、安慰和表达的舞台，使他们有了真诚和真实表达自己的机会，他们写的是心灵之诗。
时代之诗是时代的见证，而心灵之诗长在人心的土壤上，永不凋谢。你看看八十年代的福建诗歌， 不管是舒婷的诗，吕德安的诗，还是汤养宗八十年代想象大海的诗作（汤养宗现在的诗有很多的变化），福建诗人表达的是一种非常内在的经验，他们以个人经验、地方经验内化了光辉灿烂的时代， 这是我们福建诗歌的特点。因为从内在的生命中提取，所以像舒婷最好的诗，表现了那个年代想说而不敢说、不能说的内心状态。
我想说，福建诗人以自己非常内在的东西回应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因为他们立足于自己最内在的东西，所以他们有许多作品不会因为时代阳光的运动而凋谢。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说过，五十年一百年以后，蔡其矫的一些诗篇，还是会有人读的。所以，地处边缘的福建的诗歌，也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什么？那就是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边缘同样可以引人注目，如果你能将时代经验内在化、心灵化，也会让人们刮目相看。
新文学的第三个经典时期
王 干（《小说选刊》副主编）
《小说选刊》最近在评选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部小说，包括十五部长篇，十五部中篇，十部短篇。这四十部的评选非常有意思，我们找了十四个评委，从每个题材里面选择四十部作品，然后大家投票，投票以后我们就按照顺序选择四十部小说出来。
为什么要做这一件事呢？我就在想，我们已经有两个经典，一个是“五四”以来的“鲁郭茅巴老曹”，这是五四新文学的经典。刚才晓明也讲到， 从延安时期起形成的红色经典，是第二个经典时期，包括“三红一创，保林青山”。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了新文学第三个经典时期，就是改革开放的经典。我们有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有延安时期诞生的红色经典，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来打造、确认、淘洗改革开放的经典。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表达，我们选了四十部小说。昨天谢冕老师说，四十部小说不行，还要有散文，要有诗歌，有话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我们不要用红色经典去否定改革开放的经典，同样也不要用改革开放的经典去否定红色经典。改革开放的经典正在形成当中，所以我觉得福建举办闽派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验表达的讨论，也正是打造改革开放经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仪式。福建的评论家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个时代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研究方法多元化， 功德无量。
我希望大家共同来把改革开放的经典工程建设起来。《小说选刊》已经给小说经典做了一个草稿， 下面我们应该把散文、诗歌、戏剧的经典做起来。这些年，文学界都是忙着往前走，现在该回头看一看，哪些作品留下来了，留下的作品对当下写作有什么可借鉴的。前几天，现代文学馆开了一个军旅文学会。我说，现在回看我这四十年写的文章，自然有很多平庸之作，但对得起自己的艺术良知。所以我们重新来认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来打造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学经典，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文学必须回到人民当中
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走过一个伟大的历程。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紧贴大地的那种“根”的写作。刚才陈晓明老师其实也谈到了这一点，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乡土经验写作。前一段时间，我主编了一套丛书，对这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山东作家比较重要的作品进行梳理，从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山东有影响的作家，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的。这里面也包括从山东出发的莫言。莫言写他的高密东北乡，张炜写胶东大地，李贯通写微山湖区，另外还有像赵德发、刘玉堂写沂蒙山区。这些作家都是以自己脚下的土地，作为自己的一个精神根据地，从大地中汲取营养，然后不断地生长，我认为这种生长性尤其值得重视。他们后来在自己的艺术探索当中，尤其是以莫言、张炜等作家为代表，开始借鉴西方的艺术形式，正如陈晓明老师所说的，土得掉渣的经验和一种新颖的形式探索有机地结合起来。
最近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第四次文代会的会议简报做了一次解读。我感受特别深的，就是第四次文代会的一个关键词——人民。邓小平在祝词里面，谈到了文艺和人民的关系。他说，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除此之外， 很多作家的发言也很有意思，包括像王蒙、刘心武、邓友梅，他们的发言关键词都是“人民”。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韩少功，有一份发言稿，题目叫《为人民说话》。我看了之后觉得当时那样一种很特殊的氛围，大家都有着非常一致的观点，那就是文学不能脱离人民，文学必须回到人民当中。像王蒙那一代人，他们曾经有一段很特殊的经历，这段经历让他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从人民中来的重要性。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之所以能够跟改革开放共同行进，鲜活地记载改革开放的现场经验，跟中国文学与人民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息息相关。
这些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随着技术的革命，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态， 文艺存在的形态也产生变化。媒介之间的融合出现在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推动力量。这些其实也给文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新的挑战。当然，在这个挑战背后也有一些新的机遇。正如前面几位老师说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非常伟大，而且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今天，让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的格局。
写作就是思考“今天”
谢友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四十年确实是一个不长也不短的时间，如何评价这四十年的文学，包括如何表达这四十年里人的生活处境，表达自我的经验、他者的经验，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在我们现有的文学价值谱系里，最迫近的、最当下的经验往往最复杂、最难书写，可能也最不值钱。比如在学术的谱系里，研究文学必须研究历史久远的，才称得上是有学问。厚古薄今的学术传统一直都在。也不奇怪，当下的经验芜杂、庞大，未经时间淘洗，对它的书写，多数是留不下来的。
但我今天很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没有人有权蔑视“现在”。真正有价值的写作，都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来思考和回应“现在”。波德莱尔曾经把能够写当下时代的人，称之为英雄，因为在他看来，美是瞬间和永恒的双重构成——如果你无法书写当下的、瞬间的、此时的，你所说的那个永恒， 可能就是空洞的。所以，好的作家是直面和思考“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好的批评家、学者，同样有一个如何思考“现在”的问题。
一个对“现在”没有态度的作家，很难赢得世人的尊重；而如何才能处理好如此迫近、芜杂的当代经验，更可见出一个作家的能力。福柯说：“或许， 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现时代的问题，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文学也是如此。刚才谢冕老师说，今日的文学略显苍老，其实就是少了一点少年意识、青年意识。“五四”前后几代人之所以精神勃发，就在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内心都充满着对青春中国的召唤，他们当年反复思考的正是今天的我们是什么、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这种青年精神改写了中国的现状，也重塑了中国文学的面貌。
我在中山大学教书，每次路过陈寅恪故居，看到故居门口他的塑像，我就会思考一个问题，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教授中之教授，为什么晚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心血写《柳如是别传》？他通过柳如是——钱谦益的这位妾，固然表达了人生中有一些价值是比功名、利禄更重要的，但更重要的， 也许饱含了陈寅恪的一个潜在想法，陈寅恪似乎想说，一个小妾，当年尚且知道气节，知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们现在多少学富五车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却已经完全没有自己的话语，不汗颜吗？ 这就是陈寅恪诗中所说的“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胜颂红妆”的内在缘由。
可见，即使是个研究古典的学者，也应该有一种思考“现在”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可能不研究当代，但是你至少要有一种当代意识，要有处理和面对“现在”的能力。可如今的作家，在面对这么复杂、丰富的当下经验——因为对于历史的长河来讲，四十年也不过就是当下，就是现在——很难处理好，也未必有这种当代意识。
如何理解这四十年的中国经验，其实也是一个重新理解时间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把四十年的中国经验理解成一个线性的时间问题，但我想起本雅明的一个观点， 他认为时间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时间不完全是线性的，而可能是空间的并置关系。如果只理解线性时间，而忘记了时间的空间性，可能很难理解今天这样一个多维度的中国。也就是说，哪怕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也在经历不同的时间。比如， 我们经常讲的深圳速度，是一种时间；但在我老家， 农民经历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时间，更缓慢的甚至一成不变的时间。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有人在经历不同的时间，这叫时间的空间性。
海德格尔说，新的表达往往意味着新的空间的开创，而这个新空间的开创，既有敞开，也有遮蔽。当你意识到某种时间的空间性的时候，你的表达是在敞开，但是，我们也要思考，这种表达背后很可能也在遮蔽。比如，前些年的青春写作，往往都有时尚的元素、都市的背景，主人公普遍过着一种看起来很奢华的生活。如果年轻作家只写这种生活， 无形之中就造成了对另外一些生活的遮蔽。这也是我为什么肯定打工文学意义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带有时尚都市元素的小说，并指认为这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生活，那么若干年后，假若以这些文学素材来研究中国社会，你就会误以为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在喝咖啡，都在享受奢侈品，都在游历世界， 都在住高级的宾馆。可事实是，在同一时期的中国， 还有很多也叫80后和90后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喝过咖啡，没有住过高级宾馆，也没有出过国，他们可能就一直在流水线上、在铁皮屋里，过着他们的生活。这种生活如果没有人书写，就意味着这个生活空间完全被遮蔽了。
我把上述的写作状况概括为生活殖民。一种表面上繁华的、时尚的生活，殖民了另外一种生活， 另外一种无声的、渺小的、无人认领的生活。有的时候，生活殖民比文化殖民更可怕。这就是时间的空间性，也是文学书写的复杂性。
所以，如果你仅仅把时间、空间理解成是一个物理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那就还没有触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时间与空间，它除了是物理学、社会学的，也还是审美的、想象的、艺术的，当然它也是精神性的。正是这样一种多维度的、复杂的对时间、空间的重新思考，使我们对中国文学这四十年的发展有了新的理解，就不会简单地以为我们只是在经历一种进程，一种节奏，可能还会看到另外一些之前不为我们所知的、被遮蔽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上讲，作家既是书写时间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当他意识到时间的某种空间性， 当他试图书写时间当中某一种被遮蔽的或者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的时候，他其实是改变了时间，这意味着，他把现在的这个时间和另外一种时间形态， 或者和我们经常说的永恒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和历史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他思考“今天”，书写“现在”，但也从这些“现在”的瞬间中看到了过去和未来。这样的写作，是时间中的写作，也是超越了时间的写作。
（以上文字选摘自2018闽派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学术活动周主旨发言录音整理稿）
刊于《福建文学》2019年第1期
图：Dan Gratz
閱讀更多 福建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