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阿根廷G20峰會上一次150分鐘的“年度飯局”，令原本一觸即發的中美貿易戰“決戰”峰迴路轉。從2018年12月1日到2019年3月1日的90天，世界兩大經濟體有了一個短暫的過渡期。是新決鬥前的緩衝？是言歸於好的轉折？前景仍不明朗。而與“飯局”同時發生的扣押華為公司高管事件，再度為貿易談判蒙上了陰影。無論2019年3月1日的結果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多年來積壓矛盾集中爆發的中美戰略新博弈時代已經到來。退一步海闊天空，對中國而言，以務實靈活的姿態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達成和解合作，來換取和平發展的時間與空間，是崛起中的大國避免墮入“修昔底德陷阱”和衰退通道的必由之路。
2018年12月1日，布宜諾斯艾利斯，中美領導人的“年度飯局”，讓全世界長舒一口氣。在距離原本的“決戰”只剩一個月之際，僵持的貿易戰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G20峰會，沒有再演變為G2的零和博弈。
根據習特會達成的“停火”共識，美國暫緩原定在2019年1月1日提高中國商品關稅的計劃，中國承諾向美國購買大批農業及能源商品。雙方默認了當前的格局，美方暫停繼續加徵25%關稅，但中方也接受了加徵10%關稅。
對於未來的“90天”，各方看法不一。有人認為這是貿易戰甚至可能是整個中美關係的轉折點。有人將其視為中美長期打打停停過程中的一個間歇。如果這一輪談判沒有結果，真正的角力可能才開始。
中美“飯局”前幾個小時，中國海關總署公佈數據稱，截至2018年11月中旬，中國進出口總值已超上年全年，同比增長近15%，似乎尚未因貿易戰而傷筋動骨。但實際上，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等各方面的後果已日漸顯現。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2018年三季度GDP增速降至6.5%，為10年來最低，四季度也不容樂觀。如果貿易戰持續升級，2019年經濟將進一步下行。
一頓飯解決不了所有問題，但為解決問題創造了良性氛圍。特朗普表示，美方歡迎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等於為之前對中國留學生簽證設限鬆綁。中方則“投桃報李”，決定對芬太尼類物質進行整類列管並啟動法規調整工作。中美元首還同意保持密切交往，並適時再次進行互訪。這為新一年的中美關係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
城下之盟？
北京起初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披露90天的大限。最初的口徑是，中美兩國在經貿議題上達成共識，停止加徵新的關稅，兩國經濟團隊將加緊磋商，朝著取消所有加徵關稅的方向，達成互利雙贏的具體協議。之後中國才通過商務部發言人談話的方式間接承認90天的談判設限。
而白宮方面則在“飯局”剛剛結束便宣佈，中國同意從美國購買大量的農業、能源、工業和其他類產品，以減少貿易逆差，並且“立即”開始購買美國農產品。雙方也將開始就影響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入侵、網絡盜竊、服務業和農業的“結構性變化”進行談判。90天期滿還不能達成協議，便啟動加徵關稅。
■ G20峰會
如此看來，這對於中國來說無異於是“城下之盟”。雙方對會談成果的“各自表述”，直接表明了貿易談判面臨的巨大挑戰。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表示，投資者對中美談判心存疑慮：“市場正試圖搞清楚，90天期限屆滿時，是否會達成一項真正的協議？”
特朗普12月4日為延長談判的可能性留出了餘地，稱談判可以超過3月1日的最後期限。但特朗普已經多次令中國領教了他的善變。即使中美磋商進展順利，若無協定約束，美方仍可能提出新的談判要求。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指出，90天的時間窗口不可錯失。鑑於談判涵蓋範圍的廣泛性和問題的複雜性，美方給出的90天時間顯然太短。再者，美方所列內容並非中美分歧的全部，部分反映了雙方前期磋商的“早期收穫”。
不過，中方畢竟爭取了到了寶貴的時間，原定的加徵關稅至少將推遲2個月。2018年9月北京發佈的《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提到：“中國願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與美國重啟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適時啟動雙邊自貿協定談判。”雖然現在條件還很不成熟，但在這屆美國政府強調雙邊談判的政策背景下，若中美本輪貿易談判能取得突破性進展，雙邊自貿談判破局並非不可能。
IMF預計，考慮到現有和威脅中的關稅措施，中美貿易戰將在前兩年使中國經濟增長下降1.6個百分點。如果貿易戰無法得到有效遏制，中國經濟2019年將面臨“保6”的嚴峻挑戰。在這種情況下，短期強刺激在所難免，但這樣做的中長期代價不可低估。
中國於12月份召開的政治局會議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經濟政策作出了多項重大調整。在7月和10月兩次政治局會議上未曾出現的“穩增長”，再次出現，並且又列在五大任務之首。而此前嚴令推進的“去槓桿”，卻悄然隱退，不再提及。顯然，中國正在為經濟“過冬”作準備。
從“百日計劃”到“90天談判”
通過設定90天的期限，美國似乎保持了極限施壓的姿態和後續動作的主動權，這種談判伎倆令人想起了兩年前的 “百日計劃”。
2017年4月6日，中美兩國元首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會晤，雙方同意在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機制框架下，推進中美經濟合作百日計劃。內容包括牛肉進口、生物科技、天然氣、信用評級服務、跨境結算、電子支付、銀行業等方面。當年7月13日中美簽訂50億美元的大豆與牛豬肉大單，中國進口約1250萬噸美國大豆和371噸豬肉及牛肉。中國還對更多的生物科技產品提供市場準入，並增加了對美天然氣的進口，對美國開放部分金融服務業，為美方信用評級公司及電子支付服務提供市場準入。
■ 2017年4月6日，中美兩國元首在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舉行首次會晤。
“百日計劃”雖一定程度減緩了中美貿易緊張，但顯然相較於美國3470億美元的對華貿易赤字還不足夠，也沒有阻止貿易戰的爆發。美國公司稱中國履行了承諾，但態度不夠積極。美中貿易委員會副主席傑克•帕克稱，從中方的角度看其市場已經開放，但在部分行業，外企是否能實際開展業務仍不清楚。
以Visa和Mastercard為例。數年來，這兩家公司一直在設法讓中資銀行向中國消費者發放在這兩家公司網絡上運營的信用卡。中國5月份承諾，將發佈更多允許美國公司啟動牌照申請程序的必要指引，並在6月30日兌現了這一承諾。帕克稱，中國兌現的承諾只是允許美國公司提交申請，這並不意味著就能夠開始在中國市場開展業務。中國的銀行大量發行在Visa和Mastercard網絡上運營的品牌信用卡還要很多年。在其他准入障礙方面，新規要求企業提交用於國家安全審查的材料，同時還要求外國公司在中國建立新的數據中心。
然而在此次“90天”談判伊始，中國讓美國感受了部分誠意。特朗普在G20“飯局”一天後在Twitter上發帖稱，中國已同意降低這些汽車關稅。通用汽車、福特和特斯拉的股價隨之飆升。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12月4日說，隨著兩國90天內啟動貿易談判，中國會立即採取一些貿易和市場自由化行動。“有一種簡單的辦法，那就是他們應該取消汽車關稅。我個人會把這當做試金石。”
十天之後，試金石應驗。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發布公告，從2019年1月1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汽車及零部件暫停加徵關稅3個月，其中原產於美國的進口汽車關稅從40%恢復至15%。
■ 汽車是為數不多的美國對中國實現順差的商品。
汽車是為數不多的美國對中國實現順差的商品，2017年中國從美國進口的汽車價值是130億美元，而中國出口約14億美元。
中美貿易戰以來，汽車業首當其衝受到衝擊。早前中國進一步開放汽車業，宣佈從2018年7月1日起將進口汽車關稅從25％降至15％。但隨著中美貿易關係急轉直下，新關稅施行僅五天，美國政府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中國政府跟進採取相同措施，自7月6日起對產於美國的進口汽車15％稅率的基礎上加徵25%關稅，回到40%的高點。美國產進口車受到打擊。1至9月份總體上美國產的進口車進口量下滑27.8%。
中國暫停對美產車加徵懲罰關稅，相當於率先暫時取消了部分懲罰性關稅措施。中美貿易談判在朝著緩和的方向推進。
雖然在中國進口車市場，美國進口汽車數量不算多，但對於美國車企來說，中國市場則是非常重要的，如美國通用汽車及合資企業，2017年在中國年銷量400萬輛左右，佔集團銷量40%的份額。對於中國暫停加徵美產汽車懲罰關稅的政策，美國車企和進口商反響熱烈。特斯拉隨即下調多個車型在中國地區售價，降幅在3.4%-9.5%之間。
中信證券的報告也指出，如果中國進口車關稅能夠整體下調至15%，未來銷量預計有接近一倍的成長空間，長期來看市場份額也有望從現在的4%左右提升至7%-8%。
強制技術轉讓成焦點
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指出，中美貿易戰的所有問題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若干個案，美方擺出了芬太尼出口、高通-恩智浦併購案等問題，中方則提出不再提高現有關稅稅率及不對其他商品出臺新的加徵關稅措施、雙方繼續談判等要求。
第二個層次即美方在聲明中羅列出來的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非關稅壁壘、網絡入侵和網絡盜竊、服務和農業等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大多數都是常年積累的結構性問題，是歷經了多輪中美經濟對話也沒有啃下的“硬骨頭”。美國發動貿易戰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中國在這些長期未解決的問題上一直是隻說不做。
第三個層次就是中美總體關係問題。中美兩國的關係正出現重蹈歷史覆轍的危險，面臨著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的正面衝突，即“修昔底德陷阱”。在此過程中，最重要的事情將是危機管控，避免一路滑向軍備競賽甚至熱戰。
在結構性問題中，強制技術轉讓和知識產權保護是談判重點。美國最長遠的考慮是擔憂中國科技發展會超過美國，一旦中國的高科技一路追上來，美國喪失優勢，就會帶來國際地位的下降。
■ 美國一直指責中國實行“強制技術轉讓”政策。
美國一直指責中國實行“強制技術轉讓”政策。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都被要求與中國的合作伙伴分享其知識產權。美國“301調查”報告認為，中國使用合資要求、股比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資限制來強制或迫使美國企業轉讓技術。中國還使用行政審批程序來要求或迫使技術轉讓，降低了美國投資和技術的價值，並削弱了美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
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指出，美國關注的焦點已經從貿易層面切入到中國的核心產業這樣的技術領域上來。“301條款”的這一內容其實劍指“中國製造2025”和中國的一些高科技領域，美國對中國目前的技術發展速度非常擔憂。
也正因此，在美國企業跟中國就技術研發、知識產權轉讓進行合作方面，美國政府現在開始往回走，限制美國的技術轉移。美國為了鼓勵把知識產權留在國內，也為了對新的技術轉移形成壁壘，對無形資產或知識產權相關的這些海外收入加收高額關稅。特朗普在新稅改法案中已經明確，美國的跨國公司從海外獲得無形資產的收入，比如說知識產權、專利獲得的收入，要加徵13.1%的關稅。
歐盟的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主任丹尼爾•格勞斯指出，從經濟角度來說，“強制”技術轉讓是不合邏輯的。美國和歐洲公司並非一定要在中國投資。如果明知要與中國合作伙伴分享自己的技術，而仍然選擇在華投資，那麼就說明他們認為這筆投資最終還是會帶來盈利。中國的合作伙伴和地方政府會提供低價的土地、良好的基礎設施以及稅費減免、低息貸款等優惠政策。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也說，中方不鼓勵並禁止強制技術轉讓。一些技術轉讓案例往往並非強制性技術轉讓，而是雙方企業達成的商業協議。中國公司擁有當地銷售網絡、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美國公司擁有技術，他們願意根據彼此的比較優勢達成協議。相信有“技術換市場”的例子，但這是企業間的商業協議，如果其中一方對此不滿，大可一走了之，沒人強迫他們做交易。
格勞斯認為，是中國的技術進步使得西方企業對於“強制性”技術轉讓的不滿越來越強烈。從前，西方企業很願意轉讓技術，因為它們認為中國合作伙伴無論如何沒有能力吸收和掌握那些技術。可是如今上述預期破滅了。
2017年中國研發的投入佔GDP的2.1%，僅次於美國，是全球第二大創新投入國家。中國在技術研發上的投入都已經高於歐洲國家和歐洲以外的一些經合組織國家。
崔天凱說，除中國公司外，美國公司和其他外國公司也有激烈競爭，例如，美、歐、日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在華競爭激烈。如果美國公司不把他們最好的車型、技術應用到在華汽車生產和銷售中，就可能把市場份額拱手讓給歐、日汽車製造商。因此，這種技術轉讓不是由中國政府或中國公司所迫，而是由市場競爭所迫。
格勞斯認為，美國和中國都高估了技術轉讓政策的作用。特朗普擔憂的是中國在超越美國成為技術領導者。而中方沒有認識到，如果西方的企業能夠不轉讓自己的技術，而是用專利使用權轉讓協議來代替，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更有利的合作條件。終結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實際上可能最符合中國利益，也有助於爭取到中間派（例如歐洲和日本）支持。
事實上，其他形式的“技術轉讓”的確已經變得越來越普遍。中國支付的專利使用費現在已經接近每年300億美元。中國為購買外國技術所花費的資金僅次於美國。
中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還不夠完善，執法力度更一直飽受質疑。但最近幾年逐步加大保護知識產權的力度，成立了專門的知識產權法院，2018年機構改革中重新組建了國家知識產權局。
“90天談判”開始後，中國又在12月5日宣佈了針對知識產權領域嚴重失信主體的一系列懲戒措施，嚴重失信主體將被禁止接受政府財政支持或參與政府採購等，金融機構也不允許嚴重失信主體使用融資工具。
誰是黑客帝國？
網絡是中美談判又一個敏感而棘手的難題。美國副總統彭斯多次在演講中，指責中國對美國發動網絡攻擊。並宣稱，美國政府已“授權加強網絡領域的實力，建立針對我們對手的威懾力”。
美國的盟友也在跟風炒作。2018年11月20日，多家澳大利亞媒體集中報道中國發動針對澳企業的“雲間諜計劃”，目標是“盜竊澳大利亞的高科技”。在過去一年裡，中國對澳大利亞企業的網絡攻擊次數激增，主要集中於礦業、工程和專業服務公司，是“一項持續的、重大的竊取我們知識產權的活動”。這是由美英澳新加五國情報組織組成的“五眼聯盟”發現的。
針對美國的攻擊，新華社連發多篇評論回擊說，美國明明是制定網絡攻擊戰略的國家、黑客大本營，卻頻頻將自己描繪成受網絡攻擊的受害者，將中國網絡技術、設備和企業汙名化，脅迫其他國家在網絡問題上排華，阻止中方企業參與相關國家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僅在美國，華為手機、大疆無人機、中國產監控設備等產品屢屢被安上“安全隱患”的罪名。通過中傷中國企業，美國正好憑藉自身網絡技術強勢地位獲取利益。
■ 通過中傷中國企業，美國憑藉自身網絡技術強勢地位獲取利益。
全球互聯網核心基礎設施大多在美國，各種核心技術的主要供應商是美國企業，美國還有最大的網絡情報機構、全球首支大規模成建制的網軍。2017年，美國政府將美軍網絡司令部升級為美軍第十個聯合作戰司令部，地位與中央司令部等主要作戰司令部平等。網絡司令部下屬133支網絡部隊，已於2018年5月全部具備全面作戰能力。
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但恰恰“90天談判”涉及的許多結構性問題，不是簡單的經濟利益。如果要達成協定，中國的許多政策需要進行大幅度的修正乃至轉舵。
雖然中美要在90天的時間完全克服所有分歧的難度很大，但如果中美在90天之內能充分利用寶貴時間構建起相當的互信，步入相向而行的良性通道，塑造一個相互都能夠接受的妥協格局，那麼即使所有的問題尚未解決，也可較為有效地穩定預期，拓展解決問題的新空間。這需要更多像汽車一樣的試金石。
在美國施壓的同時，中國也在尋求迂迴還擊。北京與東京實現了關係的轉圜。中國海關總署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前11個月，中日進出口額為3008.17億美元，同比增長了9.7%。在11月份中國進出口增速顯露疲態的時候，中日貿易仍保持了快速增長。特別是美國宣佈退出TPP後，日本加強了與中國的經貿往來。
中歐的經貿往來也得到加強。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黃育川指出，當中美貿易出現僵持局面，需要一個外部力量來幫助打破。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的候選者是亞洲或歐洲。歐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是歐洲進口的主要來源。過去十年來，歐洲每年流入中國的外國投資約為美國的兩倍。歐洲並不像美國那樣執迷於大國對抗和南海等安全問題，也更直接地受到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影響。如果中歐加快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可能會向特朗普表明，與依賴懲罰性關稅相比，有更好的辦法處理貿易爭端。
第二次“入世”？
不少觀察者將此次中美言和，與1999年中國“入世”相提並論。1999年11月15日，中美有關中國“入世”談判的最後關頭，朱鎔基親自拍板，在七個關鍵問題上讓三保四，為“入世”掃清了障礙。兩年後，中國正式加入WTO，迎來了二十年的黃金機遇，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特朗普上任以來，全面收緊對華政策，對既有的規則秩序進行清理洗牌，被戲稱為“棄約”精神。在中美貿易磋商中，多次出爾反爾，讓北京方面無所適從。然而，特朗普的“棄約”，理由正是中國“棄約”在先。當年“入世”時的許多承諾，遲遲未見實際行動，相反卻利用發展中國家的優勢，大肆收割貿易剪刀差。
如今的“90天談判”，面臨著兩種結局。一是中國兌現承諾，大刀闊斧啟動實質化的改革和開放，減低外界的戒心和疑懼，從而真正消弭貿易戰陰雲。中國既然還不具備撼動美國的實力，就需藉此重獲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的接納。中國在眾多問題上作出讓步，若能一一兌現，則可避免已在懸崖邊上的新冷戰，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外部環境，避免提前到來的停滯乃至衰退。
另一種是，中國上演“只說不做”的套路，通過階段的策略性調整，暫時躲過這一劫，繼續我行我素。但這種選擇的後果將相當嚴重。二十年前，美國對中國“入世”放行時，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轉型抱有相當的期待和希望，但卻換來了一個失望無比的結果，從彭斯祥林嫂式的喋喋不休就可看出來。現在，美國已經沒有耐心了，一旦達不成目標，硬博弈將全面蔓延。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2月4日在布魯塞爾的一場演講中，猛烈抨擊聯合國、歐盟、IMF和世界銀行等組織不再履行它們原本的職責，迫切需要變革。WTO在涉及中國的問題上並沒有堅持自己的規則。華盛頓還正在推動IMF和世界銀行不再支持中國這樣的國家。
特朗普政府在許多問題上採取單邊方式，退出了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聯合國最高人權和教育機構以及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蓬佩奧則表示，美國之所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是因為一些國家只是把該協定視為重新分配財富的手段。
蓬佩奧說，特朗普正致力於打造美國領導下的新世界秩序，新秩序的基礎應該是主權國家，而不是國際組織。英國退出歐盟，就是超國家組織無法運轉的例子。國際機構必須幫助促進合作，加強自由世界的安全和價值觀，否則就必須改革或廢除它們。只有在美國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團結世界各國，阻止俄羅斯、中國和伊朗等“不良行為者”違反條約和多國協議，從國際體系中獲益。
特朗普是“善變”的人，對於承諾能否兌現是一個問號，不排除在談判過程中他會不斷加碼或提出新的條件。《華盛頓郵報》認為，90日限期是一個極具野心的計劃，中國需要付出更多，才能夠與美國達成協議。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認為，談判成果可以令中國檢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減少貿易壁壘的同時，加強企業競爭及恢復經濟的活力，促使中國朝著真正的市場經濟發展。中美關係涉及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問題，如果中美關係不斷惡化，會導致國內民族主義持續的高漲，也會促使更多“自力更生”政策的出臺，最終有可能導致改革開放出現倒退。
實際上，美方的一些訴求，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長期全域目標有很高的契合度，但阻力則是短期的、局部的利益分配。貿易摩擦雖然衝擊了現有經濟發展模式，但又倒逼中國經濟突圍轉型。在此之間的權衡抉擇，正是中美談判的迴旋餘地。對中國而言，以適當的務實靈活，與美國達成一份具有約束力的廣泛協定，來換取和平發展的時間與空間，推進新一輪改革開放，避免墮入“修昔底德陷阱”和衰退通道，意義不亞於是第二次“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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