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數千年連貫的官僚政治傳統不太可能在可見的未來消退，高壓反腐、紮緊籠子也無法完全阻遏其可能的弊端，如何建設一個好的政治秩序，讓權力護持社會而非凌虐社會，仍是待解的問題。
為此需要努力奮鬥的，不僅是未來的春晚，更是我們的整個國家。
春晚的一大功能，就是讓人民群眾吐槽。今年的槽點仍然不少，但願意吐槽的較之往年為少。這可能是因為觀眾懶得搭理了，也可能是因為沒空搭理，但最重要的是，今年春晚整體顯示出一種重大變化，透露出中國社會“新秩序”的端倪。
這一新秩序，簡單講，就是由日益壯大的中國中產家庭支撐的新時代中國社會政治形態。
不管這一新秩序是好是壞，必然到來的東西總會到來。通過充滿“新時代”詞符的豬年春晚，我們已可感知這一新秩序的正在到來。
寡淡
春晚無疑越來越寡淡無味，正如春節本身越來越寡淡無味。公平的講，春晚的外在形式越來越摩登炫酷了，這主要得力於技術手段和物質條件的進步，然而春晚的內在水準似乎一直在不進反退。人的因素比較重要，包括主持人和重要演員，可圈可點的越來越少。
這自然跟我們的主觀感受有關。選擇太少的年代，無從挑剔；選擇太多的年代，充滿苛求。但一箇中不溜秋的春晚，不正符合一個到來中的中不溜秋社會的品質嗎？
春晚倒是越來越能正視自身了，因為對很多人來說，它已並非非有不可。今年春晚有個好處得說，就是沒有太把自己當回兒事，因此沒有用力太猛，結果，它雖然仍沒那麼讓人喜歡，但也沒那麼讓人討厭。
當然，用力不猛，也絕不是隨隨便便。春晚畢竟還是政治。可也正因為春晚是政治，所以真正懂得政治的春晚，也不太可能用力太猛。為什麼呢？因為政治本身已更多地與具體利益有關，而不直接觸碰重大意識形態問題。
春晚懂政治，從三個分會場的選擇即可見得。一是井岡山，代表革命時期的中國；一是長春，代表建設時期的中國；一是深圳，代表改開時期的中國。當下的中國是這三個歷史時期疊加形成的產物，可謂同時包括了三者，但又不是其中任何一者。
這意味著當下中國的一個基本現實就是利益、思想和群體的分化，而要進行整合，仍沒有一勞永逸的一攬子辦法。
這使當下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充滿含糊性。它不討好任何某個單一的方面，但也不得罪任何某個單一的方面，同時各個方面又都可以從中看到自己。春晚無疑也是這樣一個反光鏡，折射了各種混雜色彩。
不同節目之間的自由切換，反映的是當下中國的豐富內容，但豐富歸豐富，卻並不系統，也不夠連貫，缺少的是一個內在統一有力的大邏輯，也鮮見直指人心的精神力量。雜燴的結果，往往多為平庸和寡淡。
真能涵攝綜合，返璞歸真，平平淡淡，也是很高的智慧和境界。今年春晚似乎遠望到了，卻沒做到，除了一切主觀因素外，主要是因為它所預設的主體觀眾還在生長之中，一個未來的中產社會還遠沒有成熟，因此它仍需繼續同步探索。
中產
春晚是演給誰看的呢？中國的人民群眾。中國的人民群眾是誰呢？這個曾經很簡單的問題已不容易回答。
表面看來，人民群眾包括了男女老少不同性別、不同年齡段的人群，包括了56個民族，包括了沿海內地以及港澳臺各個區域的國人，甚至還要加上越來越多的海外中國人。春晚需要照顧到的口味偏好這麼多，要燉這麼一大鍋菜還要燉得大家都愛吃，著實很難。
但不管多麼難，當中國的農村人口仍佔大多數時，主體觀眾是誰還是比較清楚的。那樣的春晚是“超生游擊隊”、“黑土白雲”、“我想死你們了”的時代。
這樣的時代在中國進入21世紀之後，就已經在不斷消去了，最終的告別當然還需要一個過程，但隨著城鎮人口超過農村人口，一個新的時代必然已在到來之中，新市民口味的節目在春晚演出中也越來越多。
春晚的自我意識一度也發生過混亂，在搞不清誰是人民群眾的情況下，似乎覺得演給“上面”看、讓“上面”滿意就行了。但這顯然太不清楚“上面”的想法了。
說實在的，今年春晚最大的進步就是又懂得兼顧上下了，而且依稀看到了誰是中國的人民群眾。要知道，在急劇發展變化的中國，“人民群眾”也一直在變，要發現“人民群眾”，就得對時代大潮中的中國社會有深切的感知與洞察。
中國即便尚未形成、也是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中產階層及其家庭，人口數要超過美國人口總和。在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標實現之後，中國必將更紮實有力地往中產社會邁進。理解新時代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都離不開這個基本國情變化的大背景。
前幾年的春晚就已開始顯示中產化的潛意識，今年春晚似乎更加自覺，尤其在小品節目中廣泛涉及了許多“中產話題”。這預示著一箇中產階層及其家庭佔據主體人群優勢的新社會政治秩序的到來。
這樣一個到來中的新秩序，是符合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實現民族復興的願景的，也是符合穩定和諧長治久安的需要的。但這個新秩序不會自動到來，仍需要國人的努力。以此觀之，春晚隱隱成了一種充滿希冀的“召喚”。
奮鬥
從國策看，提低擴中限高，城鎮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鄉村振興，減免稅收，等等，這些都指向這樣一個新秩序的構建。問題在於，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都會面臨種種新的問題與挑戰。
國際壓力且不論，就內部而言，今年春晚談到的“中產話題”，比如職業女性（閆妮等）、小孩教育（沈騰等）、夫妻關係（復興號）、家庭服務（賈玲等）、戀愛與創業挫敗（郭冬臨等）……在在都是與中產人生密切相關的社會問題。
人人都是追夢人——這樣的勵志無疑是需要的，成長中的中產社會需要弘揚奮鬥精神。然而，更重要的是，面對這些備受關注的“中產話題”，實際上也就是面對成長中的中產社會必然出現的種種“脆弱”，國家又應該做些什麼？對於創業失敗的年輕人，僅僅重複當年對下崗工人說的“重頭再來”，夠嗎？
一個成長中的中產社會，應該是具有活力的。未實現中產的能看到希望，力爭上游；實現中產的心懷憂懼，猶恐落後。社會階層雖然日趨分化，但還尚未固定。
往“上層”流動從來都只是極少數人和家庭的事情，多數人尤其年輕人若能夠成為中產、保持中產並有些希望成為上中產，就已很不錯。
目前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不管政見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多屬於中產。有人可能更關心下層勞動者的生存發展，有人可能更關心精英階層的正常流動，有人可能更關心執政者的德性水平，但這些都不影響自己過的是中產生活。這也可說明，對於越來越多的各種新的社會問題，具體的公共政策討論將比宏大的意識形態爭論更切實際。
這並不意味著意識形態就沒用了。關鍵在於，中國想建一個什麼樣的中產社會？美國、日本、西歐等發達國家所走過的社會發展歷程可供借鑑，然而，已然成熟的中產社會所存有的種種嚴重問題也需要極力避免。更何況，中國的人口狀況、歷史文化和實際國情決定了，中國式的中產社會建設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比如對於親密關係的強調、對於家國情懷的弘揚、對於身份平等的突出、對於革命傳統的回望，諸如此類都出現在今年春晚中。探究其背後的基本理念，實質上是對於一種沙漠化、原子化、分裂化的個人主義社會狀態的規避。我們願意看到未來春晚會更自覺地發展這一邏輯。
市場經濟在當下中國的深化發展已經不可逆，連春晚也充斥著商業與資本的力量，然而最終是建成一個好的“市場社會”還是一個壞的“市場社會”，卻是可選擇的。
數千年連貫的官僚政治傳統不太可能在可見的未來消退，高壓反腐、紮緊籠子也無法完全阻遏其可能的弊端，如何建設一個好的政治秩序，讓權力護持社會而非凌虐社會，仍是待解的問題。
為此需要努力奮鬥的，不僅是未來的春晚，更是我們的整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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