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演義還是歷史，曹操都有一個公認的評價：“奸雄”。在我們普世的價值觀裡，他本就是一個充滿矛盾色彩的人。喜歡和不喜歡他的人，總能說出各自的理由，不過，任何片面的理由，都不足以給曹操蓋棺定論。因為這種矛盾性本身，與曹操這個人物的“魅力”，恰是他在公眾視野下的AB兩面，而且越是矛盾，“魅力”越大。所以，要談曹操的矛盾性，先要談談曹操的魅力。
曹操的魅力在哪？《三國演義》的主要素材庫——裴松之注《三國志》已經給了答案。這本晉人陳壽編寫，南朝宋裴松之註解的史書，如果只看陳壽的本志，你會發現他筆下的曹操就好像某某聯播裡那樣，大部分都是高高在上的正能量，整體形象是完全正面乃至過度修飾的。而裴松之引用的豐富史料，恰恰讓陳志中那個高高在上的“曹操”一下子變得親切又立體起來，經過《三國演義》的整理加工呈現在公眾的視野之下，讓人們看到了一個“超世之傑”真實的處世姿態：既有豐功偉業，又有七情六慾，既有雄才大略，又有陰謀詭計。
這樣的一個人物，是如今任何一個小說、影視劇都想創造、卻很難做到的。而那些 “貶低曹操”的記錄，也滿足了大家對這類“歷史明星”的八卦心態，有些內容在今天的價值觀看來，反而體現出曹操的真性情。如此“真人秀”一般的人物展示，再加上名家先賢的研究推崇，造就了那個萬人矚目的“曹操”。
功罪交纏的曹操
如果說今天曹操依然健在，那麼他相當符合“成功”的標準。但是，世俗意義上的成功和精神世界的自由，又是一個矛盾的兩面，大部分人一生都在這個矛盾中追求平衡，即所謂“中庸”。
曹操也不例外，他在自己的時代就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褒獎和猜疑，然而他的一生功也赫赫、罪也昭昭，絲毫不受“中庸”的限制，所以他絕不是我們主流文化裡推崇的“聖人”，即做人的標杆。
這就導致在歷史的角度評價曹操，我們只好選擇俯視的視角。
正所謂“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假如曹操生活在今天，也許一輩子都是一個“紈絝子弟”，最多就是個“國民老公”乃至“國民爸爸”。但是，當他在亂世中選擇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後，他就在不知不覺中成為扛起整個國家命運的人。在這樣宏大的歷史使命之下，曹操的功與過，必須接受客觀的評價。
曹操的功，自然是統一北方、平定亂世，這個大家已經耳熟能詳，甚至是抬高過分了，今天這篇文章我們主要談談他的過。
“唯才是舉”的陰影：不簡單的《求賢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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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曹操的功績，“唯才是舉”是我們不能迴避的，然而這真的是他的功績嗎？
曹操在創業初期，的確任用了很多出身不同、個性迥異的人才，但真正的“唯才是舉”是210年春天的《求賢令》提出的，指舉薦人才不論品行出身，只論治國強兵的本事。
但是當時的曹操已經統一了除涼州以外的北方地區，早年他啟用的各類人才早都身居要職，為什麼他要在這個時期刻意強調“唯才是舉”呢？為了便於後文分析，現將《求賢令》搬運如下：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如果認真閱讀這段命令的內容，不難發現其口吻激切，明顯是在針對“取士必廉”的觀點。
我們知道，曹操早年起兵的人才，除了以宗族武將為核心的梁沛地方勢力之外，許多都來自以汝潁文化世家為核心的士大夫階層。而其中的代表人物荀彧，更是以舉賢聞名。大部分經他舉薦的人才都德才兼備，但也不是沒有“唯才是舉”的例子，譬如曹操最鍾愛的郭嘉。
那麼，“取士必廉”的現象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又是誰持這樣的觀點呢？
答案是崔琰和毛玠。在《求賢令》頒佈的前一年，丞相掾屬和洽曾經上書，認為主管舉賢的毛玠、崔琰為人忠清儉素，但把這一點作為人才的唯一標準，會形成盲目效仿的虛偽風氣，偏激且不通情理。而在崔琰和毛玠的傳記裡，對二人剛直方正的記載赫然在目，尤其是毛玠，他的樸素作風在當時的確影響廣泛。
曹操對崔琰純是利用
曹操對此的態度表面也是“支持”的，可是七年後，當曹操以魏王的身份接受天子儀仗後不久，崔琰和毛玠都莫名其妙的被冤枉致死。所有這些，難道僅僅是巧合？又或者僅僅是曹操年老多疑，因為一時的猜忌而殺人麼？
事實上，如果把《求賢令》放到曹操代漢的大背景中去看，這些疑問就不難理解了。
根據《三國志集解》中盧弼的說法，我們明顯能看到，曹操從208年已經開啟了從“漢相”到“漢賊”的步伐，直到218年、219年因為受到劉備、關羽北伐的阻撓，這才宣告了代漢稱帝的計劃失敗。曹操本人也不得不假意以周文王自比，把代漢的任務留給曹丕，然後與世長辭。
那麼，曹操既然要建立新的王朝，自然要和那些維護漢室的力量作鬥爭，而這股力量恰恰來自以汝潁文化世家為核心的漢末士大夫。荀彧、荀悅、毛玠、崔琰、孔融等等雖然擁漢原因不同，但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同時也是守護漢室的中堅力量。
荀彧與曹操最終反目
而他們的武器，正是以儒家經學為主導的意識形態輿論，其對人才的考核標準，最強調德行修養。當時常見的入士途徑“舉孝廉”，指的就是品行孝順而又清廉，足可為證。在這樣的環境下，毛玠和崔琰對人才渠道的控制，就成了曹操代漢的絆腳石。
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即便他們二人沒有“謀反”之意，曹操也不得不清除漢室忠臣最後的權力陣地。
當我們結合和洽的上書，以及當時的政治背景，再來看這個《求賢令》，其實更像是針對毛玠、崔琰二人的“婉言”批評。
也就是說，曹操不是純粹的求賢若渴，也不是純粹的改革弊政，而是把求賢令作為打壓異己的手段。而且在《求賢令》之後，曹操還先後發佈了兩道求賢命令，分別是《取士無廢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兩道命令頒佈的時間，分別對應曹操代漢的兩個重要步驟：
214年，曹操以魏公的身份被天子特詔位在諸侯王上，同年頒佈《取士無廢短令》； 217年，曹操以魏王的身份獲賜天子儀仗，同年頒佈《舉賢勿拘品行令》。兩道命令從名字上就能看出，與“唯才是舉”的《求賢令》一脈相承，這更加證明曹操倡導的“唯才是舉”，實際上是為他自己的代漢稱帝收買人心。
現在，當我們回過頭看《三國志》中曹操對崔琰毛玠的“讚許之詞”，其實都是有所保留的。當然，“唯才是舉”的主張本身不一定全無合理性，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東漢的取士傳統儘管注重德行，也並不排斥其他種類的人才，實際上，大多數時候官方是主張兼收幷蓄的，只不過沒有像曹操這樣旗幟鮮明的提出觀點。所以，代漢稱帝並不是推廣“唯才是舉”的必要條件，“唯才是舉”中可能的合理性，自然也無法掩飾曹操的篡漢逆行。
只是自我拯救：假公濟私的奪權代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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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求賢令中的陰謀前文已述，這裡我們需要深入剖析的是，曹操奪權代漢的具體進程，以及他的核心動機。
公元204年，曹操攻陷鄴城之以後，整個冀州已入掌中。當曹操查閱戶籍的時候，發現當地的兵役人口高達三十萬，不禁大喜過望，於是他盯上了這塊風水寶地，將自己的大本營搬到了鄴城，同時以朝廷的名義封自己為冀州牧。
根據《三國志》中荀彧的傳記，這個時候有人提出，可以恢復上古九州的行政區劃，而九州時期的冀州地域廣大，這樣曹操自己的地盤就會擴大，四方群雄必然賓服。
曹操對此非常受用。就在他即將同意的時候，荀彧認為此舉會迫使許多新附之人獻出土地，容易激起反叛，於是曹操不得不擱置了這個想法。
不過，當214年曹操成為魏公的時候，“九州制”還是實現了。那一年，荀彧去世。其實，荀彧反對“九州制”的原因，並不只是表面上改變制度的各種成本，而是“九州制”下的冀州在上古時期位於天下中央，在行政級別上相當於東漢的司隸校尉部，帶有“京畿之地”的意味。
“冀”本身是“希望”的意思，而曹操正是在冀州的魏郡擴大之後，逐步建立了魏公國、魏王國。所以，204年的“九州制”提案，很可能就是曹操野心膨脹的證明。只不過，礙於當時的袁譚、袁尚、劉表等勢力依然活躍，曹操只能聽從荀彧的建議暫緩此事，
等到公元207年征討烏丸之後，曹操放眼天下，除了那個行將就木的劉表之外，曾經威脅自己的大諸侯都已不再。於是他在208年六月，罷三公、稱丞相、殺孔融、徵荊楚，無非是要大權獨攬，立不世之功，然後稱公稱王就更加容易了。
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赤壁一戰損兵折將還丟了面子，此後他就面臨著外有孫劉、內有異己的局面，比稱相之前的處境更加微妙。
在這個節骨眼上，公元209年名儒荀悅去世，他生前有大量針砭時弊的著述，其中不少對曹操十分不利。承前文所述，那些守護漢室的士大夫，必然趁機借荀悅之書，對曹操掀起輿論攻勢。於是，曹操從人才的選拔標準入手，打擊以文化世家為核心的士大夫階層，這才有了210年的《求賢令》，同年他又頒佈著名的《述志令》，稱“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
但是在此後的四年中，我們並沒看到有多少貧賤之才真的被“明揚仄陋”，而曹操也並沒有表現出“身為宰相，意望已過”的謙遜，反而在213年成為了魏公，又逼死了荀彧。此後他便一路絕塵，積極籌備著代漢稱帝，在此僅列舉一些重要事件作為證明：
213年曹操進位魏公，立魏社稷宗廟，復九州制；
214年漢室詔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曹操殺伏皇后黨；
215年曹節被立為皇后，曹操承製封拜諸侯守相；
216年曹操進位魏王；
217年漢室賜魏王天子儀仗。
更詳細的內容都在《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第一》當中，可以看到曹操從208年稱相以來，一直都在為代漢稱帝積極準備，如果不是218年、219年劉備和關羽的軍事行動奪取漢中、水淹七軍，引得曹操治下多地叛亂，曹操稱帝幾乎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說曹操一輩子沒有稱帝，這還真要拜劉備所賜。
當然，我們無法否認的是，曹操在迎奉天子以後，的確受到了來自帝黨的威脅，這或許迫使他不得不採用更激烈的手段，在保護自己的同時完成一統北方的大業，正像他在《述志令》中說的那樣：“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然而，這種所謂的“兩難”處境，也不免是他咎由自取，譬如在對待董承之亂的處理上，如果他稍微顧忌一下天子的尊嚴和基本的人性，完全可以將正在懷孕的董貴人軟禁，而不是直接殺死。
作為一個朝臣而不是土匪，曹操在對待漢室皇族的態度和手段上，嚴重突破了政治倫理和道德底線。更關鍵的是，在當時儒家的正統觀念當中，漢獻帝本人並沒有明顯過失，所以滅亡漢室缺乏足夠的理由。因此，曹操的奪權代漢，並沒有顧及當時的政治傳統和法理的嚴肅性，更多的是出於私門利益。
究其“成功”實質，其實是在東漢皇權衰弱的時候取而代之，以自身魅力為憑，採用滅絕人性的暴力突破底線、震懾四方，再以實利滿足治下的發展需求，卻嚴重損害了由亂向治的文明建設。
在稱帝條件不足的情況下，強行動用的一切陰謀詭計，都使曹操更接近我們熟知的那個“亂世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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