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士的起源
科舉開始於隋代，開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下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這是正史中首次明確提出分科取士，可視為科舉選官制度的發端，此舉打破了魏晉以來九品中正制下的門閥士族選官制度，對我國後世的人才選拔制度有著深遠的影響。
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孝廉科為明經科，並增設進士科，至此科舉在隋代的考試科目基本上固定為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考試，進士這一稱謂正式進入歷史舞臺。
只是隋代享國日淺，短短三十餘年便轟然崩塌，其創立的科舉制並沒有留太多時間去完善、打磨，此項任務還需要交給一個新的大一統的強盛王朝去實現，好在這一切並沒有等待太久，隋朝的繼任者大唐，以它豪邁雄壯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繼續完備了這一歷史創舉。
唐代的進士科
公元618年，唐朝以長安為都宣告建立，在政治上繼續沿襲隋制。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曾下貢舉敕，沿用隋代秀才、明經、進士三科考試入貢士子。等到唐太宗即位，出於對以文治國的高度重視，太宗皇帝在秀才、明經、進士此常科外，另設制科考試，即根據國家的實際需要隨時開設專門的人才考試，此舉極大豐富了科舉的考試內容，適應了國初人才匱乏的局面，無怪乎唐太宗會高興的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但不管科舉名目如何增加、變化，自唐高宗時期明經、進士兩科逐漸成為主要的科舉考試科目，之後隨著考試內容，考試形式、規範的不斷完備，最終進士科成為唐代最主要的考試科目。
進士科也是最難的，分為三場考試，先考貼經，經義精通方能通過，通過後再考文賦，再過者考策問，只有三場皆通過者才能成為“進士”。
有唐一代，每年明經與進士及第者名額一直在一百五十人左右，貞元年間唐德宗曾下敕：“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此後進士名額雖略有增加，卻一直維持在三十人左右。每年各地送往京師參加進士考試的往往在千人以上，應考者三、五十人中方有一人被錄取。因此相較於明經科的高錄取率，唐人常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正因為進士錄取低，地位崇高，玄宗開元以後，士子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成為飛黃騰達的捷徑，士人趨之若鶩。
也正是得賴於進士科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地位，催生了進士第一名“狀元”這個被國人津津樂道，經久不衰的稱呼。
宋元時期的進士
歷經五代十國大半個世紀的紛亂，宋王朝相繼滅亡諸國結束戰亂，成為統一的中原政權。鑑於唐末以來的藩鎮割據，宋太祖杯酒釋兵權，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國策，科舉制度在宋代有了長足發展，趨於成熟。
也是從宋代開始進士科正式固定為三年一考，並分為三級考試，即州試（各州地方主官主持）、省試（禮部主持）、殿試（皇帝親自主持），科舉程式不僅發生系統的變化，錄取人數也隨之擴大，太宗、真宗朝每科錄取人數也達到了一百五十多人，而到了仁宗朝錄取數量突破了三百人。
錄取人數的增長，一方面是大宋朝廷為了籠絡讀書人，力行以文治國的國策決定，一方面也是宋代對唐以來的科舉科目進行大規模變革，甚至北宋後期進士科成為唯一存在的科舉科目，錄取人數自然要隨之增加。
雖然錄取的人數多了，但進士含金量卻沒減少，反而提高，大宋朝廷將進士分為三等，第一等進士及第，第二等進士出身，第三等同進士出身。並規定考中進士可免去吏部的銓考直接授官，而第一等的進士及第者，很多人日後都宣麻拜相，因此宋人也稱進士科為宰相科。
有宋一代對科舉是大力提倡，宋真宗就有著名的勸學詩，詩云：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
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
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
如此社會風氣極大刺激了宋代的文教昌盛，各地私學林立，催生了我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
故此宋代讀書人赴試求取功名者不計其數，全國讀書人每三年為爭三百的進士名額擠破了頭，畢竟成為進士那就可以授予官身了。
到了元代，蒙古人建立的少數民族王朝對漢族士子重視程度並不足夠，縱觀元朝九十多年曆史，科舉考試僅僅開設了16科，共錄取進士1100多人，其中為保證蒙古人和色目人錄取名額，還對漢人名額進行半數的限制。因此科舉在這一時期整體處於低迷，漢族士大夫對元王朝離心離德。
不過在經歷短暫低潮期後，科舉制度隨著大明王朝的崛起而達到了歷史的鼎峰。
科舉鼎盛時代
公元1368年，朱元璋於南京稱帝，建國號“大明”，隨著南征北戰，追亡逐北，新的大一統王朝再次屹立東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詔開科取士，雖多有反覆，但在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欽定“三年大比”制度，明確三級正試，逢子、午、卯、酉年各省舉行鄉試，選拔舉人，鄉試次一年，也就是逢醜、辰、未、戊年由禮部舉行會試，殿試與會試同一年。
在鄉試、會試、殿試三科正試外，還有童生試，分縣試、府試、院試三級，只有通過童生試獲得秀才功名成為生員，在鄉試前的科試合格後才有參加鄉試的資格。
正是通過六道科考的層層選拔，能考中進士更顯得尤為不易。就拿童生試的生員名額來說，明初各縣、府的生員都有定額，不過二三十人，之後歷朝多有增添，每科數量大致控制在一百多人，有多少讀書人為成為秀才而蹉跎科場，從少年郎變為垂垂老者。
而即使早早通過了童生試，鄉試也未必能過，鄉試的錄取率更低，各省名額不定，大明兩京一十三省，除兩京鄉試名額維持在一百多人外，其他諸省並未滿百。拿南京所在南直隸來講，每科鄉試參加考試的生員多達兩萬多人，為爭那一百來人的錄取名額是何等慘烈。
這是為什麼鄉試中舉者的地位會雲泥之判，即使不能考中進士也能成為地方鄉紳，也有做官的資格。
鄉試中舉後，舉人可以進京參加會試，這可國朝盛典，朝廷上下尤為重視，錄取貢士的名額達三百多人，基本上維持在十三取一，相較鄉試和童生試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會試容易了許多。通過了會試基本上就完成了科舉之路，殿試只是定三甲名次並不黜落人。
正是明代對科舉的重視，吸取歷代經驗不斷改良科舉制度，使之達到鼎盛，也使文官制度發展為歷朝最為成熟完備時期。進士出身成為為官正途，明代官場常有這樣的規矩，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這些從科舉中產生的進士們已經成為維繫帝國穩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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