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都由國家說了算。一盒火柴兩分錢，一斤鹽一角三分，一輛自行車100多，一塊普通手錶幾十元……那時看似物價低廉，但均需憑票購買，衣食住行離不開布票、糧票、油票等各種票證。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定價機制弊端日益突出，商品的價格不僅無法反映市場真實的供需狀況，甚至嚴重製約了經濟活力。全社會無論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均長期受困於短缺現象，所需的商品經常難以買到。價格體系本是國民經濟運行與發展的“晴雨表”、“調節器”，那時卻完全失去了作用，改革迫在眉睫。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價格改革的序幕，此後數十年，從一針一線都要國家定價，到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最大限度地由市場決定，我國價格體系如何一步步從“計劃”走向“市場”？其間經歷了哪些驚濤駭浪？繼續深化價格改革我們還需要做些什麼？價格改革為什麼是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
《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彭森為您深度解讀。嘉賓簡介
彭森---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長期在政府部門參與政策研究、宏觀經濟體制改革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工作。他見證了幾十年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決策過程。
以下為演講全文
大家都知道，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一切商品的生產、商品的價格都是由計劃制定，由政府制定。根據統計計算，在1978年改革開放的那一年，我們92%的農產品的價格，100%的生產資料價格以及97%的日用商品的價格都是由政府定價。中央一級的政府定價目錄有多少呢？1336項，大到重工業產品、煤電油氣運，小到我們生活中衣食住行。舉個極端的例子，一盒火柴的價格也是由政府制定。政府來決定一切商品的價格能不能做得到呢？現在看來是肯定做不到的。所以，我今天想講一講中國價格改革的有關歷史進程和主要的經驗。
一、為什麼要推進價格改革？
改革價格體系、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是一切市場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新舊體制轉換的帶有根本性的、關鍵性的一個重大的任務和一個重要的標誌。過去專家認為，可以通過整個社會的生產、流通、分配的一個全部的計劃來模擬和確定商品的價格。但是在中國的實踐中，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在這種指導思想和理論指導下，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和計劃價格出現了很多弊端：
第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由於由政府來定價，商品價格不太考慮到整個社會和市場的供求關係，很多價格跟不上市場的變化，跟不上人們收入的變化。這樣也導致商品的價格遠遠地背離價值，違背了價值規律。
比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市地鐵。北京的第一條地鐵線是1971年面向公眾開通的，當時政府定價一毛錢。一毛錢的票價現在看起來很低，但是當時在整個城市的公交系統中那還是最高的，那個時候汽車票價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一直到八分。但是這個地鐵票價它穩了幾年以後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補貼，已經跟不上形勢需要了。但是過了多長時間才能調第二次呢？一直到1987年，我們的環線就是二號線通車以後，這才決定調一毛錢，變成一張票價兩毛錢。即使調了一毛錢，北京市物價局有沒有這個權力呢？沒有，北京市政府也沒有。最後還跑到國務院，要中央決定北京地鐵票調一毛錢。
第二個問題就是按照計劃經濟的決策者的考慮，價格應該是政府意志的體現，它可以用來作為經濟調控的一個工具。所以，如果國家的戰略發生了錯誤，那就導致整個價格政策也出現極大的問題和失誤，最典型的就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當時，實行計劃經濟的這些經濟體都有一個問題，在開始的時候，都是把重工業優先發展作為一個國家的重大戰略。發展重工業它的資金從哪兒來呢？只好農業來做貢獻。所以農民當時出售農產品的時候，它的價格低於實際價值，而他購買工業產品的時候呢，那個價格是遠遠高於價值的，這個就是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來歷。所以中國的農民在過去從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中，按照統計每人每年的收入只增加兩元錢。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個農民從集體經濟能拿到的收入每年不超過60元。就是這種價格體系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在這麼一種體制下最後導致了我們的計劃經濟就成為了短缺經濟，成為了票證經濟。從1953年開始，全國有的省就開始發佈票，然後很快全國普及。從1955年開始，糧食搞統購統銷，然後就發糧票，最後發展到我們衣、食、住、行，全部都要靠票證，就成為了票證經濟。買一個燈泡也要票，買一塊肥皂也要票。布票雖然是一個大類，但是分了幾十種，最小的規格可以半寸。當時買個帽子，或者買雙襪子、買雙手套都要票。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必須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說法，不改革死路一條，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改革中價格改革首當其衝。
1988年3月，上海一家火柴廠在短短三天內，一下子賣出4000萬盒火柴，正常情況下這基本相當於它幾個月的產量，接下來的一個多月時間內，近一億盒火柴一銷而光。同時，江蘇省南京市的一戶居民一下子買了400多盒火柴放在家裡，沒想到被小孩當成玩具點燃而釀成了火災。小小的火柴為什麼會脫銷？400盒火柴，夠一個普通居民家庭用好幾年了。一個家庭一下子買400盒火柴做什麼用？那時，從柴米油鹽到家用電器，為何搶購、囤積風潮會突然席捲全國？
“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修大腦的不如剃頭的”,這是一種什麼現象？為了五毛錢的補助，國務院為何會專門開會討論？價格改革過程中，經歷了哪些激流險灘？又是怎樣渡過一個又一個難關的？
二、價格改革闖過了哪些激流險灘？
1、從“五毛錢補助”到“最驚險一幕”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路線，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目標，整整十四年的時間。這十四年是中國改革起步探索的階段。
1979年對於農產品的價格做了比較大的調整。從1979年的夏季開始，提高糧食等農產品的徵購價格，在這徵購計劃之外，超購的這部分的糧食價格提高50%，在徵購任務以內的提高20%，這就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但是，收購的價格提高了以後，對於生豬、蛋禽這樣的一些農副產品的價格造成了很大的衝擊，成本增加了。沒有辦法，1979年時又考慮，要對生豬、蛋禽等八類農副產品的價格也要提高20%，提高的時候就涉及到對城市的職工要做一些補貼的問題。這裡頭穿插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情節，因為要把農副產品價格的調整和職工的收入補貼結合起來，在1979年7月，國務院專門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提的方案是，每個職工一個月補5元錢，一年就是60元。全國當時有多少職工呢？全國的職工加上現役軍人有一個億，那就是每年財政要拿出60個億來做這個補貼。但是會上討論的時候，財政部的同志提了意見，他說根據我們測算，現在每年豬肉、蛋禽價格提高，總額只有55億，如果按照60億來補，國家多拿錢了。所以會上臨時動議，說是不是把5元錢降到4.5元？就為了五毛錢，國務院的會議上就進行了討論。後來還是一位國務院領導同志站起來，他講：可能4.5元還是5元錢，差五毛錢，對於我們在座參加會議的人，大家都沒有什麼更多的影響。但是你要看看小周（他是一個打字員，坐在旁邊）。你問問小周，他一個月的工資只有40多塊錢，上有老，下有小，這個五毛錢對他就是很重要的。作為我們這麼大一個共和國，不能為這五毛錢在這兒爭來爭去了。後來主持會的領導說，好，那就按照5元錢的計劃給大家發補貼，散會。
可以看出，當時對價格的調整還是慎之又慎，充分地討論和徵求意見。
在這個基礎上，從1982年開始，又放開了一些小商品的價格，1982年放開了200種，1983年放開了310種，兩年累計放開了510種的小商品價格。小商品放開會不會引起社會的震動呢？當時物價部門也專門去做了跟蹤。
有個很突出的例子，就是煤油燈。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中國農村50%的家庭還沒有用電，用的是煤油燈。但是煤油燈當時的產品價格都是國家制定的。玻璃燈罩是個易碎品，原來打壞了以後就配不上了，當時一個燈罩定價只有一毛錢，但是配不上。後來價格放開以後，生產廠家有了積極性，很快地滿足了市場供應。價格當時調了多少呢？市場價格1毛5分錢，只增加了5分錢。調查者就去問一個買燈罩的老太太，說這燈罩提了5分錢，你有沒有意見呢？老太太說，我有什麼意見呢？過去我賣雞蛋，到供銷社換錢來買燈罩還買不著。當時一個雞蛋只有3分錢，三個雞蛋9分錢還不夠買一個燈罩。現在一個雞蛋漲到5分錢，三個雞蛋1毛5分錢正好買一個燈罩。
大家後來發現，原來市場對於價格的結構、價格的水平，它有先天的優勢，它可以高效率地來確定這個商品的價格和一些比價關係。這樣大家就放心了。所以到了1984年，又一次把所有的小商品價格全部放開了，同時把布票就取消了，這也是很大的進步。
到了1985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又進一步地對糧食的徵購制度進行了一些調整，取消了糧食統購制度，改為合同定購，合同定購的價格按照“倒三七”來核定。所謂“倒三七”就是原來徵購計劃內的價格佔30%，徵購外超購加價的部分佔70%。這樣農民在價格上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鼓勵和刺激。所以應該講從1979年到1985年這一段時間價格改革總體是平穩的。
但是等在我們面前的，實際上是應對價格雙軌制的挑戰和價格闖關遭遇了重大挫折的這樣一個驚濤駭浪的過程。這就說到了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是怎麼來的呢？就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個別的試點企業，比如首鋼，給它制定政策的時候，允許它超產的這部分產品價格浮動15%，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革的政策。後來到了1984年，這個政策通過一個“企業擴權十條”的文件，普及到所有的工業企業。就是所有的工業企業，不論是不是做改革的試點，生產的計劃內商品還是按照原來的價格，但是超產的產品都可以提高20%的浮動價，這樣慢慢出現了一個市場價。
到了1985年1月，短短几個月時間，發現還不夠，進一步又發了文件，取消對於超產部分的價格20%的限制，價格放開形成市場價。所以從1985年就真正出現了雙軌並行這樣的一個局面。應該講生產資料價格雙軌制，對於當時進一步地提高生產企業的積極性還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很快它的弊病就顯露出來了，就是既有市場的信號，又有計劃內的信號，這個信號是扭曲的、錯亂的。同時因為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價格差距較大，比如鋼材計劃內的693元一噸，計劃外的1022元一噸，差了幾百元，所以就出現了一個行業叫做“倒爺”。有的人從國家手裡拿到了一些重要產品的指標，他甚至都不用碰一碰這個產品，拿到市場上去轉手倒賣，就可以獲得暴利，引起了社會的極大的不滿。
1988年8月份在北戴河會議上，政治局進行了討論，最後通過了這樣一個文件，就是今後五年物價和工資制度改革的方案。這個方案總體設計得還是很好的，它最關鍵的一條，就是今後在價格方面，除了少數重要的商品價格繼續由國家控制，並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有升有降的調整，多數的產品價格放開，交由市場調節，來實現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目標。8月18日晚上通過電臺、電視向全國發布。
但是這有一個大背景，就是1988年的時候，經濟過熱，當年的物價通貨膨脹的水平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七、八，上半年的時候，已經達到了百分之七、八這樣的高水平。而且因為副食品價格，特別是菸酒產品的價格剛剛在五月份進一步地放開，群眾對於通脹的預期比較強烈。所以18號這個通告一發布，第二天就出現了搶購的風潮。因為老百姓腦子裡就這個概念，一說價格要放開，那就是要漲價。因為前不久茅臺酒剛剛放開價格，原來20多元一瓶馬上漲到了200元；菸草的價格放開，原來紅塔山一盒一元錢，放開以後馬上就變成十幾元錢。所以群眾到街上去進行大規模的搶購。而且當時銀行存款利率只有7.2%，通貨膨脹率已經超過了銀行的存款利率，就出現了銀行的擠兌，這個問題比搶購帶來的後果更嚴重。所以這個情況就一邊做調研，一邊研究對策。到了8月30日，政治局開會決定穩定物價，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把價格改革這個方案暫時地擱置。所以中國的價格改革當時受到了重大的衝擊和挫折。
到目前為止來看，這個是中國價格改革，也是中國改革過程中遇到的最驚險的一幕。
2、從“重大挫折”到“歷史性跨越”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2年的十四大一直延續到2012年的十八大，這段時間從整體改革來講，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探索、進行不斷完善、最後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麼一個階段。這個期間的價格改革，從1992年開始，我們總結了1988年價格闖關受到重大挫折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同時也吸取了俄羅斯1992年搞休克療法帶來的惡性通脹的教訓，最後決定，價格這一關還是必須要過的。但是是在宏觀調控的情況下，穩住貨幣，放開價格，採取的是“調放結合、以放為主、加快並軌”這樣一個思路來進行。1993年我們放開了鋼材的價格和使用鋼材的機械產品的價格，這就是很勇敢的一大步。同時，1993年我們還徹底地取消了糧食的徵購收購這樣的一些過去老的制度，放開了糧價，所以實行了38年的糧票，從1993年徹底取消。1994年進一步放開了煤價。1995年又進一步放開了除油、電之外的所有的重工業產品的價格。應該講，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中期，我們基本實現了生產資料價格的雙軌制向市場價格單軌並軌的過程，這是取得了一個決定性的勝利。到了1998年，在整個生產資料銷售的總額中，國家定價的已經只有19%，市場定價的已經到了81%了；日用消費品的定價，國家定價的只有7%，市場定價的已經佔到了93%。所以應該講，到上個世紀末，中國的價格，已經基本實現了由政府高度集中的計劃價格向由市場形成價格的一個歷史性的跨越。
3、從“市場形成”到“市場決定”
價格改革第三個階段，是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始，我們進入了一個從總體改革，就是“五位一體”綜合協調全面推進改革的這樣一個階段。從價格方面，我們也進入了一個進一步完善和加強由市場決定價格的這樣一個階段。過去我們講是市場形成價格，現在我們講是市場決定價格。因為中央文件明確提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根據這個要求，按照中央的部署，對於中央一級定價的項目進行了很大的調整，壓縮了80%。改革初期當時是1336項，到了本世紀初的時候，只有八十幾項，在八十幾項基礎上繼續壓縮了80%，現在只有十幾項定價的項目還由中央一級政府來管理。地方政府定價項目原來還有將近一百項，這一次按照中央的要求壓縮了65%，還剩了30項左右。同時我們還制定了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比如說對成品油的定價機制，半市場化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已經基本形成。同時，對於重要的一些產品的價格，比如說食鹽、菸葉、軍工產品、航煤、液化氣，還有競爭環節的電量、電價，還有兩千多種藥品的價格，按照中央的要求進一步地放開。對保留的極少數政府定價的項目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制度，就是“准許成本加合理收益”這樣的一個定價的原則，而且對於它的成本進行了非常嚴格的一個監審的過程。
我們過去一直講，價格改革就是漲價。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應該全面地客觀地辯證地來作一些分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了 9.5%，同期城鄉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了8.5%。但是價格水平年均增長4.86%，應該講，職工的收入是大大地跑過了物價上漲的水平。而且對於職工平時消費的商品，按照結構來看，實際上是有升有降，一些日用的食品消費品價格是有不同的變化。我這兒有一個表，柴、米、油、鹽的價格在過去二、三十年裡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但是最高也不過提高了10倍左右。但是我們職工的收入，從1978年的時候人均可支配收入171元上升到今天的26000元。過去我們覺得，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如果買一臺38英寸的彩電，可能花一個職工幾年的工資。但是今天如果我們買一臺50英寸的一個平板彩電，一般職工一個月的工資就可以買下來。這都是很大的變化。而且由於收入的增長，居民的收入用於食品部分的比重也大大下降。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國家的恩格爾係數當時是60%以上，到了今天已經下降到29%，這是很大的變化。
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40年的價格改革經過艱辛探索、大膽實踐，走過了波瀾壯闊的光輝歲月，開創性地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較為平穩地完成了價格形成機制的轉換。成功實現了商品和服務價格從97%由政府定價到97%由市場形成價格的歷史性轉變。這其中值得總結的成功經驗有哪些？
黨的十九大提出：“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觀調控體系。”站在新的起點，價格改革面臨的任務依然艱鉅而繁重。2018年6月，氣價改革啃下了最硬“骨頭”――居民、非居民天然氣價格並軌。那下一步還要完善哪些領域的價格改革？勞動力、土地、資本等價格該如何推進？
三、新時代推進價格改革還有哪些主要任務？
價格改革是整個我們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核心內容，涉及到了我們資源配置的方式。如果我們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那價格改革就必須按照市場定價的方向、市場決定價格這樣的方向去推進。
我們也經過了一個很漫長、很艱難的探索。我記得很清楚，1992年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時候，很多人不理解，社會主義搞的就是計劃經濟，生產的計劃、產品的價格這些政府都得管，政府不管，那怎麼叫社會主義？政府的意義怎麼能夠體現呢？實際上我們把計劃和市場都作為一個工具、一個手段，作為資源配置的一個方式，它並不決定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的屬性。這裡邊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1993年，當時我們在北京開了一個高層論壇，請了一些國外政要來。當時英國的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到北京來，她是牛津大學畢業的，我當時剛剛從牛津回來不久，所以我陪她走了一路，一邊開會一邊參觀。但是她就始終對剛剛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有疑問，社會主義怎麼能夠搞市場經濟呢？所以見了領導人就問。國務院的一位領導同志最後講，我給你打一個比方，中國人吃飯過去是用筷子，西方人吃飯用刀叉，現在我們右邊放筷子，左邊放刀叉。吃麵條的時候，可能我們就用筷子，吃牛排的時候，我們可能就用刀叉。什麼有效率，什麼有利於生產發展，我們就用哪一種工具，我們把計劃和市場都作為工具來看待。這個問題後來撒切爾夫人就不再提了。我想我們所做的價格改革，實際上就是實踐了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核心的問題，如果真正實現了市場決定價格，才能夠真正做到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專門講到，要加快完善由市場決定價格的定價機制。政府凡是能夠交給市場定價的部分都是要交給市場，政府的定價僅僅保留在網絡型的壟斷環節以及重要的公用事業和公益事業方面。十九大又專門提出，要加快生產要素的價格市場化改革，我想這就是我們今後價格改革進一步努力爭取的一些方向。一個是我們的一般的商品，不論是工業產品、能源產品、其它的商品，它的價格還要進一步按照市場化的要求，進一步推進改革。包括大家關心的像成品油、天然氣，凡是這樣的商品，它的價格市場化的程度還要進一步提高。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對於生產要素的價格的市場化水平也要提高，那就涉及到了人的工資、資本的價格、土地的價格。這個市場化的要求，可能比前期我們搞的一般商品的價格的改革要求更高，難度更大，還有一些新的難關在等待著我們。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地完善國家對於整個價格水平、價格管理的監管制度，這也是考驗我們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總體來講，回顧過去這四十年，我們想起來一句話，就是發展無止境，改革無止境，價格改革也永遠在路上。我們要按照中央的精神，進一步地加快價格改革市場化的進程，為中國的改革作出我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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