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網癮是時代的眼淚。
在我小時候，是檯球廳最火爆的時候。家旁邊曾經有一家檯球廳，其中有個十五六歲的少年，經常去打檯球，每天都去，雷打不動。記得有一次停電了，就聽見樓下砰砰地敲檯球廳的門，看臺球廳的是個老頭，已經睡下了，隔著門問是誰？
是那個少年的聲音，他說：我是誰誰，我來打檯球。
“沒電，沒電你打什麼？”老頭被驚了覺，很生氣。
“點蠟也行。”少年固執地說。
“我這沒蠟。”
敲門聲音停了，就聽見那少年一溜小跑跑了。
老頭剛躺下，又是砰砰砰地拍門。
“我買來蠟了。”還是那孩子。老頭被叫的沒辦法了，只好把門打開。我隔著窗戶往下看，看見他把蠟燭點著，把蠟油滴在臺球桌上。
老頭一巴掌把蠟燭給他打地上，“別把案子給我燒了。”他就默默撿起來，很認真地焊在牆邊的鐵架子上。然後把錢給老頭，開始擺球，自己跟自己打。
有一次，這孩子被他爸逮到在臺球廳玩，把他拽到當街往死裡打，他就默默地捱打，也不躲。但是沒過幾天，還是過來打檯球。
聽老頭說，這孩子以前挺聽話的，不知道為啥迷上了檯球。
如果按照楊永信，陶宏開這些教授和那些把孩子送進“網癮戒除中心”家長的看法，那個孩子無疑是有“檯球癮。”
這些人把“這癮那癮”放在嘴邊，卻忽略了一個問題？網癮或者其他癮為什麼存在。
實際上這是中國的公共娛樂匱乏的結果。上世紀80年代以前，幾乎所有的縣城都有一個體育場，一個電影院，一個劇院，這是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能給國民的僅有的文娛福利。然而隨著改革開放，這些場所也推向市場，這個“1+1+1”在市場中幾乎都面臨著難以為繼的危機。
我記得在小學的時候，六一兒童節還有一場兒童劇，後來漸漸的連這個都沒有了。體育場的草坪開始還有維護，後來就已經成了菜地，下雨的時候，就在泥裡踢球。電影院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去，暑假寒假經常推出套票，15塊錢，可以看一暑假的電影，平均一場連5毛錢都沒有。我當時買了幾個暑假的套票，有幸在十來歲的年紀就在大銀幕領略了邵氏的動作片和愛情動作片還有一些美國老電影，得以對資本主義的腐朽生活方式有了初步的批判學習，我想我的父母如果知道我看的是這個，一定不會給我花錢買票。
而這15塊錢，全班只有我和另一個同學買。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的國產電影，有一個特點，幾乎都是文藝片，電影工作者拍電影根本不是給群眾看的，都是給外國評委評獎用的，我當然不是指責電影工作者，實際上就是拍了，也沒人會去看。一直到2000年後，報紙上還在寫電影院的經營艱難，座標是武漢，省會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可想而知，實際上，很多地方的電影院也只是一個站牌名，根本已經不存在了。
我每到週末就去新華書店去蹭書看，什麼書都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完了餓著肚子回家。如果按照楊教授的說法，我有“書癮”，但人們常常把讀書神聖化，而把打檯球玩遊戲汙名化。其實都是娛樂，只是娛樂的方式不同，並沒有本質不同。
但新華書店也漸漸維繫不下去，書越來越少，我當時一直有種負罪感，覺得書店是被我這樣的人看黃的。直到很久以後，才知道，這是中國多數城市的常態。
同樣娛樂匱乏造就的影響不僅僅是對孩子， 90年代一些迪廳開業的時候，湧入迪廳的也有不少成年人，我記得家鄉第一所保齡球館營業，我記得父母也經常去打上幾個小時。
2、
文化生活匱乏，校外教育也匱乏。“少年宮”原來是蘇式教育的標配，但在文革中，正規學校教育都沒法開展，校外教育也成了革命活動的另一種形式。改開後，雖然提出了發展校外教育的文件，但實際上，一切向錢看的大背景下，很多學校老師的工資都要拖欠，校外教育是長期被忽視的，根本沒有錢投入到少年宮上來。
少年宮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是個好像有，但並不知道在哪裡的地方。
公共文體沒有，校外教育也沒有，但娛樂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對孩子而言，在這個年齡，對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極度渴求的。
這種渴求的慾望怎麼釋放呢？錄像廳、檯球廳、電子遊戲室，就成了很多少年的去處。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因為這是孩子們少有的娛樂，這是早在網絡遊戲和網吧出現以前就存在的社會現實，如果說網絡成癮的話，那麼這些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稱為電影成癮，檯球癮，電子遊戲癮呢。
在很多家長看來是的。
電子遊戲一直被稱為電子海洛因，錄像廳和檯球廳是壞孩子去的地方，實際上，因為錄像廳經常放些不健康影片，確實在這裡混跡的少年在學壞，但是錄像廳裡也經常放星爺的電影。
這是市場的自然選擇，有市場需求就有供給。在正常的文化娛樂需求無法滿足，一遇到遊戲的光影聲色，徹底淪陷的不在少數，而其實很多三線城市由於管理不嚴格，無論錄像廳也好，檯球廳也好，電子遊戲室，網吧都是一片烏煙瘴氣，也難怪很多家長把去這些場所視為學壞。
中國三十年的發展非常迅猛，迅猛到很多家長對許多新鮮事物很茫然。家長們依據的是過去的生活經驗，今天，如果家長看到孩子看電影大概不會覺得看周星馳電影有什麼不好，但是在我們小的時候，上一代家長看見周星馳的無厘頭電影，經常斥之為瞎胡鬧。他們無法理解這種東西也可以稱之為電影。
時至今日，沒有多少家長會把看電影打檯球視為洪水猛獸，但在當時，卻被很多人所不容。因為人的觀念一直在更新，守舊的人也會迅速被邊緣化。
在這種恐懼之下，家長們先是封堵錄像，後是封堵檯球，再封堵電子遊戲，後封堵網吧。每一個新鮮事物出現，都有一個被接受的過程， 就像大清的國民看到火車，第一反應是這玩意兒破壞風水，再怎麼科普轉基因，還是有人堅持要吃非轉基因大豆油。對“網癮”的妖魔化，本質上是一種對現代化的恐懼。
有個朋友的父親是個政府官員，原來他因為玩微信還跟父親有過爭吵，誰知道轉眼連政府總理也提倡使用微信，中央政府還有微信訂閱號，這個父親被迫也得去學習，一用結果挺好，於是每天發給這個朋友幾篇文章讓他學習，這裡面有心靈雞湯，也有網絡謠言，他現在頭疼的是怎麼讓父親戒掉微信的“網癮。”
有個姑娘過年回家，她媽看她整天抱著手機看，怎麼看也看不順眼，讓她不玩手機，不行就看會兒電視，在她看來，看電視要比玩手機好得多，看電視相比較玩手機而言，不那麼“玩物喪志”一點，而在前幾年，她還對女兒看電視深惡痛絕。
所以你看，哪裡有什麼網癮，只有新舊觀念的衝突。
3、
在中國，新舊兩種觀念的碰撞通常要穿上一層倫理的外衣。
“孝”是中國的最高倫理，“孝順”“聽話”一直是對培養孩子的要求，同樣的事情，大人做可以，孩子做就不行。
《紅樓夢》裡賈府到道觀祈福，賈蓉嫌熱躲了清涼， 遭來父親的呵罵： “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又讓小廝往賈蓉臉上啐，問賈蓉，“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呢？“垂著手，一聲不敢說。”
其實賈珍這父親又霸佔兒媳婦，又荒淫無恥，哪裡有資格管教兒子。但在父權制的倫理道德中，這就是可以的，而且兒子還就是不能反駁。
老子管教兒子，天經地義。很多家長自己也沉迷於麻將打牌，但是管教起孩子卻振振有詞，“我是為你好。”
“為你好”的背後是中國的另一個傳統，教育的功利化。中國人注重教育，是極度重視教育的產出的，是有非常現實的功利目的的。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看似重視教育，但背後是為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若是不能求取功名，則讀書反而是羞恥的，作為窮秀才的范進是不被看重的，連窮秀才都不是的孔乙己是為人嘲笑侮辱的對象。
教育是無數普通家庭的攀爬階層臺階的希望，是他們不容有失的中國夢，望子成龍的結果必然是對孩子更嚴格的控制。
我在新華書店和圖書館閱讀那些書籍時候，很多長輩苦口婆心地跟我說，看書挺好，但要把功夫用在正經書，少看點閒書。
正經書就是課本，在他們看來，除了課本，歷史文學軍事社科，只要是課本上不收錄的，幾乎都是閒書。
看書尚且如此，上網、玩遊戲被視為洪水猛獸就更可以理解了。一切有害於孩子考上大學或者好大學的娛樂都是另一種程度的“網癮”，這些應該包括但不限於電影、電視劇、踢足球、打籃球，諸如此類，只看家長心情和你的成績。
因為，在家長眼裡只有上大學一條路，這道理原也不錯，教育確實是最容易的一條路。
但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適合讀書這條路，而中國的教育資源也過於緊缺。拿中國電競傳奇李曉峰舉例，照楊教授的看法，sky無疑是個網癮少年，因為打遊戲被父親打，成績不好，在他玩遊戲的時候，中國電競這個行業的前景也同樣不明朗，他最初也只是愛玩遊戲，應該也沒有想過他的未來是作為人皇sky被人銘記，如果按照父親給他的人生規劃，他應該考大學，或者當個縣城的醫生。那樣他的天賦無疑是被浪費了，他作為電競選手的人生軌跡要比走大多數人走的道路要輝煌得多。
網癮的根本原因是娛樂文化生活的匱乏，網癮這個概念的出現是對現代化的恐懼，而網癮的進一步妖魔化是因為中國教育功利化和父權制的傳統，相信，只要這種狀態不改變，未來還會有手機癮，或者VR癮，或者什麼什麼癮。
閱讀更多 佛系告別少年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