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网瘾是时代的眼泪。
在我小时候，是台球厅最火爆的时候。家旁边曾经有一家台球厅，其中有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经常去打台球，每天都去，雷打不动。记得有一次停电了，就听见楼下砰砰地敲台球厅的门，看台球厅的是个老头，已经睡下了，隔着门问是谁？
是那个少年的声音，他说：我是谁谁，我来打台球。
“没电，没电你打什么？”老头被惊了觉，很生气。
“点蜡也行。”少年固执地说。
“我这没蜡。”
敲门声音停了，就听见那少年一溜小跑跑了。
老头刚躺下，又是砰砰砰地拍门。
“我买来蜡了。”还是那孩子。老头被叫的没办法了，只好把门打开。我隔着窗户往下看，看见他把蜡烛点着，把蜡油滴在台球桌上。
老头一巴掌把蜡烛给他打地上，“别把案子给我烧了。”他就默默捡起来，很认真地焊在墙边的铁架子上。然后把钱给老头，开始摆球，自己跟自己打。
有一次，这孩子被他爸逮到在台球厅玩，把他拽到当街往死里打，他就默默地挨打，也不躲。但是没过几天，还是过来打台球。
听老头说，这孩子以前挺听话的，不知道为啥迷上了台球。
如果按照杨永信，陶宏开这些教授和那些把孩子送进“网瘾戒除中心”家长的看法，那个孩子无疑是有“台球瘾。”
这些人把“这瘾那瘾”放在嘴边，却忽略了一个问题？网瘾或者其他瘾为什么存在。
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公共娱乐匮乏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县城都有一个体育场，一个电影院，一个剧院，这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能给国民的仅有的文娱福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这些场所也推向市场，这个“1+1+1”在市场中几乎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机。
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还有一场儿童剧，后来渐渐的连这个都没有了。体育场的草坪开始还有维护，后来就已经成了菜地，下雨的时候，就在泥里踢球。电影院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暑假寒假经常推出套票，15块钱，可以看一暑假的电影，平均一场连5毛钱都没有。我当时买了几个暑假的套票，有幸在十来岁的年纪就在大银幕领略了邵氏的动作片和爱情动作片还有一些美国老电影，得以对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有了初步的批判学习，我想我的父母如果知道我看的是这个，一定不会给我花钱买票。
而这15块钱，全班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买。如果看八九十年代的国产电影，有一个特点，几乎都是文艺片，电影工作者拍电影根本不是给群众看的，都是给外国评委评奖用的，我当然不是指责电影工作者，实际上就是拍了，也没人会去看。一直到2000年后，报纸上还在写电影院的经营艰难，坐标是武汉，省会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可想而知，实际上，很多地方的电影院也只是一个站牌名，根本已经不存在了。
我每到周末就去新华书店去蹭书看，什么书都看，一看就是一天，看完了饿着肚子回家。如果按照杨教授的说法，我有“书瘾”，但人们常常把读书神圣化，而把打台球玩游戏污名化。其实都是娱乐，只是娱乐的方式不同，并没有本质不同。
但新华书店也渐渐维系不下去，书越来越少，我当时一直有种负罪感，觉得书店是被我这样的人看黄的。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是中国多数城市的常态。
同样娱乐匮乏造就的影响不仅仅是对孩子， 90年代一些迪厅开业的时候，涌入迪厅的也有不少成年人，我记得家乡第一所保龄球馆营业，我记得父母也经常去打上几个小时。
2、
文化生活匮乏，校外教育也匮乏。“少年宫”原来是苏式教育的标配，但在文革中，正规学校教育都没法开展，校外教育也成了革命活动的另一种形式。改开后，虽然提出了发展校外教育的文件，但实际上，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很多学校老师的工资都要拖欠，校外教育是长期被忽视的，根本没有钱投入到少年宫上来。
少年宫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个好像有，但并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
公共文体没有，校外教育也没有，但娱乐是人的本性，尤其是对孩子而言，在这个年龄，对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极度渴求的。
这种渴求的欲望怎么释放呢？录像厅、台球厅、电子游戏室，就成了很多少年的去处。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因为这是孩子们少有的娱乐，这是早在网络游戏和网吧出现以前就存在的社会现实，如果说网络成瘾的话，那么这些孩子是不是也可以称为电影成瘾，台球瘾，电子游戏瘾呢。
在很多家长看来是的。
电子游戏一直被称为电子海洛因，录像厅和台球厅是坏孩子去的地方，实际上，因为录像厅经常放些不健康影片，确实在这里混迹的少年在学坏，但是录像厅里也经常放星爷的电影。
这是市场的自然选择，有市场需求就有供给。在正常的文化娱乐需求无法满足，一遇到游戏的光影声色，彻底沦陷的不在少数，而其实很多三线城市由于管理不严格，无论录像厅也好，台球厅也好，电子游戏室，网吧都是一片乌烟瘴气，也难怪很多家长把去这些场所视为学坏。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非常迅猛，迅猛到很多家长对许多新鲜事物很茫然。家长们依据的是过去的生活经验，今天，如果家长看到孩子看电影大概不会觉得看周星驰电影有什么不好，但是在我们小的时候，上一代家长看见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经常斥之为瞎胡闹。他们无法理解这种东西也可以称之为电影。
时至今日，没有多少家长会把看电影打台球视为洪水猛兽，但在当时，却被很多人所不容。因为人的观念一直在更新，守旧的人也会迅速被边缘化。
在这种恐惧之下，家长们先是封堵录像，后是封堵台球，再封堵电子游戏，后封堵网吧。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都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 就像大清的国民看到火车，第一反应是这玩意儿破坏风水，再怎么科普转基因，还是有人坚持要吃非转基因大豆油。对“网瘾”的妖魔化，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化的恐惧。
有个朋友的父亲是个政府官员，原来他因为玩微信还跟父亲有过争吵，谁知道转眼连政府总理也提倡使用微信，中央政府还有微信订阅号，这个父亲被迫也得去学习，一用结果挺好，于是每天发给这个朋友几篇文章让他学习，这里面有心灵鸡汤，也有网络谣言，他现在头疼的是怎么让父亲戒掉微信的“网瘾。”
有个姑娘过年回家，她妈看她整天抱着手机看，怎么看也看不顺眼，让她不玩手机，不行就看会儿电视，在她看来，看电视要比玩手机好得多，看电视相比较玩手机而言，不那么“玩物丧志”一点，而在前几年，她还对女儿看电视深恶痛绝。
所以你看，哪里有什么网瘾，只有新旧观念的冲突。
3、
在中国，新旧两种观念的碰撞通常要穿上一层伦理的外衣。
“孝”是中国的最高伦理，“孝顺”“听话”一直是对培养孩子的要求，同样的事情，大人做可以，孩子做就不行。
《红楼梦》里贾府到道观祈福，贾蓉嫌热躲了清凉， 遭来父亲的呵骂： “你瞧瞧他——我这里也没热，他倒乘凉去了！”又让小厮往贾蓉脸上啐，问贾蓉，“爷还不怕热，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贾蓉呢？“垂着手，一声不敢说。”
其实贾珍这父亲又霸占儿媳妇，又荒淫无耻，哪里有资格管教儿子。但在父权制的伦理道德中，这就是可以的，而且儿子还就是不能反驳。
老子管教儿子，天经地义。很多家长自己也沉迷于麻将打牌，但是管教起孩子却振振有词，“我是为你好。”
“为你好”的背后是中国的另一个传统，教育的功利化。中国人注重教育，是极度重视教育的产出的，是有非常现实的功利目的的。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看似重视教育，但背后是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若是不能求取功名，则读书反而是羞耻的，作为穷秀才的范进是不被看重的，连穷秀才都不是的孔乙己是为人嘲笑侮辱的对象。
教育是无数普通家庭的攀爬阶层台阶的希望，是他们不容有失的中国梦，望子成龙的结果必然是对孩子更严格的控制。
我在新华书店和图书馆阅读那些书籍时候，很多长辈苦口婆心地跟我说，看书挺好，但要把功夫用在正经书，少看点闲书。
正经书就是课本，在他们看来，除了课本，历史文学军事社科，只要是课本上不收录的，几乎都是闲书。
看书尚且如此，上网、玩游戏被视为洪水猛兽就更可以理解了。一切有害于孩子考上大学或者好大学的娱乐都是另一种程度的“网瘾”，这些应该包括但不限于电影、电视剧、踢足球、打篮球，诸如此类，只看家长心情和你的成绩。
因为，在家长眼里只有上大学一条路，这道理原也不错，教育确实是最容易的一条路。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书这条路，而中国的教育资源也过于紧缺。拿中国电竞传奇李晓峰举例，照杨教授的看法，sky无疑是个网瘾少年，因为打游戏被父亲打，成绩不好，在他玩游戏的时候，中国电竞这个行业的前景也同样不明朗，他最初也只是爱玩游戏，应该也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是作为人皇sky被人铭记，如果按照父亲给他的人生规划，他应该考大学，或者当个县城的医生。那样他的天赋无疑是被浪费了，他作为电竞选手的人生轨迹要比走大多数人走的道路要辉煌得多。
网瘾的根本原因是娱乐文化生活的匮乏，网瘾这个概念的出现是对现代化的恐惧，而网瘾的进一步妖魔化是因为中国教育功利化和父权制的传统，相信，只要这种状态不改变，未来还会有手机瘾，或者VR瘾，或者什么什么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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