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末，日本神戶港，一個慌慌張張的中年男子，匆匆登上中國的“長崎丸”號。他看了看錶，還有十五分鐘，船就要離港了。此時一路跟蹤自己的日本憲兵，應該是被甩掉了，到了上海，就會有蔣介石派的人來接他。
這個人並不是在日本蒐集情報的中國英雄，恰恰相反，他是一個日本人，而他身上肩負的重大絕密任務，來自於日本首相近衛文麿，那就是——秘密將蔣介石帶到日本。
這個男子已經通過中國駐日本大使館，聯繫了蔣介石本人。蔣介石回覆表示，自己隨時在南京等待與之會面。他是什麼人，竟敢接受那樣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為何連蔣介石本人也對他如此信任呢？
神戶，在日華僑居住最集中的地方，是一個影響中國近代史的地方。
十三年前，訪日的孫中山途徑神戶，發表了著名的“大東亞主義”演講，孫中山表示，“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孫中山之所以對日本抱有如此殷切希望，因為一部分日本友人對中國革命，灌注了畢生的心血。
在發生過大屠殺的南京，樹立著一尊日本人的銅像，他就是畢生致力於中國革命事業、和孫中山“推心置腹”的宮崎滔天。宮崎滔天將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國革命事業之中，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人都常常在宮崎滔天家往來，宮崎滔天的家事也為很多革命黨人所熟知。宮崎滔天整天忙於革命，他的孩子們長期得不到父親的關懷，靠母親販賣石灰勉強度日，才得以長大成人。國民黨內很多人感覺對宮崎家是有虧欠的，而曾經多次得到宮崎家幫助的蔣介石，對宮崎家長子——宮崎龍介的要求，總是不忍拒絕。
那麼，近衛文麿選定的執行這個秘密任務的人——正是宮崎龍介。
1937年7月18日，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向近衛文麿提出，為防止對華戰爭擴大，避免日本陷入對華對蘇兩線作戰，首相要想辦法同蔣介石會面，讓中國從速接受日本要求。以性格懦弱著稱的近衛文麿，雖然準備了去南京的專機，卻並沒有動身。19日，宮崎龍介收到了來自於父親摯友——老牌“中國通”秋山定輔的指令，準備代表近衛文麿首相赴華，想辦法把蔣介石帶到日本。23日晚，宮崎龍介購買了車票，用的是化名“高田隆助”，還特意避開東京站，從較小的新橋站乘車離開東京。
既然是首相的指令，宮崎龍介為什麼要如此緊張呢？
宮崎龍介行事隱秘的背後隱情，並不在於害怕向中國走漏了風聲，而是害怕日本軍方控制的憲兵隊的干預。
1937年7月20日，宮崎龍介剛剛到達京都，就從秋山定輔處得到緊急指令：本日晨，陸軍大臣杉山元拜訪近衛文麿公爵，事似洩露，萬望小心。
然而，現在宮崎龍介已經平安無事地到達了神戶，登上了長崎丸號汽船，他終於放下心來，思考怎麼才能讓蔣介石來日本，如果這個計劃失敗，行動預案是：如果！蔣介石，無法前往敵國的情況下，帶汪精衛來！
然而當宮崎龍介正要走進自己的船艙時，有人在他背後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頭就看見了荷槍實彈的神戶憲兵隊。
準備兩個月征服中國的杉山元，向來與近衛文麿和石原莞爾不和，在他的一手安排下，神戶憲兵隊在前往中國的渡船上，抓捕了宮崎龍介，宮崎龍介對密會蔣介石一事全盤招供，杉山元對首相又多了一張牌。他背地裡向人說：“一國首相近衛文麿，要偷偷摸摸地派遣使者，這成何體統！”
行動失敗後，近衛文麿通知石原莞爾，說自己痔瘡舊疾復發，不得不取消同蔣介石的會面。石原莞爾聽了極端憤慨：“近衛家二千年來享受皇恩，近衛在日本生死存亡關頭卻優柔寡斷，滅日本者必近衛！”
痛恨近衛文麿無能的除了石原莞爾，還有外務省負責對華事務的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這個自視甚高的“中國通”在背地裡把近衛文麿叫做“大花瓶”，認為個子高大、長相英俊的近衛，當了首相唯一的政績就是“過年時給大家發了賀年卡”。像同蔣介石交涉這樣的事情，必須要自己外務省出馬。
8月初，日本外務省派遣“中國通”船津辰一郎前往上海。這一次，不同於宮崎龍介的單打獨鬥，保密工作全部由外務省進行。在上海的接頭由日本駐華大使館負責，中國方面由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出面，雙方會談之事嚴格保密，尤其向包括駐華武官在內的日本軍方絕對保密。
這一次，日本軍方沒有直接干預，但船津辰一郎剛和高宗武在上海展開談判，日軍就在上海挑起了淞滬會戰，談判被迫停止。
在這些密會行動相繼失敗後，就到了日本軍方“光明正大”地出面，準備摘取侵華成果了。攻陷上海後，日本軍方開始準備向蔣介石提出條件，交涉的中間人既不是外務省的“中國通”、也不是孫中山的老朋友，而是正在歐洲瘋狂備戰的——納粹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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