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末，日本神户港，一个慌慌张张的中年男子，匆匆登上中国的“长崎丸”号。他看了看表，还有十五分钟，船就要离港了。此时一路跟踪自己的日本宪兵，应该是被甩掉了，到了上海，就会有蒋介石派的人来接他。
这个人并不是在日本搜集情报的中国英雄，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日本人，而他身上肩负的重大绝密任务，来自于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那就是——秘密将蒋介石带到日本。
这个男子已经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联系了蒋介石本人。蒋介石回复表示，自己随时在南京等待与之会面。他是什么人，竟敢接受那样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为何连蒋介石本人也对他如此信任呢？
神户，在日华侨居住最集中的地方，是一个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地方。
十三年前，访日的孙中山途径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东亚主义”演讲，孙中山表示，“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孙中山之所以对日本抱有如此殷切希望，因为一部分日本友人对中国革命，灌注了毕生的心血。
在发生过大屠杀的南京，树立着一尊日本人的铜像，他就是毕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孙中山“推心置腹”的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革命事业之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常常在宫崎滔天家往来，宫崎滔天的家事也为很多革命党人所熟知。宫崎滔天整天忙于革命，他的孩子们长期得不到父亲的关怀，靠母亲贩卖石灰勉强度日，才得以长大成人。国民党内很多人感觉对宫崎家是有亏欠的，而曾经多次得到宫崎家帮助的蒋介石，对宫崎家长子——宫崎龙介的要求，总是不忍拒绝。
那么，近卫文麿选定的执行这个秘密任务的人——正是宫崎龙介。
1937年7月18日，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向近卫文麿提出，为防止对华战争扩大，避免日本陷入对华对苏两线作战，首相要想办法同蒋介石会面，让中国从速接受日本要求。以性格懦弱著称的近卫文麿，虽然准备了去南京的专机，却并没有动身。19日，宫崎龙介收到了来自于父亲挚友——老牌“中国通”秋山定辅的指令，准备代表近卫文麿首相赴华，想办法把蒋介石带到日本。23日晚，宫崎龙介购买了车票，用的是化名“高田隆助”，还特意避开东京站，从较小的新桥站乘车离开东京。
既然是首相的指令，宫崎龙介为什么要如此紧张呢？
宫崎龙介行事隐秘的背后隐情，并不在于害怕向中国走漏了风声，而是害怕日本军方控制的宪兵队的干预。
1937年7月20日，宫崎龙介刚刚到达京都，就从秋山定辅处得到紧急指令：本日晨，陆军大臣杉山元拜访近卫文麿公爵，事似泄露，万望小心。
然而，现在宫崎龙介已经平安无事地到达了神户，登上了长崎丸号汽船，他终于放下心来，思考怎么才能让蒋介石来日本，如果这个计划失败，行动预案是：如果！蒋介石，无法前往敌国的情况下，带汪精卫来！
然而当宫崎龙介正要走进自己的船舱时，有人在他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就看见了荷枪实弹的神户宪兵队。
准备两个月征服中国的杉山元，向来与近卫文麿和石原莞尔不和，在他的一手安排下，神户宪兵队在前往中国的渡船上，抓捕了宫崎龙介，宫崎龙介对密会蒋介石一事全盘招供，杉山元对首相又多了一张牌。他背地里向人说：“一国首相近卫文麿，要偷偷摸摸地派遣使者，这成何体统！”
行动失败后，近卫文麿通知石原莞尔，说自己痔疮旧疾复发，不得不取消同蒋介石的会面。石原莞尔听了极端愤慨：“近卫家二千年来享受皇恩，近卫在日本生死存亡关头却优柔寡断，灭日本者必近卫！”
痛恨近卫文麿无能的除了石原莞尔，还有外务省负责对华事务的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这个自视甚高的“中国通”在背地里把近卫文麿叫做“大花瓶”，认为个子高大、长相英俊的近卫，当了首相唯一的政绩就是“过年时给大家发了贺年卡”。像同蒋介石交涉这样的事情，必须要自己外务省出马。
8月初，日本外务省派遣“中国通”船津辰一郎前往上海。这一次，不同于宫崎龙介的单打独斗，保密工作全部由外务省进行。在上海的接头由日本驻华大使馆负责，中国方面由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出面，双方会谈之事严格保密，尤其向包括驻华武官在内的日本军方绝对保密。
这一次，日本军方没有直接干预，但船津辰一郎刚和高宗武在上海展开谈判，日军就在上海挑起了淞沪会战，谈判被迫停止。
在这些密会行动相继失败后，就到了日本军方“光明正大”地出面，准备摘取侵华成果了。攻陷上海后，日本军方开始准备向蒋介石提出条件，交涉的中间人既不是外务省的“中国通”、也不是孙中山的老朋友，而是正在欧洲疯狂备战的——纳粹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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