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封建政治哲學體系中，維護君王的個人權威的儒家理論始終佔據著官方統治思想框架的主導地位。
其中，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春秋戰國時期則是非常特殊的。因為這個時期正是儒家思想的誕生和成長的階段，有了儒家思想才會有了尊卑貴賤，才會衍生出三綱五常的制度，才會使得皇帝與大臣有一條涇渭分明的差別。
春秋戰國時代的開始，標誌著先王以周禮作為統治基礎來協調社會關係制度的崩潰。
所謂百家爭鳴，實質上是在禮崩樂壞、社會環境在新一輪的重新洗牌中，爭奪官方思想統治權的政治活動。
在這一過渡時期，說客的大量出現代替了傳統認知上為君王專一服務的食客。如果用一個詞來更為直觀的描述說客在這一時期身份的話，那麼用“傭兵”來概括則再為合適不過了。包括孔子、墨子、韓非、張儀、蘇秦在內等一大批對當世歷史和後世歷史的走向與發展擁有絕對影響的社會公眾人物，從其本質上來說都是在宣揚其個人的思想或是為其個人和家族的利益而進行的遊說活動。
在這一過程中，君王為了在狹小的國家間勢力範圍中謀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或是維護現有利益不受損失，面對不停地遊走於各個國家、各個君王的說客面前，只能與其達成一定的利益妥協。
而這個妥協不僅僅表現在傭兵的言行是否換來了僱主的錄用與優厚的個人待遇，還表現在周禮的統治規則崩塌之後，在雙贏的合作之上，僱主與傭兵在地位上的妥協。
可以看到那一時期為各個君王服務的傭兵都是流動信使和跳槽能手，本領高超的甚至能一事三主。君王的待遇稍有不如意，便仗著所掌握的機密來向下一個老闆討價還價。
正由於是一個“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大環境，所以君王往往只能對這些人客客氣氣的，沒有一點君王的意思。
當然這個妥協在後世的歷史中還將多次上演，比如曹操為了表達出對從袁紹大營投奔而來的許攸的歡迎而赤足跑出帳外。
這一時期，傭兵的高流動性至少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君臣之間同桌用餐、同車出行，甚至同席而臥的畫面。而之所以稱之為“傭兵”而不是“臣”，並不僅僅是因為私人利益因素在其中佔有的主導作用，還有一個關鍵的因素那就是沒有一套可以把忠於一主的理論思想。
正是因為缺少了這一點，才誕生了一個百家輩出的共鳴時代，一個忠於自身利益和理想，從而為大同社會的實現而奮鬥的“不忠時代”。
然而，兩個人的出現徹底終結了前一時代，這兩個人就是漢武帝和董仲舒。
從現象上來說，秦王掃六合建立起來的中國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王朝雖然擁有了新的統治秩序與官方政治思想。但是君與臣之間的精神禮儀與私人關係仍處在一個混沌不清的環境當中。
其中一個在禮的思想方面至關重要也是最為關鍵的問題就是皇權的合法性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告別了多王並存、以利偷生的社會環境後，當社會中只有一個最高統治者的時候，如何讓百姓不思前世、不懼未來，從而忠貞不渝地維護該家族王朝的千秋萬代成為了皇權本身存在的根本意義。
而作為維繫皇帝與百姓的統治精英階層——臣，顯然在秦代包括西漢前期並沒有盡職盡責地履行好自己的義務。這也就是為何只僅僅到了秦二世，殘存的戰國貴族後裔只因為大澤鄉的一聲吶喊而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比如，中唐時期的安史之亂中，即使唐都長安幾次在戰亂中易手，都不礙於唐王朝政權的繼續存在則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即使到了西漢初年，政策上的休養生息雖然帶來了幾十年短暫的風調雨順，但這並不能掩蓋脫離中央統治之下的東方諸侯國的臣民，對於皇權專一屬性的漠視。西漢初年的七國之亂為皇帝和其麾下的統治階級精英——臣，敲響了一記警鐘。
也正是因為七國之亂這個事件來充當導火索，儒家思想才能從民間的陰暗雜家鋪位被人端上了帝國的朝堂。至少，董仲舒和漢武帝才能第一次在中國歷史上嶄露頭角。
這個劃時代的意義即在於終結。終結的首當其衝則是臣民對於皇權合法性的無知狀態。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皇權的合法性從官方到民間，從形式到實質都有了一個明確的標準。
“君權神授”的提出結合中國封建禮儀與神話傳說，通過把皇帝神靈化的方式，把最高統治者及其家族王朝的存在扣上了合理的帽子。同時也給天下所有的臣民的潛意識裡打上了維護皇權的保證。
而太學這種官員入仕門檻機構的建立則在官僚的選拔與任用上，通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方思想，從形式到實質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當今虔誠的教徒為了朝聖不惜放下手頭的工作和規律的飲食習慣，在信奉的神靈面前伏跪禱告。
宗教的魔力尚且如此，在中國專制歷史中愈發強盛的儒家思想更是如此。
因此，即使是神靈與民間的聯絡員——臣，也不能在自己的神靈面前做出不尊重的舉動。從此，不管是執掌內朝的近臣還是貴為三公九卿之首的丞相，都不會效仿前人而再次呈現出春秋戰國時期那樣君臣關係親如手足的景象。
但這也並不能說明皇權自此至高無上，可以借用神靈的象徵身份而為所欲為。這時君權神授的另一方面——“天人合一”便起到了約束皇權的作用。
皇帝的行為和施政的得失與上天感應下的獎懲聯繫在了一起，流民與黃河的泛濫、人為與自然災害的現象出現則為臣制約皇帝提供了警戒的依據。
因此從這一時期起的君臣關係不會再表現得過於親密，往往處於微妙的抗衡狀態。因此，當武則天與唐高宗為了獲得宰相長孫無忌在廢后立武一事上的支持，一起登門造訪宰相府宅時而吃了閉門羹的羞辱。
這一切其實並非孔子的預判和規劃，只能說隨著時代的進步，天上掉下個漢武帝，附贈了一個董仲舒。
然後儒家一點點被改造，最終徹底淪為一種理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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