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政治哲学体系中，维护君王的个人权威的儒家理论始终占据着官方统治思想框架的主导地位。
其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春秋战国时期则是非常特殊的。因为这个时期正是儒家思想的诞生和成长的阶段，有了儒家思想才会有了尊卑贵贱，才会衍生出三纲五常的制度，才会使得皇帝与大臣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差别。
春秋战国时代的开始，标志着先王以周礼作为统治基础来协调社会关系制度的崩溃。
所谓百家争鸣，实质上是在礼崩乐坏、社会环境在新一轮的重新洗牌中，争夺官方思想统治权的政治活动。
在这一过渡时期，说客的大量出现代替了传统认知上为君王专一服务的食客。如果用一个词来更为直观的描述说客在这一时期身份的话，那么用“佣兵”来概括则再为合适不过了。包括孔子、墨子、韩非、张仪、苏秦在内等一大批对当世历史和后世历史的走向与发展拥有绝对影响的社会公众人物，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在宣扬其个人的思想或是为其个人和家族的利益而进行的游说活动。
在这一过程中，君王为了在狭小的国家间势力范围中谋求更多的政治利益或是维护现有利益不受损失，面对不停地游走于各个国家、各个君王的说客面前，只能与其达成一定的利益妥协。
而这个妥协不仅仅表现在佣兵的言行是否换来了雇主的录用与优厚的个人待遇，还表现在周礼的统治规则崩塌之后，在双赢的合作之上，雇主与佣兵在地位上的妥协。
可以看到那一时期为各个君王服务的佣兵都是流动信使和跳槽能手，本领高超的甚至能一事三主。君王的待遇稍有不如意，便仗着所掌握的机密来向下一个老板讨价还价。
正由于是一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大环境，所以君王往往只能对这些人客客气气的，没有一点君王的意思。
当然这个妥协在后世的历史中还将多次上演，比如曹操为了表达出对从袁绍大营投奔而来的许攸的欢迎而赤足跑出帐外。
这一时期，佣兵的高流动性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君臣之间同桌用餐、同车出行，甚至同席而卧的画面。而之所以称之为“佣兵”而不是“臣”，并不仅仅是因为私人利益因素在其中占有的主导作用，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没有一套可以把忠于一主的理论思想。
正是因为缺少了这一点，才诞生了一个百家辈出的共鸣时代，一个忠于自身利益和理想，从而为大同社会的实现而奋斗的“不忠时代”。
然而，两个人的出现彻底终结了前一时代，这两个人就是汉武帝和董仲舒。
从现象上来说，秦王扫六合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王朝虽然拥有了新的统治秩序与官方政治思想。但是君与臣之间的精神礼仪与私人关系仍处在一个混沌不清的环境当中。
其中一个在礼的思想方面至关重要也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皇权的合法性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告别了多王并存、以利偷生的社会环境后，当社会中只有一个最高统治者的时候，如何让百姓不思前世、不惧未来，从而忠贞不渝地维护该家族王朝的千秋万代成为了皇权本身存在的根本意义。
而作为维系皇帝与百姓的统治精英阶层——臣，显然在秦代包括西汉前期并没有尽职尽责地履行好自己的义务。这也就是为何只仅仅到了秦二世，残存的战国贵族后裔只因为大泽乡的一声呐喊而揭竿而起的原因所在。
比如，中唐时期的安史之乱中，即使唐都长安几次在战乱中易手，都不碍于唐王朝政权的继续存在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即使到了西汉初年，政策上的休养生息虽然带来了几十年短暂的风调雨顺，但这并不能掩盖脱离中央统治之下的东方诸侯国的臣民，对于皇权专一属性的漠视。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为皇帝和其麾下的统治阶级精英——臣，敲响了一记警钟。
也正是因为七国之乱这个事件来充当导火索，儒家思想才能从民间的阴暗杂家铺位被人端上了帝国的朝堂。至少，董仲舒和汉武帝才能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
这个划时代的意义即在于终结。终结的首当其冲则是臣民对于皇权合法性的无知状态。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皇权的合法性从官方到民间，从形式到实质都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
“君权神授”的提出结合中国封建礼仪与神话传说，通过把皇帝神灵化的方式，把最高统治者及其家族王朝的存在扣上了合理的帽子。同时也给天下所有的臣民的潜意识里打上了维护皇权的保证。
而太学这种官员入仕门槛机构的建立则在官僚的选拔与任用上，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思想，从形式到实质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当今虔诚的教徒为了朝圣不惜放下手头的工作和规律的饮食习惯，在信奉的神灵面前伏跪祷告。
宗教的魔力尚且如此，在中国专制历史中愈发强盛的儒家思想更是如此。
因此，即使是神灵与民间的联络员——臣，也不能在自己的神灵面前做出不尊重的举动。从此，不管是执掌内朝的近臣还是贵为三公九卿之首的丞相，都不会效仿前人而再次呈现出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君臣关系亲如手足的景象。
但这也并不能说明皇权自此至高无上，可以借用神灵的象征身份而为所欲为。这时君权神授的另一方面——“天人合一”便起到了约束皇权的作用。
皇帝的行为和施政的得失与上天感应下的奖惩联系在了一起，流民与黄河的泛滥、人为与自然灾害的现象出现则为臣制约皇帝提供了警戒的依据。
因此从这一时期起的君臣关系不会再表现得过于亲密，往往处于微妙的抗衡状态。因此，当武则天与唐高宗为了获得宰相长孙无忌在废后立武一事上的支持，一起登门造访宰相府宅时而吃了闭门羹的羞辱。
这一切其实并非孔子的预判和规划，只能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天上掉下个汉武帝，附赠了一个董仲舒。
然后儒家一点点被改造，最终彻底沦为一种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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