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關係概述 ：近現代的中美關係，走過了一個曲折複雜的歷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中美關係也在不斷髮生變化。事實上，中美競爭與合作並存是40年來中美關係的常態，只是隨著兩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在競爭與合作方面強度不一。
“修昔底德陷阱”再現：據經濟學家傑弗裡·克勞瑟的國際收支階段論，一國的國際收支頭寸分為六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按其“經常收支”和構成它的“貿易收支”（產品與服務的收支）、以及“投資收益收支”三個項目分別是順差或逆差的不同組合分為：（1）年輕債務國；（2）成熟債務國；（3）債務償還國；（4）年輕債權國；（5）成熟的債權國；（6）債權減損國。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騰飛與中美關係曲折發展並行，中國從國外借錢來實現增長的“債務國”蛻變成了通過出口賺取外匯並償還貸款的“債務償還國”，且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將上升為通過積累的海外資產獲得利息等收益的“債權國”。而與此同時，美國卻成為“債權減損國”，現為世界第一大債務國。中國正在努力維持“債權國”這一地位，"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快步伐將進一步增加中國的對外淨資產，“中國製造2025”這一計劃的提出也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在製造業及實體經濟領域的優勢；與此同時，美國正處於“債權減損國”的階段，令人擔憂的財政赤字、在挑起貿易戰的情況下也未見明顯改善的貿易逆差及美債的巨大規模，都將這中美兩國綁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的惡化並非偶然，也不全是特朗普上臺的結果，而是債權債務關係的使然。
美日關係：盟友對抗，緣起債權：與本次中美關係惡化相似，由於20世紀80-90年代日本逐漸崛起，美國超級大國的立場受到威脅，美日關係也出現裂痕。根據國際收支階段論，日美的明暗對比出現於1982年，當時美國淪為債權減損國，而日本則從債務償還國上升至債權國。日本不僅通過出口賺取了大量外匯，還通過海外投資的收益積累財富，處於巔峰時期。1990年，美國反日情緒愈加升溫。為了壓制日本，美國曾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最高使美元兌日元貶值50%；為了應對貿易逆差，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採取單方面貿易制裁措施，對日本的優勢產品不斷加徵高額關稅。1992年，日本泡沫經濟破裂，美日對抗從此停止。
中美關係展望：短期：中美關係並不是十分樂觀，我們基於以下原因做出判斷：其一，G20會議召開之後有可能會在2019年內達成實質性協議，但是在近期內達成的可能性不高。其二， 2019年特朗普繼續連任，減輕了來自民主黨的掣肘，目前對中國的貿易戰的作用還未全部顯現，所以明年中國國內經濟形式可能會受此影響。其三，美國經濟穩中向好，在經濟的恢復下，美國社會情緒跟隨著執政黨鷹派的好戰口號下更是形成了一種中國的對抗。長期：中美關係最終還是將在曲折中繼續前進。一方面，中美間的債務債權關係短時間內難以扭轉，中國的上升勢頭難以遏制，而美國的“債權減損國”現狀在短期內也難以改變，兩國仍存在多種利益層面的對抗。另一方面，對於中美任何一方來說，合作都是利大於弊的，兩方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都需要共同一道努力，都無法單獨解決。
正文
1. 中美關係概述
近現代的中美關係，走過了一個曲折複雜的歷程，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雙方力量的此消彼長，中美關係也在不斷髮生變化。事實上，中美競爭與合作並存是40年來中美關係的常態，只是隨著兩國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在競爭與合作方面強度不一。
1.1. 中美關係三十年（1978年-2008年）：曲折中發展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受到國家主席的接見。2月28日，中美《上海公報》發表。中美之間結束23年的對抗，開始關係正常化的歷史進程。1977年卡特上臺後，兩國加快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步伐。經過艱苦談判，中美達成建交協議，宣佈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979年至2000年，此階段中美關係是建交以來雙方關係最為波動也是最難駕馭的時期。在此階段，中國從為國內改革開放創造良好外部環境及加快統一進程的角度積極推進中美關係，而美國更多的是從全球戰略規劃來看待中美關係。第一個十年，小平同志高度重視中美關係，推動了中美高層互訪、經貿合作和文化科技教育交流；而在第二個十年裡，中美關係經歷了南斯拉夫戰爭等重大危機的考驗，出現了大起大落的曲折變化，度過危機後又繼續向前推進，而且變得成熟起來。
2000年小布什入主白宮。最初，中美關係在戰略定位上一度出現緊張態勢。2001年4月1日發生的撞擊事件使中美關係“雪上加霜”。然而，同年的“9·11”事件卻給中美關係帶來了新機遇，反恐合作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催化了中美關係的新調整。2002年，中美最高領導人進行了三次重要訪問和會晤，極大地推動了兩國關係調整發展的勢頭。2002年後，在中美兩國的共同努力下，中美關係繼續向前發展。
1.2. 奧巴馬時期（2008年-2016年）：總體向好，局部惡化
2008年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美國國際影響力，美國的全球主導權面臨嚴峻挑戰。2009年初奧巴馬上臺執政後，面對錯綜複雜的大國關係以及國際反恐與安全形勢的重大變化，為了繼續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開始調整美國的對外戰略。在此背景下，奧巴馬希望通過加強中美關係，促使中國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社會中承擔更多責任，幫助美國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為此，2009年11月奧巴馬主動訪華，與時任國家主席在北京舉行會談，達成許多重要共識，並在會談後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
然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和平崛起的勢頭加快了，中美之間的實力對比發生了微妙變化，無論是經濟實力，還是國際影響力，中美之間的實力差距都在加速縮小。例如，中國改革開放之初的GDP只有美國的5%，1996年達到10%，2003年達到20%，2010年前後達到40%，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中國在G20等國際機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國際影響力日益上升。這種狀況客觀上打破了亞太地區國家實力的對比與國際安全格局的平衡，促使奧巴馬政府開始改變對華合作的政策基調。在美國的“中、美二國集團”（G2）建議遭到中國拒絕後，奧巴馬的對華政策基調開始轉向了以遏制和對抗為主，從“重返亞太”，到“轉身亞太”，再到“亞太再平衡”，美國亞太戰略的防範目標選定了中國，其對華政策也日益強硬。
1.3. 特朗普時期（2016年至今）：衝突升級，挑起戰火
特朗普執政後，中美關係出現一些不確定性。2017年底，美國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位為“修正主義國家”和“對手”，標誌著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戰略定位基本確立。2018年3月以來，中美在貿易領域的摩擦趨向激烈，特朗普簽署總統備忘錄，宣稱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中美由此拉開了博弈的序幕。
2018年，特朗普挑起貿易戰，中美經貿摩擦的持續發酵，給兩國關係帶來了嚴重挑戰。3月22日，特朗普宣稱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6月15日，白宮對中美貿易發表聲明，擬對1102種產品合計500億美元商品徵收25%關稅。與此同時，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決定對原產於美國的659項約500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徵25%的關稅。8月1日，美特朗普擬將對華2000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稅率從10%上調至25%。8月3日，中方回應將對美600億美元商品加徵5%、10%、20%和25%的關稅，實施日期視美國而定，中美貿易戰再次升級。9月18日，美國政府宣佈將於9月24日起，對約2000億美元進口自中國的產品加徵關稅，稅率為10%，並將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9月24日，中國政府發佈《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用客觀數據澄清並詳細說明了美方對中方“不公平”貿易的各種指責。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從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從貿易自由化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性鉅變。四十年風風雨雨，中美關係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也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兩國關係已經具備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當前，由於中美實力差距縮小、特朗普“美國優先”等因素的影響，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中美關係面臨著更為嚴重的挑戰，但這些並不足以導致中美關係轉向全面對抗。兩國目前依然在許多問題領域保持合作，兩國民眾對於雙邊關係的良好發展有著廣泛的民意支持，兩國關係並非零和博弈與非戰即和那麼簡單，中美關係需要在日益複雜的新形勢下更加全面審慎的把握，推動中美關係實現長期穩定發展。
2. “修昔底德陷阱”再現
2.1. 國際收支階段理論簡述
據經濟學家傑弗裡·克勞瑟（Geoffrey Crowther）的說法，一國的國際收支頭寸分為六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按其“經常收支”和構成它的“貿易收支”（產品與服務的收支）、以及“投資收益收支”三個項目分別是順差或逆差的不同組合分為：（1）年輕債務國；（2）成熟債務國；（3）債務償還國；（4）年輕債權國；（5）成熟的債權國；（6）債權減損國。在前三個階段，國家是一個淨借款人，投資收入賬戶也是逆差狀態。作為一個“年輕債務國-借款國（immature debtor-borrower）”，其貿易收支和經常賬戶都處於逆差狀態；到達“成熟債務國-借款國（mature debtor-borrower）”階段時，其貿易收支開始出現順差；而成為“債務償還國國-償還國（debtor-repayer）”後經常賬戶也會實現順差。
在隨後的幾個階段中，國家成為一個淨債權國，投資收入為正。首先是“年輕債權國—出借國（immature creditor-lender）”階段，貿易收支和經常賬戶都實現順差；成為“成熟債權國—出借國（mature creditor-lender）”後，貿易收支回到逆差狀況；到了最後的“債權減損國—借款國（creditor-borrower）”階段，國家的經常賬戶收支也轉為逆差。發展到後面這三個階段的國家可以動用過去積累下來的淨國外資產所產生的投資收益，來補償國內民眾因為老齡化和其他變化所導致的收入降低。
第一個階段是年輕債務國。在國民收入很低的時候想高速發展，想要投資，資金一定是不夠的，就需要輸入資本。輸入資本就要進口，進口會造成經常項目逆差，貿易逆差意味著從海外借債，投資收入也一定是逆差。此時該國一定有貿易逆差、投資收入逆差，因而有經常項目逆差，是一個資本輸入國。
第二個階段是成熟債務國。隨著經濟的發展，競爭能力的加強，該國有了貿易順差；由於過去一段時間一直在借錢，需要償還負債，它的投資收入一定是逆差。相當一段時間，儘管有貿易順差，但投資收入是逆差，且投資收入的逆差大於貿易順差，所以經常項目還是逆差。
第三階段是債務償還國。貿易早已經是順差了，投資收入依然是逆差，不同於上一階段的是，它的貿易順差已經大於投資收入逆差，因此實現了經常項目順差。一成為經常項目順差國，就意味著開始輸出資本，開始還錢了。
第四個階段是年輕債權國。既有貿易項目順差，又有投資收入順差，當然其經常項目也是順差，此時它就開始積累債權。
第五個階段是成熟的債權國。由於該國年齡老化、競爭力下降，其貿易已不是順差，但它過去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海外資產，所以依然有大量的投資收入。投資收入大於貿易逆差，該國依然是經常項目順差，但經常項目順差積累海外資產勢頭逐漸減弱 。
第六個階段是債權減損國。這個階段貿易逆差進一步增加，投資收入仍是順差，但貿易逆差大於投資收入，所以是經常項目逆差，海外資產開始減少。
2.2. 中美債務關係
國際收支階段論可用於解釋中美力量的明暗對比，而這正是剖析中美關係走勢的關鍵窗口。自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快速騰飛與中美關係曲折發展並行，中國從國外借錢來實現增長的“債務國”蛻變成了通過出口賺取外匯並償還貸款的“債務償還國”，且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將上升為通過積累的海外資產獲得利息等收益的“債權國”。一方面，經常賬戶餘額逐漸擴大，不到40年的時間裡增長了60倍之多，通過出口賺取了大量外匯。另一方面，中國通過海外投資取得了大量收益，對外淨資產扭負為正，目前，中國常位於世界前三大淨債權國之列，且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但與此同時，以經營外匯儲備為中心的對外資產收益率（收入）大幅低於以對內直接投資為中心的對外負債收益率（支出），投資收益收支因此出現了逆差。為了提高對外資產的收益率，中國政府採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1）設立主權基金，（2）推動建立"一帶一路"構想與從金融面對其進行支援的絲綢之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等框架，（3）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進行直接投資。可以預計，今後隨著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進展，民間的對外證券投資也會大幅增加，中國的對外淨資產及資產收益率將會進一步上升。
反觀美國，在1982年中國逐漸崛起之際，美國正在逐漸淪為債務減損國。一方面，美國貿易逆差逐年擴大，經常項目餘額自1971年起即為負數；且在貿易逆差結構中，中國佔比相對較大。另一方面，如今，美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債務國，美債發行量逐年攀升，債主遍佈全球。大規模的減稅措施造成美國國債發行量增加。在美國國債利息支付費用急劇增加的背景下，作為美國主導權源泉的國防費正在受到擠壓，利息支付費甚至超過國防費，而這對美國則意味著“美軍敗給債權者”。從幾個指標來看，美國未償國債佔GDP比重在2014年突破100%，而出現這種情況的最近一次則是二戰期間；財政赤字佔GDP比重一度逼近10%，2013年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政府甚至被迫關門；財政預算中淨負債佔GDP比重不斷上升，2017年已達70%，政府高負債運行。
歷史總是有趣的，中美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幾乎在同一時間開始進入反轉期，而債務債權關係的演變則與中美關係的進展息息相關。中國正在努力維持“債權國”這一地位，"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快步伐將進一步增加中國的對外淨資產，“中國製造2025”這一計劃的提出也將進一步擴大中國在製造業及實體經濟領域的優勢；與此同時，美國正處於“債權減損國”的階段，令人擔憂的財政赤字、在挑起貿易戰的情況下也未見明顯改善的貿易逆差及美債的巨大規模，都將這中美兩國綁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關係的惡化並非偶然，也不全是特朗普上臺的結果，而是債權債務關係的使然。
3. 美日關係：盟友對抗，緣起債權
3.1. 曲折的美日關係
與本次中美關係惡化相似，由於20世紀80-90年代日本逐漸崛起，美國超級大國的立場受到威脅，美日關係也出現裂痕。根據國際收支階段論，日美的明暗對比出現於1982年，當時美國淪為債權減損國，而日本則從債務償還國上升至債權國。日本不僅通過出口賺取了大量外匯，還通過海外投資的收益積累財富，處於巔峰時期。無疑，對美日關係的分析將對中美關係的分析及預測提供借鑑，本部分我們將對20世紀後期美日關係的演變進行剖析。
1979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導致美國能源價格大幅上升，美國消費物價指數隨之高攀，美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兩位數。對此，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這一政策的結果是美國出現高達兩位數的官方利率和市場利率，短期實際利率從1954-1978年間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1984年間的3%—5%。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資金流入美國，導致美元飆升，從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匯率上漲了近60%，導致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到1984年貿易赤字高達1090億美元，佔當年GDP的3.6%；同時受越南戰爭、美蘇冷戰等影響，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同樣居高不下。
反觀日本，受益於汽車、半導體、摩托車、機械設備等質優價廉優勢，出口導向型經濟高速發展，日本於1970年成為未成熟債權國。80年代後伴隨美元升值，日本出口產品價格優勢更加顯著，國際收支賬戶進一步優化，1982年美國從成熟債權國成為債權減損國，日本則成為成熟債權國。
至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面臨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雙重壓力，寄希望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同年9月，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達成“廣場協議”，內容包括抑制通貨膨脹，擴大內需，減少貿易干預，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在協議簽訂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美元迅速從在1美元兌250日元下跌到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這之後，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為代表的美國當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為代表的金融專家們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最低曾跌到1美元兌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美元對日元貶值了50%。
瘋狂升值的日元促使日本開始大面積購入海外資產。1987年，日本三菱地產以14億美元購買了紐約洛克菲勒中心，美國媒體稱日本人“買走了美國人的靈魂”。同年，索尼以34億美元買下了哥倫比亞影片公司，更名為索尼影像娛樂公司。1991年，億萬富翁橫井英樹又以4000萬美元，將被視為紐約心臟的帝國大廈收入囊中。美國反日情緒愈加升溫。
3.2. 美日貿易摩擦
為了應對貿易逆差，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採取單方面貿易制裁措施，對日本的優勢產品不斷加徵高額關稅。1970年-1990年這二十多年間，美日之間爆發了多輪大型貿易摩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業有半導體、汽車以及鋼鐵產業。
最早的大型貿易摩擦開始於鋼鐵產業。日本於1951年起制定的“鋼鐵計劃”對鋼鐵業進行了大規模的技術改造，同時引起國外技術並進行創新，極大地促進了日本鋼鐵產業的發展。日本於1963年成為了世界上鋼鐵產品出口量最大的國家。而美國鋼鐵業則受石油危機和國內工人罷工的影響，國際競爭力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國掀起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浪潮，日美鋼鐵貿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拉開。1968年，日本鋼鐵聯盟受制於美國的貿易限制威脅，於7月主動實行鋼鐵產品對美國的出口限制，有效期至1971年。日本作為那個時期世界核心製造體系的角色，鋼鐵產量在1973年達到峰值。舊的限制到期之後，日美經過多輪談判將此協議延長至1974年。1976後年後，日本的鋼鐵產品佔美國鋼鐵進口額比重55.9%。美國為了保護本國鋼鐵產業，於1976年啟動301條款對日本的鋼鐵進口進行調查。1977年底，美國政府制定了外國對美國鋼鐵產品出口的最低限價制度。1983年10月，日美簽署特殊鋼貿易協定，日本自此五年時間內對特殊鋼實行自願出口限制。
日本年產鋼量從1970年起進入供需平衡狀態，之後逐步趨向嚴重的供大於求的狀態。在應對去產能以及出口限制的問題上，日本採用了提高剛拆出口比率、提高鋼鐵行業集中度等辦法來平衡國內鋼材市場的供求關係。我們認為貿易摩擦對其影響有限，其後續的發展趨勢更多的是在解決其產能過剩的問題。
石油危機後，日本汽車以其低油耗、高性價比的優勢迅速佔領美國市場。1980年日本汽車在美國進口其中的比重達到驚人的80%。以1978年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陷入財務赤字為開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緊急進口限制措施打響了日美汽車貿易戰的第一槍。1978年美國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陷入財務赤字為開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提出緊急進口限制。1981年日美簽訂了《日美汽車貿易協定》，有效期為一年。同年，日本發佈《對美國出口轎車的措施》，自願限制對美出口，同時鼓勵本國企業去美投資建廠。1992年-1995年期間，日美關於汽車零部件再起摩擦，經過多輪談判無果。美國於1995年5月向WTO提出申訴並啟動301條款。日本於同年6月讓步，與美簽署《美日汽車、汽車零部件協議》。
我們通過圖10與圖11可以發現，日美汽車貿易摩擦並未影響日本汽車行業的長期發展。日本轎車在美份額穩步增長，不僅得益石油危機的大背景，還在於日本在面對出口限制的問題上，鼓勵企業去美國投資建廠。豐田、馬自達、三菱分別於1984年2月、1985年1月、1985年10月在美國製定聯合裝配廠的計劃，而這也正是美國政府所尋求的目標之一。另一方面，對於美國而言，雖然三大汽車巨頭在日本實行出口限制之後扭虧為盈，但進口汽車的大幅漲價的同時也大大損害了美國消費者的利益。以上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地促使日美達成一份雙贏的貿易協定，緩解了貿易摩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隨著日本的產業結構升級，其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挑戰到了美國的霸主地位。1980年，日本在與美國的半導體貿易中首次產生順差28億日元。1981年雙方通過《關稅削減協議》將稅率一起下調至4.2%。1985年6月美國啟動301條款開始對日本的傾銷問題進行調查。日美於1986年7月達成《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美國停止對日本半導體廠商的傾銷調查。由於日本將對美出口份額轉向第三國，美國的份額依舊落後於日本。1987年裡根政府決定對日本3億美元的產品徵收100%懲罰性關稅。1991年6月，舊的協定即將到期，美日經過協商達成新的《日美半導體貿易協定》。1996年，協定到期，此時美國半導體產業重登世界第一的寶座。
與鋼鐵貿易戰不同，半導體貿易摩擦的出發點更多是美國擔心自身競爭力下降而發起的。美國也採取了更加豐富的手段來限制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美日貿易戰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產生了衝擊，從外需主導轉變為內需主導，考慮到日本的市場規模，人口結構，這種轉變對日本半導體產業影響是不能忽視的。但我們始終認為這不是導致日本半導體行業在之後幾十年間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從表6可以看出，日本的市場份額在1998年左右達到頂峰，排名前十位的公司，日本獨佔6席。即使是在經歷了多輪美日貿易摩擦後的2000年，日本半導體行業依舊在前十佔有3席。日本半導體行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但我們更多地認為根本原因是技術和成本優勢喪失，市場份額被迅速侵蝕。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自身封閉的產業結構（固守舊式DRAM技術）以及純代工廠的出現對整個產業產生的衝擊。
由於貿易摩擦加上日元升值，1987年，日本出口總額下滑了20%。同時，1985年後美國繼續要求日本增加對美國產品的進口。於是，當時的日本中央政府財政機關和央行計劃刺激內需，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高，日本政府放棄了財政政策而選擇了貨幣政策。
為了應對財政赤字，時任美聯儲主席沃克爾主導了“協調降息”機制，迫使日本和德國下調官方利率。另一方面，日本作為出口導向型國家，為抵消本幣升值導致出口下降而帶來的緊縮效應，實施了擴展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來緩解國內經濟壓力，不僅長時間維持了低利率政策，而且為了進一步擴大內需，出臺了規模達6兆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對策”計劃。同時，在日元升值的趨勢下，大量國際投機資金湧入日本，為了維持日元穩定，日本不得不大量購買美元，拋售日元，從而投放大量的基礎貨幣，導致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氾濫。外部資金和日本自身過剩的流動性沒有流入因日元升值遭受重創的製造業，而是大多流入升值迅速的房地產和股市，導致日本房地產和股市繁榮，資產價格持續上升，日本經濟進入泡沫經濟時代。
自1989年開始，日本實施了過急過快的緊縮的貨幣政策，持續提高利率，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將官方貼現率由2.5％提高到6％，並採取緊縮的信貸政策，限制對房地產貸款。同時，為了維持自有資本不低於8％的標準，日本銀行在國際融資中採取了謹慎態度。在國際銀團貸款中，日元融資的比例不斷下降，1987年為10.8％，到了1990年僅為1.8％。在此雙重打擊下，日本國內的流動性急劇下降，使日本過熱的經濟硬著陸，1992年泡沫破裂，日本進入了10餘年的經濟蕭條。
4. 中美關係展望
4.1. 短期
從短期來看，中美關係並不是十分樂觀，我們基於以下原因做出判斷：其一，G20會議召開之後有可能會在2019年內達成實質性協議，但是在近期內達成的可能性不高。其二， 2019年特朗普繼續連任，減輕了來自民主黨的掣肘，目前對中國的貿易戰的作用還未全部顯現，所以明年中國國內經濟形式可能會受此影響。其三，美國經濟穩中向好，在經濟的恢復下，美國社會情緒跟隨著執政黨鷹派的好戰口號下更是形成了一種中國的對抗，所以對於中國來說，短期內在面對中美關係的問題上並不十分樂觀。相較於日美貿易戰，當下的中美貿易摩擦頻率更快，也更為激烈。相較於日本通過主動讓步與美國達成自動出口限制來緩解貿易摩擦，中美貿易爭論的方面卻更為複雜，不僅包括產品質量、進出口限制，還兼有知識產權、環境保護等焦點。所以，對於短期內中美能達成一致的問題上並不十分樂觀。
4.2. 長期
從長期來看，中美關係最終還是將在曲折中繼續前進。一方面，中美間的債務債權關係短時間內難以扭轉，中國的上升勢頭難以遏制，而美國的“債權減損國”現狀在短期內也難以改變，兩國仍存在多種利益層面的對抗。另一方面，對於中美任何一方來說，合作都是利大於弊的，兩方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都需要共同一道努力，都無法單獨解決。美國展開貿易戰從根本上來看是出於忌憚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的霸主地位面臨一個崛起的大國的挑戰，想讓霸主之位更加穩固，再加上當時美國經濟陷入僵持，想仿照之前的手段通過進行貿易戰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打壓會使雙方陷入“囚徒困境”，而且中國並不會對美國產生生存的威脅，合作才能取得共贏。從直接的原因來看是因為中國對美國出口過多導致逆差的出現，但是美國就算與中國展開貿易戰，降低了中美兩國的貿易逆差，因為美國自身的經濟的結構上的矛盾，美國的儲蓄率過低，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也會上升，所以這種現象不是應該同中國打貿易戰來解決，而是應該通過美國自身調整儲蓄和投資的比例，才來從本質上解決問題。所以雖然中美之間有些分歧不可避免，中美關係也不是一成不變，但是最關鍵的是中美如何尋找新的可實行的外交模式，否則衝突愈演愈烈，兩敗俱傷。參考歷史上的日美貿易戰，我們可以發現貿易戰對一國的產業的影響是沒有延續性的。長期來看，行業的價值會迴歸到基本面。適當的外壓可以促使產業的貿易市場多元化。同時與當時日美貿易戰相似，關於知識產權的摩擦也能夠促進一國產業結構向著技術密集型以及知識密集型的方向升級。相較於日本，中國擁有著更廣闊的市場與資源，其本身的經貿結構與美國就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所以長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終究會歸於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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