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美关系概述 ：近现代的中美关系，走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美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是40年来中美关系的常态，只是随着两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竞争与合作方面强度不一。
“修昔底德陷阱”再现：据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劳瑟的国际收支阶段论，一国的国际收支头寸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按其“经常收支”和构成它的“贸易收支”（产品与服务的收支）、以及“投资收益收支”三个项目分别是顺差或逆差的不同组合分为：（1）年轻债务国；（2）成熟债务国；（3）债务偿还国；（4）年轻债权国；（5）成熟的债权国；（6）债权减损国。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并行，中国从国外借钱来实现增长的“债务国”蜕变成了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并偿还贷款的“债务偿还国”，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上升为通过积累的海外资产获得利息等收益的“债权国”。而与此同时，美国却成为“债权减损国”，现为世界第一大债务国。中国正在努力维持“债权国”这一地位，"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步伐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对外净资产，“中国制造2025”这一计划的提出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制造业及实体经济领域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正处于“债权减损国”的阶段，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在挑起贸易战的情况下也未见明显改善的贸易逆差及美债的巨大规模，都将这中美两国绑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的恶化并非偶然，也不全是特朗普上台的结果，而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使然。
美日关系：盟友对抗，缘起债权：与本次中美关系恶化相似，由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逐渐崛起，美国超级大国的立场受到威胁，美日关系也出现裂痕。根据国际收支阶段论，日美的明暗对比出现于1982年，当时美国沦为债权减损国，而日本则从债务偿还国上升至债权国。日本不仅通过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还通过海外投资的收益积累财富，处于巅峰时期。1990年，美国反日情绪愈加升温。为了压制日本，美国曾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高使美元兑日元贬值50%；为了应对贸易逆差，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措施，对日本的优势产品不断加征高额关税。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裂，美日对抗从此停止。
中美关系展望：短期：中美关系并不是十分乐观，我们基于以下原因做出判断：其一，G20会议召开之后有可能会在2019年内达成实质性协议，但是在近期内达成的可能性不高。其二， 2019年特朗普继续连任，减轻了来自民主党的掣肘，目前对中国的贸易战的作用还未全部显现，所以明年中国国内经济形式可能会受此影响。其三，美国经济稳中向好，在经济的恢复下，美国社会情绪跟随着执政党鹰派的好战口号下更是形成了一种中国的对抗。长期：中美关系最终还是将在曲折中继续前进。一方面，中美间的债务债权关系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中国的上升势头难以遏制，而美国的“债权减损国”现状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两国仍存在多种利益层面的对抗。另一方面，对于中美任何一方来说，合作都是利大于弊的，两方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都需要共同一道努力，都无法单独解决。
正文
1. 中美关系概述
近现代的中美关系，走过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美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事实上，中美竞争与合作并存是40年来中美关系的常态，只是随着两国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竞争与合作方面强度不一。
1.1. 中美关系三十年（1978年-2008年）：曲折中发展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受到国家主席的接见。2月28日，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美之间结束23年的对抗，开始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1977年卡特上台后，两国加快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经过艰苦谈判，中美达成建交协议，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9年至2000年，此阶段中美关系是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最为波动也是最难驾驭的时期。在此阶段，中国从为国内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及加快统一进程的角度积极推进中美关系，而美国更多的是从全球战略规划来看待中美关系。第一个十年，小平同志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推动了中美高层互访、经贸合作和文化科技教育交流；而在第二个十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南斯拉夫战争等重大危机的考验，出现了大起大落的曲折变化，度过危机后又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变得成熟起来。
2000年小布什入主白宫。最初，中美关系在战略定位上一度出现紧张态势。2001年4月1日发生的撞击事件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然而，同年的“9·11”事件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新机遇，反恐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催化了中美关系的新调整。2002年，中美最高领导人进行了三次重要访问和会晤，极大地推动了两国关系调整发展的势头。2002年后，在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1.2. 奥巴马时期（2008年-2016年）：总体向好，局部恶化
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国际影响力，美国的全球主导权面临严峻挑战。2009年初奥巴马上台执政后，面对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以及国际反恐与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为了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在此背景下，奥巴马希望通过加强中美关系，促使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帮助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为此，2009年11月奥巴马主动访华，与时任国家主席在北京举行会谈，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
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加快了，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都在加速缩小。例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GDP只有美国的5%，1996年达到10%，2003年达到20%，2010年前后达到40%，并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在G20等国际机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这种状况客观上打破了亚太地区国家实力的对比与国际安全格局的平衡，促使奥巴马政府开始改变对华合作的政策基调。在美国的“中、美二国集团”（G2）建议遭到中国拒绝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基调开始转向了以遏制和对抗为主，从“重返亚太”，到“转身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美国亚太战略的防范目标选定了中国，其对华政策也日益强硬。
1.3. 特朗普时期（2016年至今）：冲突升级，挑起战火
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出现一些不确定性。2017年底，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基本确立。2018年3月以来，中美在贸易领域的摩擦趋向激烈，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称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美由此拉开了博弈的序幕。
2018年，特朗普挑起贸易战，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发酵，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挑战。3月22日，特朗普宣称依据“301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拟对1102种产品合计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8月1日，美特朗普拟将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8月3日，中方回应将对美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20%和25%的关税，实施日期视美国而定，中美贸易战再次升级。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于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在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9月24日，中国政府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用客观数据澄清并详细说明了美方对中方“不公平”贸易的各种指责。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经历了从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从贸易自由化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性巨变。四十年风风雨雨，中美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两国关系已经具备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当前，由于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特朗普“美国优先”等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中美关系面临着更为严重的挑战，但这些并不足以导致中美关系转向全面对抗。两国目前依然在许多问题领域保持合作，两国民众对于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两国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与非战即和那么简单，中美关系需要在日益复杂的新形势下更加全面审慎的把握，推动中美关系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2. “修昔底德陷阱”再现
2.1. 国际收支阶段理论简述
据经济学家杰弗里·克劳瑟（Geoffrey Crowther）的说法，一国的国际收支头寸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按其“经常收支”和构成它的“贸易收支”（产品与服务的收支）、以及“投资收益收支”三个项目分别是顺差或逆差的不同组合分为：（1）年轻债务国；（2）成熟债务国；（3）债务偿还国；（4）年轻债权国；（5）成熟的债权国；（6）债权减损国。在前三个阶段，国家是一个净借款人，投资收入账户也是逆差状态。作为一个“年轻债务国-借款国（immature debtor-borrower）”，其贸易收支和经常账户都处于逆差状态；到达“成熟债务国-借款国（mature debtor-borrower）”阶段时，其贸易收支开始出现顺差；而成为“债务偿还国国-偿还国（debtor-repayer）”后经常账户也会实现顺差。
在随后的几个阶段中，国家成为一个净债权国，投资收入为正。首先是“年轻债权国—出借国（immature creditor-lender）”阶段，贸易收支和经常账户都实现顺差；成为“成熟债权国—出借国（mature creditor-lender）”后，贸易收支回到逆差状况；到了最后的“债权减损国—借款国（creditor-borrower）”阶段，国家的经常账户收支也转为逆差。发展到后面这三个阶段的国家可以动用过去积累下来的净国外资产所产生的投资收益，来补偿国内民众因为老龄化和其他变化所导致的收入降低。
第一个阶段是年轻债务国。在国民收入很低的时候想高速发展，想要投资，资金一定是不够的，就需要输入资本。输入资本就要进口，进口会造成经常项目逆差，贸易逆差意味着从海外借债，投资收入也一定是逆差。此时该国一定有贸易逆差、投资收入逆差，因而有经常项目逆差，是一个资本输入国。
第二个阶段是成熟债务国。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能力的加强，该国有了贸易顺差；由于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借钱，需要偿还负债，它的投资收入一定是逆差。相当一段时间，尽管有贸易顺差，但投资收入是逆差，且投资收入的逆差大于贸易顺差，所以经常项目还是逆差。
第三阶段是债务偿还国。贸易早已经是顺差了，投资收入依然是逆差，不同于上一阶段的是，它的贸易顺差已经大于投资收入逆差，因此实现了经常项目顺差。一成为经常项目顺差国，就意味着开始输出资本，开始还钱了。
第四个阶段是年轻债权国。既有贸易项目顺差，又有投资收入顺差，当然其经常项目也是顺差，此时它就开始积累债权。
第五个阶段是成熟的债权国。由于该国年龄老化、竞争力下降，其贸易已不是顺差，但它过去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海外资产，所以依然有大量的投资收入。投资收入大于贸易逆差，该国依然是经常项目顺差，但经常项目顺差积累海外资产势头逐渐减弱 。
第六个阶段是债权减损国。这个阶段贸易逆差进一步增加，投资收入仍是顺差，但贸易逆差大于投资收入，所以是经常项目逆差，海外资产开始减少。
2.2. 中美债务关系
国际收支阶段论可用于解释中美力量的明暗对比，而这正是剖析中美关系走势的关键窗口。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快速腾飞与中美关系曲折发展并行，中国从国外借钱来实现增长的“债务国”蜕变成了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并偿还贷款的“债务偿还国”，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将上升为通过积累的海外资产获得利息等收益的“债权国”。一方面，经常账户余额逐渐扩大，不到4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60倍之多，通过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另一方面，中国通过海外投资取得了大量收益，对外净资产扭负为正，目前，中国常位于世界前三大净债权国之列，且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与此同时，以经营外汇储备为中心的对外资产收益率（收入）大幅低于以对内直接投资为中心的对外负债收益率（支出），投资收益收支因此出现了逆差。为了提高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中国政府采取了以下一系列措施：（1）设立主权基金，（2）推动建立"一带一路"构想与从金融面对其进行支援的丝绸之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框架，（3）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可以预计，今后随着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展，民间的对外证券投资也会大幅增加，中国的对外净资产及资产收益率将会进一步上升。
反观美国，在1982年中国逐渐崛起之际，美国正在逐渐沦为债务减损国。一方面，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经常项目余额自1971年起即为负数；且在贸易逆差结构中，中国占比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如今，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债务国，美债发行量逐年攀升，债主遍布全球。大规模的减税措施造成美国国债发行量增加。在美国国债利息支付费用急剧增加的背景下，作为美国主导权源泉的国防费正在受到挤压，利息支付费甚至超过国防费，而这对美国则意味着“美军败给债权者”。从几个指标来看，美国未偿国债占GDP比重在2014年突破100%，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最近一次则是二战期间；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一度逼近10%，2013年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政府甚至被迫关门；财政预算中净负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2017年已达70%，政府高负债运行。
历史总是有趣的，中美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进入反转期，而债务债权关系的演变则与中美关系的进展息息相关。中国正在努力维持“债权国”这一地位，"一带一路"的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快步伐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的对外净资产，“中国制造2025”这一计划的提出也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制造业及实体经济领域的优势；与此同时，美国正处于“债权减损国”的阶段，令人担忧的财政赤字、在挑起贸易战的情况下也未见明显改善的贸易逆差及美债的巨大规模，都将这中美两国绑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的恶化并非偶然，也不全是特朗普上台的结果，而是债权债务关系的使然。
3. 美日关系：盟友对抗，缘起债权
3.1. 曲折的美日关系
与本次中美关系恶化相似，由于20世纪80-90年代日本逐渐崛起，美国超级大国的立场受到威胁，美日关系也出现裂痕。根据国际收支阶段论，日美的明暗对比出现于1982年，当时美国沦为债权减损国，而日本则从债务偿还国上升至债权国。日本不仅通过出口赚取了大量外汇，还通过海外投资的收益积累财富，处于巅峰时期。无疑，对美日关系的分析将对中美关系的分析及预测提供借鉴，本部分我们将对20世纪后期美日关系的演变进行剖析。
1979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美国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美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对此，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这一政策的结果是美国出现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从1954-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1980-1984年间的3%—5%。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导致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贸易逆差快速扩大，到1984年贸易赤字高达109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6%；同时受越南战争、美苏冷战等影响，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同样居高不下。
反观日本，受益于汽车、半导体、摩托车、机械设备等质优价廉优势，出口导向型经济高速发展，日本于1970年成为未成熟债权国。80年代后伴随美元升值，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优势更加显著，国际收支账户进一步优化，1982年美国从成熟债权国成为债权减损国，日本则成为成熟债权国。
至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面临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双重压力，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同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达成“广场协议”，内容包括抑制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减少贸易干预，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从在1美元兑250日元下跌到200日元左右，跌幅20%。在这之后，以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为代表的美国当局以及以弗日德·伯格斯藤为代表的金融专家们不断地对美元进行口头干预，最低曾跌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
疯狂升值的日元促使日本开始大面积购入海外资产。1987年，日本三菱地产以14亿美元购买了纽约洛克菲勒中心，美国媒体称日本人“买走了美国人的灵魂”。同年，索尼以34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更名为索尼影像娱乐公司。1991年，亿万富翁横井英树又以4000万美元，将被视为纽约心脏的帝国大厦收入囊中。美国反日情绪愈加升温。
3.2. 美日贸易摩擦
为了应对贸易逆差，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转向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措施，对日本的优势产品不断加征高额关税。1970年-1990年这二十多年间，美日之间爆发了多轮大型贸易摩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行业有半导体、汽车以及钢铁产业。
最早的大型贸易摩擦开始于钢铁产业。日本于1951年起制定的“钢铁计划”对钢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同时引起国外技术并进行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日本钢铁产业的发展。日本于1963年成为了世界上钢铁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国家。而美国钢铁业则受石油危机和国内工人罢工的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日美钢铁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拉开。1968年，日本钢铁联盟受制于美国的贸易限制威胁，于7月主动实行钢铁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限制，有效期至1971年。日本作为那个时期世界核心制造体系的角色，钢铁产量在1973年达到峰值。旧的限制到期之后，日美经过多轮谈判将此协议延长至1974年。1976后年后，日本的钢铁产品占美国钢铁进口额比重55.9%。美国为了保护本国钢铁产业，于1976年启动301条款对日本的钢铁进口进行调查。1977年底，美国政府制定了外国对美国钢铁产品出口的最低限价制度。1983年10月，日美签署特殊钢贸易协定，日本自此五年时间内对特殊钢实行自愿出口限制。
日本年产钢量从1970年起进入供需平衡状态，之后逐步趋向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态。在应对去产能以及出口限制的问题上，日本采用了提高刚拆出口比率、提高钢铁行业集中度等办法来平衡国内钢材市场的供求关系。我们认为贸易摩擦对其影响有限，其后续的发展趋势更多的是在解决其产能过剩的问题。
石油危机后，日本汽车以其低油耗、高性价比的优势迅速占领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汽车在美国进口其中的比重达到惊人的80%。以1978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陷入财务赤字为开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紧急进口限制措施打响了日美汽车贸易战的第一枪。1978年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陷入财务赤字为开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紧急进口限制。1981年日美签订了《日美汽车贸易协定》，有效期为一年。同年，日本发布《对美国出口轿车的措施》，自愿限制对美出口，同时鼓励本国企业去美投资建厂。1992年-1995年期间，日美关于汽车零部件再起摩擦，经过多轮谈判无果。美国于1995年5月向WTO提出申诉并启动301条款。日本于同年6月让步，与美签署《美日汽车、汽车零部件协议》。
我们通过图10与图11可以发现，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并未影响日本汽车行业的长期发展。日本轿车在美份额稳步增长，不仅得益石油危机的大背景，还在于日本在面对出口限制的问题上，鼓励企业去美国投资建厂。丰田、马自达、三菱分别于1984年2月、1985年1月、1985年10月在美国制定联合装配厂的计划，而这也正是美国政府所寻求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对于美国而言，虽然三大汽车巨头在日本实行出口限制之后扭亏为盈，但进口汽车的大幅涨价的同时也大大损害了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以上这些因素都一定程度上地促使日美达成一份双赢的贸易协定，缓解了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其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挑战到了美国的霸主地位。1980年，日本在与美国的半导体贸易中首次产生顺差28亿日元。1981年双方通过《关税削减协议》将税率一起下调至4.2%。1985年6月美国启动301条款开始对日本的倾销问题进行调查。日美于1986年7月达成《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美国停止对日本半导体厂商的倾销调查。由于日本将对美出口份额转向第三国，美国的份额依旧落后于日本。1987年里根政府决定对日本3亿美元的产品征收100%惩罚性关税。1991年6月，旧的协定即将到期，美日经过协商达成新的《日美半导体贸易协定》。1996年，协定到期，此时美国半导体产业重登世界第一的宝座。
与钢铁贸易战不同，半导体贸易摩擦的出发点更多是美国担心自身竞争力下降而发起的。美国也采取了更加丰富的手段来限制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美日贸易战对日本半导体产业产生了冲击，从外需主导转变为内需主导，考虑到日本的市场规模，人口结构，这种转变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影响是不能忽视的。但我们始终认为这不是导致日本半导体行业在之后几十年间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从表6可以看出，日本的市场份额在1998年左右达到顶峰，排名前十位的公司，日本独占6席。即使是在经历了多轮美日贸易摩擦后的2000年，日本半导体行业依旧在前十占有3席。日本半导体行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但我们更多地认为根本原因是技术和成本优势丧失，市场份额被迅速侵蚀。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身封闭的产业结构（固守旧式DRAM技术）以及纯代工厂的出现对整个产业产生的冲击。
由于贸易摩擦加上日元升值，1987年，日本出口总额下滑了20%。同时，1985年后美国继续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于是，当时的日本中央政府财政机关和央行计划刺激内需，考虑到当时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高，日本政府放弃了财政政策而选择了货币政策。
为了应对财政赤字，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克尔主导了“协调降息”机制，迫使日本和德国下调官方利率。另一方面，日本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为抵消本币升值导致出口下降而带来的紧缩效应，实施了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缓解国内经济压力，不仅长时间维持了低利率政策，而且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出台了规模达6兆亿日元的“紧急经济对策”计划。同时，在日元升值的趋势下，大量国际投机资金涌入日本，为了维持日元稳定，日本不得不大量购买美元，抛售日元，从而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导致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外部资金和日本自身过剩的流动性没有流入因日元升值遭受重创的制造业，而是大多流入升值迅速的房地产和股市，导致日本房地产和股市繁荣，资产价格持续上升，日本经济进入泡沫经济时代。
自1989年开始，日本实施了过急过快的紧缩的货币政策，持续提高利率，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官方贴现率由2.5％提高到6％，并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限制对房地产贷款。同时，为了维持自有资本不低于8％的标准，日本银行在国际融资中采取了谨慎态度。在国际银团贷款中，日元融资的比例不断下降，1987年为10.8％，到了1990年仅为1.8％。在此双重打击下，日本国内的流动性急剧下降，使日本过热的经济硬着陆，1992年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了10余年的经济萧条。
4. 中美关系展望
4.1. 短期
从短期来看，中美关系并不是十分乐观，我们基于以下原因做出判断：其一，G20会议召开之后有可能会在2019年内达成实质性协议，但是在近期内达成的可能性不高。其二， 2019年特朗普继续连任，减轻了来自民主党的掣肘，目前对中国的贸易战的作用还未全部显现，所以明年中国国内经济形式可能会受此影响。其三，美国经济稳中向好，在经济的恢复下，美国社会情绪跟随着执政党鹰派的好战口号下更是形成了一种中国的对抗，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短期内在面对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并不十分乐观。相较于日美贸易战，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频率更快，也更为激烈。相较于日本通过主动让步与美国达成自动出口限制来缓解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争论的方面却更为复杂，不仅包括产品质量、进出口限制，还兼有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焦点。所以，对于短期内中美能达成一致的问题上并不十分乐观。
4.2. 长期
从长期来看，中美关系最终还是将在曲折中继续前进。一方面，中美间的债务债权关系短时间内难以扭转，中国的上升势头难以遏制，而美国的“债权减损国”现状在短期内也难以改变，两国仍存在多种利益层面的对抗。另一方面，对于中美任何一方来说，合作都是利大于弊的，两方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都需要共同一道努力，都无法单独解决。美国展开贸易战从根本上来看是出于忌惮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的霸主地位面临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挑战，想让霸主之位更加稳固，再加上当时美国经济陷入僵持，想仿照之前的手段通过进行贸易战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打压会使双方陷入“囚徒困境”，而且中国并不会对美国产生生存的威胁，合作才能取得共赢。从直接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过多导致逆差的出现，但是美国就算与中国展开贸易战，降低了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因为美国自身的经济的结构上的矛盾，美国的储蓄率过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也会上升，所以这种现象不是应该同中国打贸易战来解决，而是应该通过美国自身调整储蓄和投资的比例，才来从本质上解决问题。所以虽然中美之间有些分歧不可避免，中美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是最关键的是中美如何寻找新的可实行的外交模式，否则冲突愈演愈烈，两败俱伤。参考历史上的日美贸易战，我们可以发现贸易战对一国的产业的影响是没有延续性的。长期来看，行业的价值会回归到基本面。适当的外压可以促使产业的贸易市场多元化。同时与当时日美贸易战相似，关于知识产权的摩擦也能够促进一国产业结构向着技术密集型以及知识密集型的方向升级。相较于日本，中国拥有着更广阔的市场与资源，其本身的经贸结构与美国就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所以长期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终究会归于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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