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儒林列傳》中有“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的記載，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太史公承認“焚書”之實，卻否認“坑儒”之事。因為在他也認為嬴政坑殺的是“術士”而非“儒士”。那什麼是術士呢？即“方術之士”是有志於修仙求長生之道的“方士”諸如文中所提到的韓眾、徐福等人都是方士，此外，術士還能被解釋為“儒生中講究陰陽災異一派的人物”。很明顯，這類人並不能算作真正意義上的“儒生”。太史公是漢初武帝年間的人物，按說其記載是極具可信性的。但有趣的是，西漢末年的孔安國(孔子10世孫)在給《尚書》卻說:"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而同時期的劉向在《〈戰國策〉序》中也說:"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這種同時代而迥異的言論記載，使我們不得不懷疑，這中間有人對嬴政進行刻意的栽贓陷害。可問題也隨之而來，即為漢代儒生硬要將被坑殺的“術士”轉變為“儒生”呢？這種自潑髒水的目的是什麼呢？
秦始皇嬴政
筆者以為，將“術士”變成“儒生”既是儒家學派的有心之作，也是帝王將相的“政治需要”首先，將被坑殺的“術士”轉變為“儒生”並不是什麼自潑髒水，相反是一種即為高明的自抬身價的方式，一方面向世人宣佈，坑殺“儒生”不聽“諫言”的君王所統治的國家終究是沒有好下場的，督促統治者與儒生“共治天下”；另一方面則將自己裝扮成為了正義可以捨身忘死，殉身不恤的衛道士。向世人宣告儒家學派光輝偉大的形象。其次，儒家所講究的“親親、尊尊”“三綱五常”“君臣等級”等都是深切於當時統治者需求的，經董仲舒改造過的儒家已經成了完完全全的統治工具。所以漢武帝欣然頒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令，但這也僅僅只是在形式上給了儒家官方的認證，而西漢統治者本身對儒術並不甚重視，相反他們更側重於法家學派的治國之道，只是出於方便統治的目的，利用儒家的學說在精神上迷惑黔首，然後再用法家在律令上威懾黔首，恩威並施，最終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極為高明的統治手段，所以在西漢，我們會看到很詭異的現象，即朝廷之上，既有道家、縱橫家的影子，也有儒家和法家的身影。並且諸者之間並行不悖。共同服務於西漢政權，而漢宣帝更是直接喊出：“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的話，並且批評儒家是“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在見到太子仁弱好儒之後，則感嘆:‘亂我家者,太子也。”而歷史彷彿為了驗證漢宣帝的斷言一般，後來篡奪了漢家天下的王莽就是以“儒生”的身份起駕的。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當然，這只是後話，但是從西漢統治者一系列的行政決策中我不難看出，武帝的“獨尊儒術”不過是和儒家學派做了一次各取所需的交易罷了。朝廷的目的達到了，而儒家學派的目的卻遠遠還未達到。
坑儒案現場
儒家真正意義上成為國家學術唯一代言人是在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喜歡讖緯之術，也就是所謂的“經學”之後兩代帝王，明帝、章帝也是如此，在這一時期，儒家的經典成了朝廷欽定教材，即國家級通用教科書。而作為投桃報李，儒家弟子開始大量的註釋經典，為經學披上讖緯的外衣，以此來歌頌東漢得國是天命所歸。而活躍於光武帝時期的經師衛宏更是親手操刀，對《史記》中“坑術士”進行了大膽而細緻的改造，捏造“坑儒”的地點，時間，乃至具體人數。而到班固寫《漢書·五行紀》時，始皇帝的“焚詩書，坑術士”也就堂而皇之的變成了“燔詩書，坑儒士”。將發生在不同時間、發起初衷和目的截然不同的兩件事相提並舉，演變成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燔書坑儒”。這中間的險惡用心，著實令人不寒而慄。
兩千多年了，我們就這樣無知無識的以訛傳訛，這中間雖有人曾站出來大聲疾呼，為始皇帝嬴政鳴不平，抱怨屈，但畢竟舉世洶洶，一人之言，數人之詞又是何等的微茫和渺小。
最後且讓筆者以毛澤東的《七律.讀呈郭老》來為秦始皇明屈叫冤，希望國人開明智，漲智識；睜開眼睛，獨立思考，莫為別有用心者所利用，莫教英雄寒了心。
《七律.讀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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