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过90年代的电影《股疯》，记得那张一群人围在收马桶车周围捏着鼻子剧照，就会知道，马桶，是石库门里的头号配角。
上海的石库门，滥觞于大清，距今100多年。从石库门诞生之日，马桶便是必不可少的配角。虽不登大雅之堂，但事关人的“出处”，让每一位石库门的住户可以不谈却不能不用。
从我记事起就对马桶避而远之，因为它真是臭、剌鼻。好一点的石库门有马桶间，都在楼梯下面；差一点的，放在角落里用块布帘遮住；大多数家庭就盖着盖子放在床底，用的时候拖岀来。
我小时候家里有二间卧室，据说马桶是放在内间的，倒马桶是有佣人处理的。等到了我懂事的年代，佣人没有了，家里二个马桶都由我母亲自己处理。早上天不亮就要拎到弄堂口，上班前要洗刷干净，晾在门口。别看马桶干的典型粗活儿，晾晒还不能粗鲁，如果扔路边曝晒，木头是要开裂出缝、漏水不堪的。
马桶每天要早早送去弄堂口，若是贪睡不麻利，赶不上收粪车，马桶只能露天过夜了。这时也只能麻烦另一只马桶多劳了。我最怕用多劳的马桶，马桶多劳后里面货就多，我开“大炮”时桶里的存货就会弹到屁股上，这番剌激常常令年幼的我终止“开炮”。后来我爸教我出恭前先往里面放几张草纸——这个技术现在还有专门的名字了叫“压水花”。有一次我正在提前压水花，被我妈看到了，说我浪费，不许我多用。那个年代里，勤俭持家的光芒可以在黑暗中压住那几片水花带来的不适——其实也没有，我后来的便秘、痔疮，多少与这马桶有点关系。
我是光荣妈妈的年代岀生的，我的邻居，同学大多数是多子女家庭，有些家庭只有一只马桶。问题来了，七八个小孩常要撞车抢着上马桶，怎么解？男孩小解没问题，那时岀了门就能解决，大一点的走到弄堂口小便池就行。女孩就有点麻烦，尿裤也很常见。遇上都要大解，小孩子找个有阴井盖的地方也能解决，大人只能找共公厕所了，公厕也时常客满，导致实在等不了的就着公厕的小便池将就将就。所以就岀现木心在《上海赋》里描述的那样：
“上海的弄堂来了，发酵的人世间，肮脏，嚣骚，望之黝黑而蠕动，森然无尽 头；这里那里的小便池，斑驳的墙上贴满性病治疗的小广告，垃圾箱满了，垃圾 倒在两旁， 阴沟泛着秽泡，群蝇乱飞，洼处积水映见弄顶的狭长青天。”
差的卫生条件，也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小孩生寄生虫的特别多。我小时候吃打虫药叫“宝塔糖”，粉红色的象龙华塔的塔顶微型版，有点甜，吃下去，第二天运气就能排出十几根回虫。听我妈说：生回虫就是手接触到了回虫卵，回虫卵就是从人的大便里来的，所以，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
卫生条件差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引起小孩腹泻。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上个世纪小孩腹泻所发生的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排在第一位，尤其在农村地区。所以，我国政府后来提出要进行厕所“革命”。
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市政府在旧区改造中，提到在几年内要消灭多少只马桶。我想这小小的马桶也不能小窥。一来，它关系到小孩的身体健康，祖国的未来。二来，它关系到城市的面貌，政府的政绩。其三，它也是贫富差距的一种表现。
一只马桶怎么体现贫富差距的呢？上海这座城市，100多年前被洋人用大炮打开成为租界。洋人在赚中国人的钱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其中就有马桶。洋人在租界里造的洋房都配有卫生间和抽水马桶，租界内的旅馆也都配有卫生间和抽水马桶。我有个表舅是申新九厂的工程师，住在澳门路日本人造的洋房里，有抽水马桶。每年过年，我妈带我去拜年，我有事没事地总要在抽水马桶上坐一下。后来我妈告诉我，解放前我们住在绍兴路爱麦新村也是有抽水马桶。原来有钱人家很早就告别马桶了。住在租界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上只角”，马桶问题早就解决了，卫生条件也好，小孩的身体健康就好。住了“下只角”卫生条件差，小孩的身体健康就差。这也就是贫富差距在马桶上的表现。
上海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下一代基本解决了马桶问题，他们正在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如到日本去买自动汰屁股的坐便器。然而上海还有不少老城区的居民还没有告别马桶，有的农村还没有完成厕所革命，石库门里的马桶还是个上个世纪的马桶。只是压起水花来，舍得用纸了，这也算差距的缩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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