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威即將28歲了，熟悉他的人更願意用“孩子”來形容他。
這樣的特質，在追隨者眼中，是天真、純粹、理想主義；在合作伙伴眼中，是倔強高傲、不可一世；在投資人眼中，則是任性狂妄，一味矇眼狂奔。他像個無意間闖進成人世界的孩子，與商界眾人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格格不入，蠻不講理地掀起波瀾。
有人把他與當年公然宣稱“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的羅永浩相對比，後者時隔多年後也終於承認，“為了自己之前講過的話，而把企業推向危險的邊緣，是一個很幼稚的想法。”
1月17日，ofo5名聯合創始人中的薛鼎和張巳丁退出ofo，據說已與戴威鬧翻。兩人此前曾分別持有北京拜克洛克技術服務有限公司10%的股份。目前，戴威持有該公司70%的股份，於信持股10%，薛鼎和張巳丁的20%股份由楊品傑承接。
ofo這盤棋中沒有贏家。上千萬用戶退不出押金，供應商拿不到欠款，員工樹倒猢猻散，投資方的錢打了水漂，創始人一無所獲，黯然離場。業內人士預測，這家曾一時風光無兩的獨角獸創業公司，大概“挺不到半年了”。
戴威，這個從來不肯低頭，“緊緊攥住手中的糖不捨得放開的孩子”，走到了眾叛親離的境地。
01
為了面子創業
戴威創業這幾年，ofo搬過好幾次家，兜兜轉轉，從沒走出過北京大學方圓10公里。
一開始，他帶著創業團隊在龍湖唐寧ONE小區辦公，窗戶對面的小樓就是他住了幾年的宿舍。那時戴威沒有辦公室，和幾個技術人員擠在狹小的工位上，旁邊放著幾把拆開的自行車鎖。晚上加班到深夜，一群年輕人敞開了喝酒，喝醉了吹牛，不醉不歸。
2015年員工增加到十幾人，ofo搬到北大附近的雙層複式酒店式公寓，運營坐一樓，產品技術坐二樓。2016年聖誕節，完成C輪總計1.3億美元融資兩個月後，意氣風發的ofo搬到了可以俯瞰大半個北大的理想國際大廈，租了整整4層樓還是“人多到裝不下”。戴威將自己的辦公室安排在“1717”室，寓意“要騎要騎”。
ofo共享單車創始人兼CEO戴威
直到最後被幾百名用戶上門討要押金時“龜縮”於互聯網金融中心，ofo總部距離北大東門仍然只有7分鐘車程。
戴威從不掩飾自己對母校北大的特殊感情。
他那句著名的slogan“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來自北大歌手王上的一首歌名。2017年7月25日，戴威最風光的時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成立了“ofo小黃車共享經濟研究中心”。
ofo的創始團隊和最早一批員工，幾乎全是戴威的同學或師兄師姐。如今與戴威恩斷義絕的薛鼎是他的大學室友，來自考古專業的張巳丁是他在北大自行車協會認識的志同道合的好友，ofo第一名員工則是薛鼎的高中同學，另外兩名聯合創始人分別是國際關係學院的楊品傑和教育學院的於信。
光華管理學院碩士加北大學生會主席，是戴威光鮮履歷的證明，也是他身上最鮮明的標籤。
他曾在接受訪談時坦承，自己創業初期特別在意別人的眼光，“就是為了融A輪去創業的，很愛面子”。他後來反省過，“如果為了面子創業不可能有長久的發展，還是要抓住裡子”。但不得不承認，戴威創業，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證明自己。
這股強烈的不服輸的勁頭，始終貫穿在戴威不到30年的人生歷程中。
在安徽合肥上學時，戴威一直當班長，成績很少跌出前三名，就連踢球都要踢最重要的中場。上大學時去支教一年，他主動選了最苦的地方。ofo高管集體繞青海湖騎行，他是為數不多能堅持到終點的人之一。
然而，很難說清楚，戴威的光環究竟有多少來自他本人的天賦，有多少來自優越家庭背景的賦予。
2012年8月，一封針對戴威的實名舉報信曾在網絡上鬧得沸沸揚揚。信內稱戴威是通過“找關係”“高考移民”到錄取分數線更低的北京和以藝術特長生的身份加60分，才得以進入北大；他在北大之所以被分配給大名鼎鼎的厲以寧做學生，也與家庭背景有關。
信中還稱，戴威在大一結束前，就通過向當時的院學生會主席行賄，當上了光華學院團委組織部長。大二時，他又向相關老師行賄10萬元，“吃俏江南，住香格里拉，飛全國，請30多人看王力宏鳥巢演唱會”，共花費50萬元左右，一舉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
無論傳言真假，可以確定的是，父親是國企董事長、岳父是北京市前高官的戴威，早在成長過程中就已習慣且熱衷於扮演掌控者的角色，殺伐果斷，也不可避免地有些高傲任性。
一切來得太過輕鬆，很容易被視為理所應當。多年來順風順水的經歷和強大的家庭背景，給了戴威無需壓抑自己情緒的底氣。
2017年5月，ofo一批150萬元的智能鎖因設計問題無法正常開啟，戴威一進會議室的門就大聲地指名道姓，絲毫不留情面地批評起立致歉的相關負責人。
滴滴CEO程維
2017年年底，在哈薩克斯坦一個會議前，一位副部級官員與幾個互聯網創業者分別會談。滴滴CEO程維被安排在早上9點，他提前15分鐘西裝革履、畢恭畢敬地等在門口；被安排在9點半的戴威不僅沒有準時出現，還因為睡過頭一直沒接秘書的電話，這位官員等了10分鐘後氣憤離開。
這個“經典案例”，常被用來佐證戴威的任性。“他是那種我說什麼你就做什麼，別給我廢話的人。”接近戴威的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戴威經常因態度傲慢激怒投資人，一位投資經理在跟戴威見面後，私下抱怨稱“自己從來沒受過這樣的欺負”。
戴威從不低頭，即使面對比他大整整10歲、從激烈商戰中廝殺出來的職業經理人。
02
寧可不要錢也不受氣
外界普遍認為，ofo命運的急轉直下，始於戴威在2017年11月將來自滴滴的付強團隊“掃地出門”，以及這一舉動所昭示的與最大金主“決裂”的信號。
有人將其歸結為資本的挾持和創業者的反抗，但也有人認為，此事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戴威本人的性格缺點。
“他完全不考慮投資人。我們用錢給你的夢想買單，這種事在資本市場上是不存在的。我又不是你爸，我給你錢，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接近ofo投資方的人士向AI財經社總結道，戴威這是純屬“孩子的思維方式”。
據知情人士介紹，共享單車補貼大戰燒到白熱化之際，ofo早期投資人朱嘯虎提出了ofo與摩拜合併，“主要是為了賺錢”，戴威對此“既不積極也不排斥”。按照當時提出的方案，合併後戴威和胡瑋煒將擔任聯席CEO，兩人中戴威顯然更強勢。
但ofo的最大股東滴滴更希望的是“拿ofo幹倒摩拜”。“ofo與摩拜意味著一個一家獨大的線下流量切口出現了，每天都要切走滴滴最後一公里的幾千萬流量，對滴滴的影響高達日均近200萬單。因此滴滴對ofo有很大企圖，它不希望ofo獨立運營，更不可能同意兩家合併。”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ofo和摩拜“聯姻”失敗，滴滴“在暗地裡起了很多作用”。
作為ofo最大的靠山，滴滴要打動戴威很簡單：給他想要的“權”，給ofo需要的錢。
2017年7月，滴滴提出以30億美元的價格收購ofo，收購後ofo成為獨立於集團之外的全資子公司，由戴威擔任CEO。幾乎在同一時間段，滴滴同意幫ofo拉來軟銀15億美元投資，孫正義與戴威見過面，還簽了投資意向書。
這是個讓任何人都難以拒絕的條件，雙方很快一拍即合。作為交換條件，當年7月25日，ofo進行新一輪人事調整，戴威十分配合地讓滴滴系3位高管進入ofo的核心管理位置。原滴滴品質出行事業群總經理付強出任ofo執行總裁，原滴滴開放平臺負責人南山和滴滴財務總監Leslie Liu分管ofo的市場和財務部門。
“滴滴不是隨便派兩個人去的，都是精英，Leslie是滴滴未來準備培養成CFO的人選，他們幫助ofo理順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接近滴滴的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外界揣測滴滴要控制ofo，“其實不是，滴滴未來是要收購這家公司的，得幫它捋順，因為花的是滴滴的錢”。
在業內人士看來，共享單車是2015年以來資本和熱錢推出來的一條賽道。由於門檻低、成本高、客單價天花板過低，它並不是一門容易賺錢的好生意，卻能帶來巨大流量。滴滴不需要ofo掙錢，它真正在意的是ofo的單量，為其整體商業邏輯服務。
2017年底，滴滴內部正式啟動上市計劃，目標是數百億元甚至上千億美元市值，該公司在國際化、無人駕駛方面的努力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而ofo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收購ofo可以幫助滴滴形成出行閉環，為滴滴帶來每天2000萬以上的單量，使其日活總量逼近5000萬。
因此，滴滴對ofo的需求並非盈利，而是瞄準其巨大的流量。南山進駐ofo後，當機立斷停止一切廣告投放，專心致志做增長。他花一個億補貼，推出“一元月卡”和“紅包車”活動，連續低迷數月的ofo在短短兩個月內單量達到摩拜的兩倍，最高單日3200萬單，共享單車迎來了最後的鼎盛時期。
Leslie則發現ofo賬目很亂，“作為一名專業的財務人員真的忍不了”。原本在滴滴只負責批100萬元以上開支的Leslie決定，ofo所有30萬元以上的開支都要由她親自過目。那段時間，他“天天晚上12點才下班，眼睛都熬紅了”。
整個10月，ofo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一切都很順利，一切都能達到目標，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ofo員工描繪當時的境況。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向前推進，直到收購進程“被很簡單的一個坎卡住了”。
當時，滴滴的盡調團隊帶著普華永道的人員要求查看ofo的押金賬目，“遭到了劇烈反對”，甚至被主管安全的法務副總裁掃地出門。
在滴滴看來，共享單車企業挪用押金已是業內心知肚明的事實，把高達數十億元的押金情況搞清楚是收購ofo的必要前提，這意味著弄清楚滴滴需要替ofo承擔多少債務。但戴威認為滴滴要抓住押金這個漏洞把他“幹掉”，因此激烈地表示反對。
此外，ofo冗員情況非常嚴重，當時僅正式員工就有3000多人，而且薪資水平很高，職能部門總監級別月薪5萬元以上，產品和技術部門更高。滴滴的盡調人員對此提出強烈質疑，並表示收購時要求裁員，ofo人力總監左佳慷慨陳詞，但並沒有改變滴滴方面的想法。“想都不用想，滴滴不可能收這麼大的包袱。”知情人士稱。
關於這段博弈，坊間有很多戲劇性的傳言。但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付強當時只是和戴威坐下來談判，互相提條件，只不過態度強硬，而且以內部貪腐恐嚇過他，“我們不是哄孩子”。
知情人士透露，當時滴滴的人“恐嚇”戴威，告訴他“公司現在危如累卵，我們是在打尼古丁給你續命，錢斷一天你就得死”，戴威反問“滴滴不也是靠融資在續命”。但滴滴方面認為，滴滴已經是一個盈利模式很清晰的公司，只不過憑藉鉅額融資多觸角發展。在他們看來，戴威有這種想法，“只能用孩子來形容他”。
戴威被激怒了。“來自北大學生會主席的驕傲和富二代優越條件的那股勁兒一上來，拼著15億美元不要也要趕走付強，寧可不要錢不要發展也不想受氣。”知情人士總結道。
此時的戴威，早已不是那個在國貿三期樓下戰戰兢兢地百度誰是朱嘯虎的青澀少年了。錢來得太快，來得太容易，以至於讓他產生了錯覺，以為創業者的理想高於一切。
但正如朱嘯虎套現離場前丟給戴威的最後一句話，“資本只關心回報”。
03
在商不言商
趕走付強團隊當天，戴威召開了一場臨時的員工大會，通知公司要提高收入。這是ofo內部第一次傳遞出資金不足的信號。在此之前，國際資本排著隊要投，戴威“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缺錢”。
此前有媒體報道稱，戴威是在意識到軟銀投資無望後才怒而與滴滴決裂，但接近滴滴的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戴威趕走付強只是出於一時意氣，他事後還曾私下找過孫正義，只是沒能挽回這筆融資。
付強等人被趕走後，滴滴和ofo並沒有撕破臉。2018年初，滴滴再次主動提出收購ofo，戴威也表示同意。但由於共享單車頹勢已現，ofo的資金困境也初露端倪，滴滴這次給出的價格比上一次砍了近一半，只有十七八億美元，與戴威的設想相去甚遠。
由於對價格不滿意，戴威拒絕了第二次收購，轉頭找阿里要了一筆17億元的融資，明確提出“獨立宣言”。
這場短暫交鋒，看似ofo佔了上風，但初入商場的戴威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知情人士透露，戴威之所以敢把付強趕走，“肯定是得到了阿里的一些承諾”。但他沒有想到，程維同樣會跟阿里交涉乃至“掰手腕”。ofo認為自己有滴滴做靠山，還可以拉攏阿里，但戴威的幼稚之處在於，“認兩個爸爸，在這個江湖上說不過去”。
與戴威的一時任性不同，滴滴的“報復”來得迅速而計劃周全。
付強被戴威“掃地出門”後，同時入駐ofo的滴滴高管團隊及他們後期新招募的一批人似乎一夜間“失蹤”。隨後滴滴高管團隊前往三亞海棠灣度假，酒至酣時，眾人一致認為戴威所為已觸及底線，豎子不足與謀，程維當場拍板決定自己花10億美元做單車。因此，滴滴的單車事業部在內部也被叫做“海棠事業部”。
回北京後，這群人緊鑼密鼓地收購了小藍單車的資產及在部分城市的投放權，以“待遇double”的條件從ofo瘋狂挖人，談供應鏈，拆了小藍的車仿照著又做了一款青桔，公開和ofo打起了擂臺。
這並非戴威第一次違反圈內公認的遊戲規則，並因此嚐到苦果。
2017年9月，ofo上線微信小程序，螞蟻金服震怒。據接近ofo的人士透露，在聯繫戴威未果後，阿里委派專人從杭州飛到北京，在戴威常去的球場等候，並當面提出交涉，要求ofo立刻下線微信小程序端口，只保留支付寶作為流量入口。顯然戴威並沒有同意。3個月後，阿里投資哈羅單車，正式入局共享單車。
被巨頭圍剿的ofo很快陷入困境。
滴滴團隊撤出後，ofo不再打價格戰，取消了“一元月卡”和全國20個城市芝麻信用免押金活動，開始尋求廣告變現。這給了對手可乘之機。持續採取全國免押金模式的哈羅單車2018年5月公佈數據，稱單量已超過ofo和摩拜的總和。
與之相呼應的是，ofo公司內部迅速恢復到原本的狀態，創始人團隊能力不足、戴威處處掌控、各崗位尸位素餐等問題逐漸發酵。到2018年後半年，拖欠供應商貨款、挪用押金、發不出工資、收縮辦公空間等負面消息不斷被曝出，戴威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據知情人士透露，當時ofo的資金狀況已經十分惡劣，欠了全國9000多名運維人員好幾個月工資，按照平均月薪5000元計算，每個月僅運維人員的工資成本就高達4.5億元。此外還有3000多名正式員工的工資、物業成本、市場成本等。
2018年3月，戴威抵押小黃車，從阿里手中拿到了一筆“救命錢”。當年9月，他又通過個人股權質押向阿里借錢發工資。但對於在21個月內迅速燒光9億美元的ofo來說，這無疑只是杯水車薪。
在接近ofo的知情人士看來，在商不言商，是戴威最大的問題。
ofo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當年在臺上大喊要“將學生會產業化”的戴威，將學生會的模式照搬到了ofo。他把學生會主席的那一套用在公司治理上，導致ofo管理鬆散、隨意、充滿學生氣息，許多員工上位靠的不是能力，而是關係。
用戴威的話說，他招聘的原則是“志同道合、脾氣對的人在一起”。但在職業經理人看來，戴威招人“就像兒戲一樣”，很多他信任的人表面對他絕對服從，善於奉承，能力很差，薪水很高，“這是在給公司埋雷”。
ofo駛上發展快車道之初，戴威曾以聯合創始人的位置，把移動出行領域舉足輕重的張嚴琪“忽悠”到ofo擔任COO。此前擔任Uber區域經理、曾把西南大區做到全世界單量最大的張嚴琪一開始被委以重任，但很快就被排斥到海外，“在羅馬、巴黎和新加坡玩那幾千輛車”。在業內人士看來，這是因為戴威心胸不夠，嫉賢妒能。
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在公司內部說一不二的戴威對待投資方同樣任性傲慢，認為資本“你給我錢，我自己做主，買賣成了一起賺錢，輸了一起認賠”。如果當初以30億美元的價格順利收購，一路跟他並肩作戰的幾個聯合創始人每人都能分到至少一億元。但因為他的固執，創始人財務自由的夢想落了空，當初的許諾也淪為了空頭支票。
到後期，聯合創始人也對戴威充滿怨氣，他們不只想當創業明星，還要實打實的收益，“到最後一分錢都拿不著的時候，一定有人不服他”。
被捲入資本市場的ofo，早已變成一場金錢和慾望的遊戲，只有戴威還在談理想，像個不諳世事的孩子。
04
歸根到底是用錯了人
沒讓投資人和合夥人賺到錢，戴威犯了眾怒。
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有投資人聯繫了ofo內部很多高管想“搞倒”戴威，但就是找不到他的軟肋。他從沒想過從公司中飽私囊，沒給任何人留下可以抓住他小辮子的把柄。
他能做到這一點，與自小優越的家庭條件有關，因為“沒必要拿走這點錢”，“真正從小不缺錢的人，反而對金錢沒有太強的慾望”。
直到創業成功，戴威的口味仍顯得十分樸素，喜歡吃馬路對面便利店的盒飯和包子。本科畢業後，他在青海省大通縣東峽鎮支教一年。這裡冬天冷意徹骨，晚上得穿6雙襪子睡覺，一天伙食費3塊錢，頓頓土豆蘸鹽，不見葷腥。為了改善伙食，他和同事一起買了自行車，週末騎車去縣城吃肯德基，戴威一頓就能吃150元。
有一次薛鼎千里迢迢來看他，倆人擠在教工宿舍裡決定註冊ofo這個域名，他們“隱約感覺這個東西未來全球會流行”。ofo的運營主體東峽大通（北京）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名字正是典出於此。
但與此同時，他對一擲千金也並不陌生。
本科畢業那年，戴威找師兄投資100萬元，搞了一個名為“ofo騎遊”的創業項目，由薛鼎親自帶海南團。自行車是根據團員身高體重量身定製，西瓜和功能飲料全程供應，住的是五星級酒店的海景房。不到半年，四五個旅行團辦下來，100萬元燒得只剩400元。
有人質疑ofo車損率過高，戴威的解決方案是繼續瘋狂下單。“10輛車裡壞了5輛，車損率是50%，100萬輛車裡壞了5萬輛，車損率不就降下來了嗎？”
ofo融到錢後，辦公室裡119元的宜家桌子加39.9元的椅子全被換成了2000元的升降桌。有人親眼目睹，ofo成都辦公室設在當地最貴的寫字樓裡，裡面擺滿了昂貴的健身器材，還有俯瞰春熙路的大落地窗。他忍不住想，小黃車一天才能賺多少錢？
從2016年底到2017年，ofo花1000萬元請鹿晗當代言人，花2000萬元給衛星冠名，給一家媒體做了3000萬元的廣告投放，小黃車的廣告幾乎席捲了北上廣的地鐵站和公交站牌，還有管理層想過花數千萬歐元贊助環法車隊。
2017年2月的年會上，酒至酣處，有人開始背詩。一位員工背了一首《滕王閣序》，戴威獎勵1萬元。他還當場分別獎勵兩名老員工一輛50萬元以上的牧馬人和100萬元的期權。至今還有員工記得，那天的戴威“特別開心，特別嗨，很像個小孩”。直到夜裡一兩點，他還在微信、QQ和釘釘群裡輪番紅包“轟炸”。
這個坐擁金山的小孩不貪錢，但也不會管錢。有心人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漏洞”。
ofo負責談政府關係、商務合作的工作人員，幾乎每個人手裡厚厚一沓各大餐廳和娛樂場所的消費卡，每一張都是好幾萬元的金額，連逢年過節送合作伙伴的禮物都是iPhone X。有人跟他們去過溫莎KTV，6個人坐在可以容納30人的最大最豪華包廂裡，一晚上光酒水果盤就消費七八千元。
他們鉅額消費的底氣，來自ofo混亂寬鬆的財務制度。
在ofo，報銷不需要經過層層審核，貼了票馬上就要到賬，否則員工會找一把手告狀。沒有發票也可以報銷，最大的無票報銷金額高達十幾萬元。有一次，安全部一名經理無票報銷7萬元，被負責盡調的滴滴人員逮了個正著，這名經理說是買茅臺打理關係，當天開不了發票，後來忘補了。接近ofo的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ofo一位高級副總裁，貪腐程度嚴重到“可以把他送到監獄去”。
上述人士認為，戴威對公司內部的貪腐應該十分清楚，因為“太明顯了”。他曾親眼看到ofo公司地庫裡停著創始人名下的一人一輛特斯拉Model S，而他們明面上的月薪只有5000元。這件事被媒體曝出後，戴威讓他們趕緊各自把車開回家。
滴滴的採購總監曾給ofo制定過一套非常詳細的採購制度，但根本沒有實施的機會，因為這是最肥的差事。“ofo的人不適應現代互聯網公司的規則，野蠻生長，不是一個正常公司該走的路子。”知情人士認為，由於觸動了大多數人的既得利益，付強團隊的離開幾乎是必然的結果。
在這種情形下，“加起來沒有24小時工作經驗”的創始人團隊很容易被架空，淪為吉祥物的角色。他們不懂基本的商業邏輯，而下面真正做事的人都是久經歷練的老江湖，“一蒙一個準”。
創業成功的創業者不一定是好的管理者。這是幾乎所有創業公司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都會面臨的問題。
程維承認自己跟不上滴滴發展的速度，於是高薪聘請人才，自己逐漸退居幕後。他在每一個領域都安排了一個絕對專業的人當自己的業務助理，下屬彙報時助理在旁邊聽，程維不置可否，等下屬離開後再討論處理。
摩拜CEO胡瑋煒選擇了坦然退出。“我已經完成了階段性任務，現在是放手的最好時機。此次辭任，無關所謂的’宮鬥’、不和，也和任何組織糾葛無關。”
戴威不一樣。與胡瑋煒的柔軟變通、順勢而為不同，他剛硬強勢，不屈不撓。
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他剛愎自用，權利慾和控制慾都很強，不喜歡與比自己強的人共事，而且“耳根子軟，又講兄弟義氣、講人情”，很容易被別有用心的人引導利用。
“資本沒必要挾持戴威。在商言商，我做的是一筆生意，我這些錢投出去是要有價值的，你做不了我來幫你做，大家共贏。創始團隊走人，你充當吉祥物的角色。”上述人士稱，胡瑋煒可以坦然面對這件事，但戴威接受不了。他覺得自己是天之驕子，希望滴滴看在他的面子上不要動“他的人”。
“歸根到底，戴威犯的錯誤是用錯了人，這才是最核心的。”直到巨輪將沉，他力保的這群人，還試圖從ofo的殘軀上攫取最後一點可能獲得的利益。
05
ofo就像一道難題
戴威曾一度在公司內部承認自己“信錯了人”，但那時，他並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2016年，意氣風發的戴威曾對ofo做過一次死亡推論，認為“唯一能讓ofo死掉的就是用戶離開我們”。陷入困境時，他鼓勵自己：“臉書也曾經差點賣掉，留著最後一口氣，也許就能把握下一個機會。”
但ofo還有下一個機會嗎？
接近滴滴的知情人士向AI財經社透露，隨著共享單車市場被戴威“做砸”，ofo這枚棋子對於滴滴來說也變得可有可無。“一堆破車加100億元債務，還得借給他錢和人，借完還要裁員。”上述人士稱，由於揹負大量負資產，ofo如今已變得十分雞肋，甚至有投資人聲稱“一塊錢賣我都不要”。
“誰都不會去收ofo，它就只能等著破產了。”上述人士稱，“還有別的路走嗎？”
2018年12月19日，戴威在一封內部全員信中承認，公司一整年都揹負著巨大的現金流壓力，“1塊錢要掰成3塊錢花”。他無數次地感到力不從心，想把運營資金全砍掉，甚至解散公司、申請破產。但他最終還是選擇扛起壓力，“跪著活下去”。
沒有投資方輸血，戴威自己想辦法續命。
他做過區塊鏈生意，還帶了ofo的一批人去新加坡，但幣圈沒能救他。近幾個月來，ofo在App上線過短視頻廣告，在小黃車上登過廣告，誘導用戶將押金轉為餘額、年卡或網貸平臺資金，甚至在微信公眾號上幫微商賣過“三無”蜂蜜。種種舉動，被網友評價為“飢不擇食”“想錢想瘋了”。
但在業內人士看來，這並非正常的商業模式，可能確實能帶來一點收益，但只是杯水車薪，連ofo最基本的運營費用都無法覆蓋。
“在我們看來，戴威就是個小孩子，不知道誰給他出了個主意，就開始折騰了。”上述人士稱，“向戴威提出這種餿點子的人只是為了自己撈錢，沒有任何其他作用。”
《財經》雜誌此前報道稱，ofo創始團隊在求助政府官員，謀求上市的機會，阿里、滴滴、中信產業基金、DST等組建ofo還債委員會，進行債務重組，也有不少供應商同意債轉股。
知情人士向AI財經社證實，戴威的確在四處求人，“再硬氣的人也有到最後一刻（撐不下去）的時候，他又不是楚霸王”。
在公眾面前，戴威再次銷聲匿跡，外界只能聽到關於ofo的一個接一個壞消息。
2018年12月4日，作為還不上錢的“老賴”，戴威收到了法院的限制消費令，不能坐飛機和高鐵，不能旅遊、度假和住星級酒店，也不能在夜總會、高爾夫球場等場合消費。
2019年1月8日，ofo海外事業部員工透露，該部門當天上午被宣佈解散，50多名員工面臨兩難選擇。要麼調崗到國內業務部門，只發一半薪水，2019年5月將有賠償方案；要麼1月10日前離職，12月及1月薪水正常發放，沒有賠償。如果在1月10日前既不離職也不轉崗，12月薪水發一半，1月薪水不發。很快又有人爆料，稱ofo高管拿的是全薪，只有基層員工半薪。
隨著張巳丁和薛鼎的退出，ofo如今只剩下一個空架子。“副總裁基本走光了，法務部沒人了，公關部留兩個人負責在壞消息滿天飛時對外否認，還玩什麼呢？要錢沒錢，要人沒人，而且口碑太差。”
2018年12月31日，邏輯思維創始人羅振宇在《時間的朋友》跨年演講中，談起戴威“是不是完了，這輩子是不是就交代了、走投無路了”？
當然不是。在羅振宇看來，1991年出生的戴威還不滿28歲，按照百歲人生的座標至少還有70多年，人生還有無數種可能性。“在百歲人生的座標系裡面，一個年輕人如果遇到了挫折，可別只記得丘吉爾說的‘永不放棄’，而應該記得丘吉爾的另一句話——這不是結束，甚至不是結束的開始，只是開始的結束。”
擅長煲雞湯的羅振宇只說對了一半。戴威最大的資本並非年輕，而是由深厚背景支撐起來的強大自信。
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ofo慘淡經營、勉強維生的2018年下半年，自稱“在痛苦和絕望中堅持著”的戴威，狀態和心態其實並沒有發生太大變化。他“消失”的那段時間其實是帶著同為“官二代”的妻子出國度蜜月，回來發現ofo竟然還沒死，於是重燃鬥志。
“創業對他來講，只是一個過程，他是主導者，他應該主導這個過程，而不是做個傀儡。”《財經》此前報道中援引了ofo員工對戴威的評價。戴威自己也曾在接受視頻訪談時表示，他把ofo看作一次成長和學習的機會，“就跟解數學題一樣，這個題越難，越有解出來的慾望衝動和堅持”。
“對戴威來說，ofo黃了就黃了，至少他經歷過。這次創業其實他沒有投入什麼，如果是傾盡身家來投入，他會更加珍惜。”知情人士告訴AI財經社。
在他看來，戴威把ofo做黃之後，應該會“踏踏實實待兩年，日子該怎麼過還怎麼過”，過兩年還會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他的心態和出身決定了，他沒什麼可焦慮的，甚至自認為站著堅持到最後，沒有被投資人脅迫。”
戴威依然不會低頭。只是想起那句“讓世界沒有陌生的角落”的slogan，他也許多少總會有些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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