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歷史上有名的酷愛書畫，同時兼擅的皇帝，他與米芾的書畫之爭也成就一段段逸聞。宋代對於書畫裝裱的重視，不僅來自宮廷中，作為書畫家的米芾也善裝裱，著有《論鑑賞裝裱古畫》一文。
這種自上而下的熱愛，讓裝裱迅速有了“約法三章”。收錄於南宋學者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是目前已知唯一一部記錄宮廷書畫裝裱收藏的法典性文章。其中記載：“其裝裱裁製，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成式。”當時宮廷裝裱的“成式”是按照書畫作品的年代、帝王等級、裝裱品式而分別規定了多種不同的綾、錦、絹、贉紙、軸頭、木杆、用印、題簽的。其中，不僅對裝裱的用料有所規定，而且對裝裱尺寸也有所定式。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刊謬補缺切韻》是卷軸的裝裱形式，但是展開後非卷非冊，而是層層相錯的書頁。這件書於唐代的作品在宣和時期被重新裝裱，併成為至今存留的唯一一件“龍鱗裝”裝裱文物。可見宋人除了循規蹈矩，有時候創新意識也是滿滿的。
明代書畫作品經常被皇帝當作賞賜或俸祿賜給王公貴戚，大量書畫由此流入民間，民間裝裱修復的技藝得到空前發展，完美修復的傳統由此在明代完成。明代私人收藏極其盛行，尤其在富裕的江南一帶，如沈周、文徵明、王世貞、董其昌、韓世能、項元汴、華夏、張醜、顧元方等，很多人既是收藏家也是書畫家，他們對裝裱十分講究，作為重要的藝術群體與裝裱人頻繁互動，探討款式與實際的操作流程，設計的裝裱品式對蘇式裝裱的品格提升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明代裱工周嘉胄著有《裝潢志》一書，詳細地論述了裝裱的技術和材料，這是第一本系統的裝潢學專著。其中有記載，王世貞家裡有很多珍貴字畫，當時著名的裱工強氏獲得重金禮聘，經常成為王世貞的弇州園座上賓。
《裝潢志》同時用大量篇章提到了古代書畫修復的目的及原則。“古蹟重裝如病延醫”一章中寫道：“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苟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則隨劑而弊。”這段文字足以證明修復已經作為獨立的工種出現，周嘉胄將殘破古書畫比作病人，將裝裱師比作醫生，將“改裝”或“重裝”當成一次手術操作。樣的目的本質上是一種“復原性修復”，是一個有著高超醫術與良好職業道德的醫生所努力追求的理想結果，正是帶著這種敬業態度和完美理想，古書畫修復中大大小小的“手術”一直在進行著，這也是為何裱工有著“書畫郎中”的美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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