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陆军226事变

1936年2月26日黎明时分,以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联队为中心的1500名日本军人,袭击了首相官邸等数处枢要部门,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和大藏大臣高桥是清,重伤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之后占据永田町一带达四天之久。这些人起事的目的是“尊皇攘夷”,实行“昭和维新”,实际上起事的缘由却是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部队军官与幕僚军官的长期倾轧,以至最终反目,酿成震惊天下的突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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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昭和初年的日本,军人、特别是军官,过的是超越一般老百姓的特权生活。那些现役的青年军官经过专门教育,被灌入了作为天皇股肱的自豪感,但是自20年代中期以后,“光荣的陆军”受到裁军浪潮的冲击,人们都用冷眼看待他们。信念动摇受挫的一些下层军官,在与同僚相聚和拜访前辈的过程中,被卷进了“国家改造运动”。所谓国家改造运动,是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东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回应,其代表人物是自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北一辉。他撰写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从骑在全体国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那伙骄恣不义的亡国贼手中夺回国家,而甘愿受敌人囚虏之辱。”

那些被北一辉的理论吸引的下层青年军官,大多出身于农村,服役于现役部队,深知士兵家庭的贫困。此外,192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使日本的破产和失业大量增加,佃农斗争和劳工争议接连不断发生,共产党连续被检举揭露,政党与财阀抱成一团,渎职、贪污、黑暗内幕、政党腐败……这些现象使他们对日本的政党民主制政体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这些日本陆军中的“爱国青年”抱有右翼的无产阶级思想,认为民主是日本的不共戴天之敌,日本农村正被资本主义和城市文明侵蚀,其祸根是民主和政党政治,以及财阀、元老和重臣。除断然改造国家外,别无办法。属于这一派的激进派军人,像被称为“纳粹左派”的罗姆及其冲锋队一样,抱有反财阀、反资产阶级思想,号称自己的目的是在日本发动“昭和维新”,建立天皇亲政的“皇道国家”,因此被称为“

皇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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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道派主张“如今这样软弱的、以政党为基础的政府并不能处理外部问题。如不通过内部改造、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府,就不可能实行改造。”这个主张后来被称为“内先外后”,即在发动对外扩张的战争前,先将日本改造为军国主义的专制国家。在日本的军备和国力比不上美英等强国的情况下,皇道派并不太重视军备现代化和总体战思想,而是大肆鼓吹“皇道精神”,以此作为“战无不胜的精神原子弹”。皇道派成员虽然大多是尉级的下层军官,但是在陆军上层中也有支持者,比如荒木贞夫大将、真崎甚三郎中将(后任陆军教育总监)等人。

在比这些尉级军官高一级的佐级军官、尤其是在参谋机关供职的幕僚军官中,早已形成了巴登-巴登集团、双叶会和木曜会这样的秘密团体。1929年,日本陆军少壮派军官的骨干——石原莞尔、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山下奉文、武藤章、铃木贞一等人,组成了“一夕会”。此辈军官的大名,除了战争爆发前就被皇道派用刀劈死的永田铁山外,全部列在二战后盟国加以惩处的日本甲级战犯的名单中,由此也可看出这些家伙正是使军部法西斯化、带领日本走上战争道路的重要人物。

属于“一夕会”的这派军官由于全都出身于陆军大学,因此也被称为“陆大系”。“陆大系”军官由于受过高等程度的教育,因此主张对政党政治施加压力,推行渐进的国家改造,以此来贯彻总体战和统制战思想,实行“国家总动员”,即通过整备军备和产业机构,建立所谓“高度国防国家”。这些幕僚军官后来形成了所谓“统制派”,与麇集在北一辉周围的“皇道派”部队军官形成对立。

自从1934年以后,由于统制派的主张得到日本陆军大多数中上级军官的支持,他们在与皇道派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1931年12月荒木贞夫就任陆军大臣后,皇道派的青年军官曾期待他实施“革新”,荒木也成为这些人的后台,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缘,才得以阻止青年军官卷入血盟团事件和五一五政变。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这些军官有恃无恐、言行动辄越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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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月,荒木贞夫辞职,由转为反皇道派的林铣十郎大将接任。他得到宇垣派和南次郎派的支持,把统制派中坚人物永田铁山提升为军务局长和少将。这是仅次于陆军大臣和次长的实权职位,至此统制派取代皇道派,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支配权。

在制订日本全国“统制化”的计划时,需要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知识,因此统制派幕僚曾向官僚、财界和学者求援,逐渐同政界和财界的上层建立了紧密接触,永田铁山就是这个接触网的中心人物。可以说,他就是统制派的核心。

控制了军部以后,为保持军队上下一贯的统制、争取合法掌握政权,统制派不断寻找机会打击皇道派。1934年8月,混入皇道派内部的统制派间谍佐藤胜郎向宪兵队告发了皇道派军官的政变阴谋,致使皇道派成员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片冈太郎等人被捕。虽然此后陆军军法会议以“证据不足”为由未起诉这些人,但陆军省还是免去村中和矶部的职务。皇道派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是统制派一手制造的阴谋。

统制派打击皇道派的行动并未就此停止。1935年7月,林铣十郎借人事调整之机,将一批皇道派军官转入预备役,或调离枢要部门、转任战地军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调动就是免去了皇道派头面人物真崎甚三郎的陆军教育总监职务。罢免真崎得到了裕仁天皇的暗中支持,他长期以来一直不满真崎对少壮军官的危险影响,曾在私下表示“我一直希望他提出辞职,但他不干”、“连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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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崎下台后,皇道派与统制派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皇道派少壮军官把矛头指向了永田铁山。1935年7月19日,驻扎在福山县的皇道派军官相泽三郎中佐来到东京陆军省,要求永田辞职,遭到拒绝。当他返回福山后,接到了调往台湾的调令,被激怒了的相泽遂决定刺杀永田。8月12日,他再次返回东京,身佩军刀,直接闯进了永田铁山的办公室。当时,永田正在同东京的秘密警察头子会谈,见相泽杀气腾腾地闯进来,厉声喝道:“干什么的?”相泽并不答话,而是嗖地抽出军刀,向永田劈去。永田敏捷地避过了这一刀,跳起来向门口跑去,但是曾担任过剑道教官、精通剑术的相泽并没有给他逃生的机会,猛冲上去,一刀砍在永田的背上。当永田挣扎着去开门时,相泽又挥刀从背上直刺过去,贯穿前胸,将其钉在门板上,结果了永田的性命。大概是觉得永田的死相很难看,相泽摘下自己的军帽,盖在他的脸上,准备下楼再去买顶帽子,直到这时才被闻讯赶来的宪兵抓住。

刀劈永田铁山的事件令天皇极度震惊,当侍从长本庄繁向他禀报这一事件时,裕仁当即表示:“这样的事件竟在陆军中发生,真是非常遗憾。请进行调查,并把详情向我报告。”在为永田举行的隆重葬礼上,裕仁还令宫内省送去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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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田事件之后,统制派幕僚军官为了打击皇道派的嚣张气焰,于1935年12月趁陆军人事定期调整之际,把第1师团长、铁杆皇道派成员柳川平助调任台湾驻屯军司令官,接着,又命令驻守东京长达30年之久的第1师团调往满洲。第1师团是皇道派的大本营,这一决定无疑火上浇油,一下子激怒了皇道派少壮军官,促使他们加快了“异动”的步伐。

1936年1月,冈田启介内阁因政友会提出不信任案而倒台,日本政局出现动荡。同时,第1师团军法会议开始公审相泽中佐。皇道派少壮军官错误分析了形势,认为公众舆论对公审持批评态度,趁此局势动荡之机,政变“有九成胜利的把握”。此外,第1师团将在3月开赴满洲,因此政变必须在2月底之前发动。

为了获得上层的支持,政变集团骨干矶部浅一大尉两次拜会了新上任的川岛义之陆相,从他那里得来的印象是“突然发生什么事件的时候,(陆军上层)不会实行镇压”。矶部还拜访了罢职在家的真崎甚三郎大将,真崎对来者的意图甚为明了,但是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为了从将来的麻烦中把自己撇清,便在矶部开口前说“要是(因为这次谈话)引出什么事的话,我就什么也不跟你说。” 矶部见对方避而不就,于是转口说为了帮助相泽的公审辩护,需要一些钱。真崎说,我穷,没有钱(当时陆军大将的月薪是500多日元,没有额外收入),但不知需要多少?矶部说,有1000日元就行。没有这么多的话,500元也可以。真崎爽快地答应了,说道:“就这些吗?如果这么多,卖些东西也给你凑上。”矶部将此看作是真崎等皇道派高层人物对他们行动的默许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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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2月25日深夜,天降罕见鹅毛大雪,东京城一片寂静。26日凌晨5时,香田清贞大尉、安藤辉三大尉、河野寿大尉、野中四郎大尉等9名政变核心军官带领千余名官兵,从驻地武器库中夺取了步枪、机枪等武器,然后从位于皇宫外西侧三宅坂的第1师团驻地出发,踏着厚厚的积雪,分头去刺杀“天皇周围的坏人”。

参加政变的士兵来自第1步兵联队、第3步兵联队和近卫师团的第3近卫步兵联队,他们的使命是分别刺杀支持裁军的首相冈田启介、内大臣斋藤实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等三位海军大将,削减陆军预算的藏相高桥是清子爵,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以及亲英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同时分别占领首相、陆相官邸和警视厅,使其停止工作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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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领几处重要设施的计划在凌晨5时前就顺利完成了,政变军人先是占领了赤坂的山王饭店,清空了住在这里的客人,控制了饭店的电话交换台,将此地作为政变指挥本部。接着,政变部队顺利地控制了陆相官邸和霞关的警视厅。在陆相官邸,政变军人要求川岛陆相出来谈判,但川岛以身患重感冒需要休息为由,答应起床后再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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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刺杀小分队也在行动。5时05分,由中桥基明中尉指挥的一伙人闯进了高桥藏相的官邸,中桥直冲入卧室,掀开被子,高呼“天诛”,对着高桥连开三枪,其他人也用刺刀、军刀在他身上乱砍乱捅,高桥当场气绝身亡,凶手们随后彬彬有礼地对造成的混乱向高桥的家属道歉,说:“真是打扰了。”

由坂井直中尉指挥的小分队负责刺杀内大臣斋藤实子爵。这位77岁的海军大将在头天晚上刚携妻子出席了美国大使格鲁举办的晚宴,当政变军人冲进住宅时,他还在酣睡之中。政变军人破门而入,被斋藤的妻子拦住。当斋藤醒来并穿好睡衣时,这些人已闯入了卧室。三名军官对准站在妻子后面的斋藤同时开枪,斋藤应声倒地。斋藤夫人见状扑在丈夫的尸体上,紧紧抱着,泣不成声。青年军官们无法把斋藤夫人拉起,便将枪伸到她的身下,向斋藤继续射击。斋藤浑身上下弹痕累累,一共中了47枪。凶手们得手后,高呼三遍“天皇万岁”,然后呼啸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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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桥和斋藤被杀的同时,渡边教育总监也被杀死在自家的起居室中,一名少尉还用刀割断了他的喉咙。负责刺杀铃木贯太郎的安藤辉三一伙则没有这么顺利,他们在侍从长官邸门口遭到了卫兵的坚强抵抗,交火10分钟后才冲进去。叛军冲进来时,铃木镇静地要大家安静,并问道:“你们这样做必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他和叛军谈了10多分钟,谈不下去了,铃木便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安藤说:“没有了,长官。”铃木说:“那就打吧。”上士永田走上前去,说:“为了昭和维新,请阁下做出牺牲吧。”说完连开三枪,一枪打空,一枪击中下腹,一枪擦心脏而过。有人要求再补一枪,见铃木夫人苦苦哀求“别再打了”,平素敬佩铃木为人的安藤大尉说:“那太残忍了”,然后带队离开了铃木的官邸。安藤没有想到,身负重伤的铃木几天之后竟被人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首相冈田启介戏剧性地逃过了刺杀。当叛乱军人大喊大叫地冲入首相官邸的院子时,这位早已听说过政变传言的73岁首相瘫在床上,宿命地说:“他们终于来了。”但是,冈田的秘书兼妹夫松尾传藏却不肯让他坐以待毙。松尾硬是把冈田从床上拽了起来,和一名警卫一起把他推进了洗澡间,然后跑到院子里,高呼“天皇万岁”。由于松尾长相与冈田相似,因此叛军将他误认为是首相,负责带队的栗原中尉当即下令开枪将松尾打死。他不放心,又找来女佣辨认,女佣确认死者就是冈田。第二天下午,在东京警视厅的救助下,冈田戴上口罩和墨镜,化装为吊唁人,混在送葬队伍中,从被叛军占领的首相官邸中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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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杀西园寺公爵和牧野伯爵的计划没有实现。由于西园寺是明治维新以来仅存的一位元老,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政变士兵不愿加害于他,带队的坂垣中尉也不愿意执行这一任务,见部下拒绝从命,便取消了这一行动。牧野伸显伯爵,这位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的后代,在政变发生时正在神奈川县的汤河原温泉休养,当叛军攻来时,牧野的卫士枪杀了领头的军官,士兵又枪杀了那个卫士,然后来势放火烧旅馆,意在迫使牧野跑出来。在20岁的外孙女吉田和子的帮助下,牧野伸显利用卫士抵抗所争取的时间,溜出旅馆后门。旅馆后面是一座峭壁,这位老先生在外孙女的帮助下爬到岩面的突出部,就再也爬不动了。不久之后,火光照亮了峭壁,就像探照灯一样把牧野和和子照得清清楚楚。山脚下的叛军举起了枪。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和子展开她自己的和服,挡到爷爷的面前。士兵们看到这种英勇的姿态,便把枪放下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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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之后,叛军的刺杀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他们占领了东京五大报纸的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在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张贴“尊皇讨奸”、“七生报国”等标语,并勒令影院剧院关闭,电台停止播放文娱节目。整个东京笼罩在恐怖之中。

政变爆发40分钟后,天皇侍从武官本庄繁大将就从副官中岛铁藏少将那里得知出事的消息,他让中岛立即给天皇的贴身侍从甘露寺受长打电话。甘露寺连忙叫醒尚在睡梦中的裕仁天皇,简要地汇报了局势突变的情况。裕仁一边嘟哝说“终于还是干起来了”,一边穿上缀有四颗星的陆军大元帅军服,起身前往皇宫政务室。

早6时,本庄繁、宫内大臣木户、内相汤浅、侍从次长广幡全都赶到皇宫,向天皇汇报情况。本庄已经吓得嘴唇上一丝血色都没有,他告诉裕仁,首相、藏相、内大臣和侍从长等重臣都已遭到袭击,生死不明。36岁的天皇皱着眉头,气愤地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不祥之举。要立即平息,使军队恢复正常。”然而,本庄繁并没有按照裕仁的指示迅速镇压叛乱,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思想上同情叛乱军人,而且还因为他的女婿山口一太郎大尉也卷进了叛乱活动(山口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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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9时,被香田大尉扣押在陆相官邸的川岛陆相在和政变军人谈得唇焦舌敝之后,终于获准赶到皇宫觐见天皇。他带来了叛军的宣言书,并转达了叛军的七条要求:必须恢复天皇的绝对权力;逮捕反皇道派的南次郎、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和宇垣一成等“元凶逆臣”;为威慑俄国,立即罢免林铣十郎,任命荒木贞夫为关东军司令等等。奏完之后,川岛趁势建议说,请陛下姑念起事者系奉陛下之名、秉承统帅之意去行动,完全是一片为国尽忠的赤诚,请陛下予以谅解。

川岛的话还没说完,裕仁便以盛怒的口气说:“先不论他们的精神何在,他们之所为首先就有伤国体的精华。杀害朕的股肱老臣,如此残暴的军官,无论其‘精神’如何,也不应予以任何宽恕。我绝不允许凶暴的将校胡作非为。要尽快将这一事件镇压下去!尽快!”见天皇震怒,川岛只好咋舌而退,裕仁尤余怒未消地自语道:“陆军简直是在掐朕的脖子!”

天皇下达的镇压命令没有立即执行,因为由陆军高级将领组成的军事参议官会议是由荒木和真崎所操纵的。川岛陆相根据参议官会议的决定,先是发了《陆军大臣告示》,要求政变部队自行返营,并伪称“关于崛起之意图,已上奏陛下,承认诸君的行动是出于谋求显示国体之诚意”。但是叛乱者坚持要求,在产生新内阁之前不能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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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皇道派的叛乱,统制派的幕僚军官们当然恨不得立即镇压而后快,但是由于无法直接调动部队,他们只得求助于天皇的最高权威。26日下午,枢密院决定由陆军宣布戒严,进行镇压。陆军虽不愿意,但还是在27日凌晨颁布了戒严令。东京警备司令官香椎浩平被委任为戒严司令官。

与陆军上层心怀鬼胎的观望态度相反,海军在第一时间内就定下了对政变坚决镇压的方针。26日中午12时,联合舰队司令高桥三吉向正在土佐冲演习的舰队发布命令,要第一舰队进入东京湾,第二舰队进入大阪湾。当时任海军军务局局长的丰田副武咆哮“陆军没这个意思的话,就由我们来动手!”。海军省办公楼前摆了一地的高压水龙,以防万一。海军陆战队奉命加强对海军各岸上设施,包括海军领导机关办公楼和退役高级将领私宅的警戒,另外还打算把天皇接到舰上,以免受陆军叛兵的挟持。26日下午,横须贺的第一水雷战队把陆战队经芝浦送上岸,堆起了沙包土事,摆出准备战斗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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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一整天,裕仁天皇都是在焦急不安中度过的。此时第一舰队已经在旗舰长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东京湾,各舰都将炮口对准了陆上的叛军阵地。长门号战列舰瞄准的是被叛军占领的国会议事堂,负责测定标的的第九分队分队长长光大尉用测距仪很细心地测出,从长门舰到国会议事堂的距离是19000米。加藤隆义统帅的第二舰队(旗舰爱宕)也在27日上午9时许抵达大阪湾,开始实施警戒。

虽然海军已经把舰队开进了东京湾,但陆军还是迟迟按兵不动。愤怒的天皇几次将本庄召来催问:“讨伐部队出发了吗?”“交上火了吗?”本庄含含糊糊地答道:“因为居民尚未撤离……”未等他把话说完,天皇便厉声喝道:“如果陆军大臣无能为力,朕就亲率近卫师团去平定叛乱!快快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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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裕仁天皇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刚刚获悉,在弘前第八师团任大队长的秩父宫雍仁亲王已动身搭乘火车前往东京。秩父宫向来与皇道派军官来往密切,在思想上倾向于皇道派的主张,并因此与天皇对立,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叛乱发生后,叛军已公开宣称“秩父宫是我们的首领”。如果他站到叛军一边,形势将更加难以控制。日本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由天皇之弟干下的篡位之事,多得不胜枚举,例如神武天皇的后继者绥靖天皇就是弑兄自立的。

为防止出现这种可怕的情况,宫内省派东京大学著名的右翼历史教授、曾给秩父宫讲过两年《日本政治史》的平泉澄前去拦截雍仁。他在上越线的水上车站登上雍仁乘坐的火车,一路上向其详细说明了情况,并恳求对方不可轻举妄动。秩父宫神色凝重地听着,一言不发。火车一到达东京上野车站,秩父宫就在大批军警“护送”下被带入了皇宫,和叛军隔离起来。见情势如此,秩父宫只好在当天晚上拜谒了哥哥,并作出了服从天皇的保证。

28日,在天皇的一再催促下,犹豫不决的军部终于下了镇压的决心。陆军次长杉山元得到天皇同意,发布了《奉敕命令》指示戒严司令官迅速使占据三宅坂的军官及部下撤离现场,归复各所属部队。奉敕命令随后正式传达给第一师团。戒严司令部决定29日完成镇压的准备工作,并开始讨伐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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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镇压政变的部队有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各7000人,另外从仙台和宇都宫调来了第二、第十四师团所属部队6000余人,总数近24000人。29日上午,荒木、真崎两位大将为避免叛乱部队遭到武装镇压,前往戒严司令部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戒严部队参谋石原莞尔将两名大将赶出了司令部。在他们离开后,香椎司令官再次提出避免“皇军自相攻击”,但杉山元坚决不同意,要按天皇敕令以武力讨伐。东京街头的坦克车装上高音喇叭,不停地广播NHK著名播音员中村宣读的《告军官士兵书》。这份由戒严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称道:“现在仍为时不晚,归复原队;抵抗者全部是逆贼,射杀勿论;你们的父母兄弟在为你们成为国贼而哭泣。”与此同时,飞机在政变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政变部队回归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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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叛军此时已在严冬中坚持了3天,疲惫不堪,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纷纷脱离了叛军,返回原部队。策动叛乱的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这些军官随后被戒严部队拘捕,集中到陆军省大院。陆军首脑部预想并期待他们自尽,已让第一卫戍医院的护士兵准备好消毒药水和脱脂棉,还准备了30多口棺材,但叛乱军官拒绝自尽,想要通过公审来“揭露军阀的阴谋”。

由于二二六事件直接威胁到了天皇的统治权,因此对叛乱军官的处置也异乎寻常的严厉。陆军首脑部吸取相泽案件公审的教训,对政变主谋实施军法审判,审判过程不公开,不设辩护律师,一审即终判。7月5日,军法会议判处在政变中起领导作用的矶部、香田等17名军官死刑。有意思的是,宣判里一点没有提到谋杀罪,判刑的唯一根据是,这些军官犯了未经天皇批准而擅自动用皇军之罪。在幕后支持暴动的北一辉和西田税、以及砍杀永田的相泽三郎也被处死,其余的士官和士兵则被免于处分,因为他们只不过是遵从上级的命令。这次对政变军人惩处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此前历次的处理,明显地带有彻底根除皇道派及北一辉影响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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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部上层,统制派也趁机进行了大规模人事“整肃”。荒木、真崎和川岛陆相被解除现役,所有倾向于皇道派思想的军官均被从陆军核心部门清除出去。至此,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讽刺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积极追求的目标,例如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在政变失败后反而得以实现。这不仅是因为同属法西斯派别的统制派牢牢掌握了军部大权,而且内阁也被以新首相广田弘毅(曾经参加过“黑龙会”的法西斯主义者)为首的文官法西斯集团所控制。

对于日本陆军在二二六事件的角色,及其在随后日本法西斯化中的作用,抱有左派观点的海军大将井上成美在日本投降前曾经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挖苦:“陆军动辄把自己大肆吹嘘成什么‘皇国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陆军……最终把日本拖入了灾难。所谓的‘中流砥柱’,就是中国的黄河上,有几块挺立在河中、顽固阻挡潮流前进的顽石。从这个意思去理解的话,陆军也不愧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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