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君（ID:changan-j）：今天是第31個“世界艾滋病日”，關於這個治癒率為零的疾病，很多人都“談艾色變”，但是，在這座關押艾滋病罪犯的高牆中，有一群人一天24小時零距離面對HIV攜帶者，他們同樣遊走在生命邊緣，卻用滿滿的愛，與“艾”進行著一場又一場的“心靈博弈”。
在山東，有一所特殊監獄，它是全省第一所關押艾滋病罪犯的監獄。在監獄主樓的三層，共關押著120多名艾滋病罪犯，同時被“關”在這兒的還有6名監獄人民警察。這120多名罪犯，有的殺過人，有的搶過劫，有的行過兇，他們有的被判無期或者死緩。除了患有艾滋病，他們還具有攻擊性，他們若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而作為監獄人民警察，常年與這些艾滋病罪犯朝夕共處，最長的共處了近十年，他們用一個個舉動感化著這些艾滋病罪犯，讓他們重新做人。這是兩個特殊的群體，他們一方攜帶HIV病毒，另一方卻因為職責所在，一天24小時零距離面對HIV攜帶者，他們同樣遊走在生命邊緣，卻用愛在進行一場“心靈的博弈”。一座不起眼的監獄由醫院改造，依山而建，犯人在裡面無需勞動，只要在發病時接受治療崔斌（化名）是2007年第一批被調到新康監獄的艾滋病罪犯。這是他“二進宮”，這次因搶劫被判了12年。然而，讓他萬萬沒想到的是，12年的監獄生活剛剛開始，他就被確診為HIV陽性患者。見到崔斌時，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上午。記者經過重重審核，在監獄人民警察的引領下，一連經過六道門卡，才走進這座位於醫院內部的艾滋病監獄。整座監獄依山而建，由醫院病房改建而成，裡面的所有罪犯，不需要勞動改造，只需要在病發時接受治療。如果不是高牆上的環形帶電鐵絲，還有門口一塊不起眼的監獄牌匾，即使平日走到這裡，也很難讓人察覺出這是一座監獄。走進監區的主樓，記者從虛掩的窗戶縫裡，看到一幅從未見過的畫面：一名身著囚服的罪犯，正倚靠在床頭上打吊瓶。此時，記者突然意識到，這裡不僅是一座限制人身自由的監獄，還是一個圍困病毒攜帶者的密閉空間。空氣裡，似乎多了某些讓人感覺不自在的東西。
艾滋病監區在主樓的3層。這裡，整層樓幾乎和平日裡見過的醫院一樣，深深的走廊，兩側分別是十幾個房間，走廊的一頭是廁所和洗涮間，另一頭是護士站。除了這些，當然還少不了監獄獨有的兩樣設置，一個是監獄人民警察的值班室，另一個就是門鎖重重的監區鐵門。崔斌和他的120多名“艾滋病獄友”就在這個鐵門後面，用十年甚至一輩子，為他們所犯下的錯誤贖罪，同時還要遭受艾滋病病毒的折磨。一個艾滋病“刺兒頭”想自殺不成便打架、絕食，最怕別人的歧視和異樣的目光初見崔斌，他那溜圓的眼珠和平整的光頭，顯得很精神，一打眼幾乎看不出這是一名感染艾滋病已有十年的患者。不過，接近半小時面對面地採訪對話，記者從一些細節裡，還是捕捉到了崔斌與常人的不同：他眼珠泛紅，紅得有些嚇人；他沙啞的嗓音下，氣息顯得有些乏力。他見人便微笑，與人說話便起身，和人聊天就讓出凳子……這種禮貌有加的表現，絕對讓人想象不到，他曾是一個兇悍有餘的監獄“刺兒頭”。面對記者，崔斌講起了自己的“改造史”。他說，他本想著好好改造、好好表現，早一點出獄，但查出艾滋病後，他就不再抱幻想了，感覺每一天都那麼長、那麼慢，感覺自己不會活到出獄的那一天，即使活著出獄，也要整天忍受別人歧視的目光。再加上父母年齡大了，家庭條件又差，他對人生徹底沒有了信心，只想著早一天死掉。監獄內管理太嚴格，根本沒有自殺的機會，自己又怕疼不敢一頭撞死，崔斌就選擇和其他犯人打架，或者和監區幹警吵架，並且開始絕食，準備用這種不太痛苦的辦法了結自己的生命。“當時的我，在正常人眼裡根本不是人，用惡魔來形容也不過分。”崔斌說，當時他每天都和別人打架、跟幹警頂嘴吵架，甚至有時候還威脅幹警說：你們不要管我，再管我，我就把艾滋病傳染給你們……艾滋病監區長樊明旗告訴記者，為了讓崔斌吃飯，幹警向食堂特別申請了飯菜，放在他的床頭。一頓不吃，幹警就安排兩頓，兩頓不吃，幹警就安排三頓……就這樣，隨著飢餓感越來越強烈，崔斌終於開始偷偷地吃飯了。“一開始，我不敢多吃，生怕讓幹警看出來，自己丟了面子。但後來慢慢覺得，幹警一而再、再而三地照顧自己，再不吃飯就沒人味了。”漸漸地，崔斌慢慢放棄了絕食自殺的念頭，但對艾滋病的恐懼，還是沒能讓他徹底振作起來。“我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別人的歧視和異樣的眼光。”一位耐心的監區長主動去嘗艾滋病犯人的飯菜，悄悄去探望犯人的父母樊明旗告訴記者，別人一個不起眼的歧視動作、一個細微的眼神，在崔斌他們眼中都能察覺得到。也正是因為這樣，他的一個舉動卻讓崔斌大吃一驚。有一次，崔斌拿著飯盆打飯回來，飯菜擱在一邊還沒吃，樊明旗便走了進來。崔斌抄起手、轉過頭，故意不搭理樊明旗，想讓他難堪。這時，樊明旗說了一句：“今天這個菜有點淡”。這讓崔斌很意外，因為這說明樊明旗親口嚐了他這名艾滋病犯人飯盆裡的飯菜。“難道他不怕傳染嗎？這可是我每天都用的飯盆。”崔斌心裡嘀咕著。後來，崔斌的抵抗力一度下降，頻繁發燒，在監區內連續輸液。有一天，他正躺在床上輸液，迷迷糊糊中感覺到一隻手伸過來貼在他的額頭上停留了一會，接著，耳邊傳來樊明旗的聲音：“還燒不燒？溫度好像降下來一點。”這個不起眼的動作，讓病中的崔斌一下想到了父母。自從他得了艾滋病，除了老母親敢碰觸他外，平日裡的親戚朋友都開始疏遠他，甚至說話的時候都要在隔著很遠的地方，生怕崔斌的唾沫會飛過來傳染到他們。樊明旗的舉動讓崔斌堅硬的內心逐漸軟了下來，直到一次病情加重，崔斌保外就醫回家時得知了一件事，他的心終於被徹底融化了。老母親告訴他，在他到艾滋病監獄服刑不到半年的時候，新康監獄便派人帶著錢、帶著物品，替崔斌回家看望他的父母。對於這件事，監獄一直瞞著崔斌。“我萬萬沒有想到，監獄領導對我這個無惡不作的罪犯還這麼關心。”說到這，崔斌的聲音開始顫抖。他說，為了讓他安心服刑，新康監獄還特別把他的父母接到監獄裡，併為他們全家申請了一頓“親情飯”。“那頓飯，有魚有肉，但我沒臉吃，一直在哭。”看到父母已經老了，自己卻還在監獄裡，崔斌很懊悔。他說，如果兩年後還沒病死在監獄裡，出獄回家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在父母身邊盡孝。打那以後，崔斌覺得自己更加對不起父母，對不起拿心溫暖自己的監獄幹警。從那以後，崔斌變了。“既然幹警把我當人看，我不能不把自己當人看。哪怕艾滋病只讓我活一天，我也得活出個人樣來！”在艾滋病監獄服刑已經10年了，崔斌和幹警有了感情，監獄人民警察就像他的親人一樣。一群“遊走在生命邊緣”的警察在工作中不做任何防護，每次等待艾滋病查體結果就像等待判決“這個群體，其實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別人的歧視。”樊明旗對記者說，這些犯人剛來的時候襲警，大部分也是因為怕監獄人民警察歧視他們而做出的自我保護動作。
“要知道，他們是艾滋病人，同時也是被判刑的罪犯，有的殺過人、搶過劫、行過兇。他們大多都具有攻擊性，想要你的命，不需要任何武器，只需要咬你一口、抓你一下就可以。更有甚者，一些得了艾滋病併發症，如梅毒、尖銳溼疣的罪犯，只需要皮膚接觸一下，就有可能傳染給你。”樊明旗對記者說，和一般的罪犯搏鬥，頂多會被打傷，但如果和艾滋病犯人搏鬥，他們只需要用正在輸液的針頭扎你一下，就可能傳染艾滋病，甚至要了你的命。樊明旗告訴記者，說不害怕，那是騙人的。每一名在艾滋病監區工作的監獄人民警察，內心裡都藏著這樣一份恐懼，但卻不能表現出來。因為一旦表現出來，或者在交流過程中有任何疏遠犯人的動作和表情，病犯就會察覺出來，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情緒，導致以前所有的付出都前功盡棄。這座監獄從2007年開始關押艾滋病罪犯，樊明旗從2008年開始就在艾滋病監區工作，專門看管艾滋病犯。在艾滋病監區成立之初的時候，曾有人建議，監區在管理上要特別謹慎，比如在和艾滋病犯談話時，中間要設置專門的隔離玻璃，通過電話進行溝通交流，進出監獄時，所有監獄人民警察必須穿戴防護服。然而，這個建議很快被否了。樊明旗說，這個辦法雖然對警察來說是安全可靠的，但對於正在接受改造的艾滋病罪犯來說，無疑會讓他們感到歧視，增加他們的心理負擔，更何談融入到他們中去，與他們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了。為了不讓艾滋病罪犯感受到絲毫的歧視，這裡的6名監獄人民警察選擇不穿防護服、不帶口罩，每天24小時和病犯在一起，有的甚至十年如一日地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中。曾經有一名艾滋病罪犯入獄時，全身沒有一塊皮膚是好的，身上隨時會有血跡滲出，外出查體時，幹警們難免會碰到他流血的皮膚、粘上血跡。有一次，這名罪犯在查體時吐到了幹警身上。為了不讓犯人情緒波動，這名幹警強忍著把犯人送到了醫院，沿途幾乎面不改色地照看著他。這名幹警事後告訴樊明旗，“當時身上感覺有千百萬只蟲子來回爬。”雖然經過多輪排查，最終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但等結果的煎熬，就讓這名幹警足足瘦了十幾斤。樊明旗告訴記者，艾滋病監區直接管理犯人的監獄人民警察每年都有一次特殊的查體，就是HIV陽性檢測。大家每次在抽血的時候，心裡都是忐忑不安，直到拿到檢測報告結果，看到“陰性”兩個字，就感覺又活了一把，這一年又安安全全地度過了，在拿到檢測報告之前的這段時間，就好像是等待判決一樣，心裡的掙扎和糾結，簡直沒法用語言形容。即便如此，他們還是長年累月地堅守崗位。採訪結束時，樊明旗說，這是一份工作，總要有人來幹。我不幹，誰來幹？我是一名黨員，這份擔當還是要有的……（記者李兆輝 張建）聲明：本文轉自“大眾網”，在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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