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迈入四十门槛的第二年。迈过这个门槛再来看“四十不惑”四个字，感受和在门外看它迥然不同。
所谓“不惑”，如果理解为“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话，在我看来，在我看来，只有特别愚蠢和决定聪明的两类人才能做得到。可惜我太过普通，在这个问题上较为中庸，两方面都不极致。
因此，我理解的“四十不惑”就打了折，变成不困于惑、不囿于惑。对我这种忧郁和敏感的人来说。“惑”或许是一生都要伴随的常态。
“惑”，是入世的姿态，不困于惑、不囿于惑，就是出世的境界。
2018年，父亲有过一次短暂的失忆，为此，住院治疗了十多天。这件事告诉我，父亲真的老了。
2018年，儿子升入高三，学校为他们这届学生举行了成人仪式。这件事告诉我，儿子真的长大了。
这一切，都在说一个现实问题，我已步入中年。
2018年的最后一天，我送给自己一句话：没有岁月可回头，且把深情付中年。
步入中年的特征之一，就是爱回忆。
我们不约而同把思绪飘回到二十年前。
县公安局旁边那个火锅城，留下刚参加工作的我们七个好哥们最深刻的记忆。八瓶扁咸平加两件啤酒，浇灌了我们最热情最汪洋恣肆的青春。开始即是巅峰，之后再难超越。我们无数次想复制那样的夜晚，却始终难遂人愿。
后来看到“归来仍少年”这句话，我才恍然大悟。时光在飞驰，情怀在轮转。这二十年里，我们无法再回到那个夜晚，是因为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精力无限充沛、时间无限冗长、兴致无限盎然的年代。
“少年”停在那个夜晚，很少回来过。
偶尔，只是偶尔，在三两人的雪后围炉小酌里，才能一个猛子扎进那样的情怀里。
原来，这份情怀，和那天我们喝了多少酒、喝的什么酒，完全没有关系。
1999年的春晚，唱火了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
1999年之前我在县城和父母住一起，没有“回家”的概念。
1999年8月，结婚刚满一年的我，从县里调到市里，算是真正意义的离开家。
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没地方住，就住单位。周一早上乘公共汽车过来上班，周五下午再乘公共汽车回县里，基本周周如此；早上起来围着包公湖跑一圈，简单吃过早餐，就去办公楼，打扫卫生，迎接上班，晚上吃过晚饭后，围包公湖转一圈，回单位传达室看会电视，然后回自己屋看书、睡觉，基本天天如此。
那一年，我的多数同学朋友都在县里。晚上常常陪我逛街吃夜市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机关的炊事员老孙，另一个是大学同学海永。老孙比我大二十多，家在陈留，老伴是农民，而且生养了四五个孩子，负担很重。但是我们一起吃饭，他坚持不占我便宜，这次我结账，下次必定是他买单。2006年的五一假期，他回老家浇麦子，不小心触电身亡。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是我主持的，主持的时候我想起和他在一起吃夜市的种种场景，多次留下热泪。
每次回忆起那段时光，海永就是我不得不提的一个人。还有一本不得不提的书，叫《虾球传》。那些日子里，我们俩境况相同，他的夫人也在县里工作，我们都是“家在乡下”，然后“在别人的城市”里生活。我们晚上经常相约去鼓楼，吃吃夜市，多数时候只是吃点烩面、拉面之类的主食，甚至连菜也不点。吃过饭逛鼓楼的旧书摊才是我们的正事。当时鼓楼往东，到解放电影院，整条街都是书摊，但几乎卖的都是盗版书，几乎每个摊主都熟识我们两个，我们去询问书的价格，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忽悠我们。
1999年的一个最平常不过的夜晚，我和他习惯性地在鼓楼书市闲逛，我看见旧书摊上赫然有一本旧得不成样子的书，名字叫《虾球传》，便对着他笑，说这本书的名字多像我们俩啊，就在这没事瞎球转。
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逐渐融入这座城市，成为它的一分子。相继，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我们把乡下的妻子接了过来，我们有了孩子，孩子又在这座城市里入了学。
那个卖书的夜市早没了，我们也很久没有逛过夜市了，“虾球传”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
我一直拒绝评价1999年选择从县里来市里到底是对是错，因为“没有岁月可回头”。但刚来这个城市的第一年，由于一些不便言说的原因，我在这里过得并不快乐。然而，现在想想那段日子，我便会想起一句被用得很俗了的话：“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有的经历都将是你的财富，只要你怀揣爱和慈悲，只要你懂得珍惜。
2019年是我在这个城市生活的第20个年头。20这个数字的到来有点猝不及防。
不管是否做好了准备，2019都义无反顾地来了。
老子说：“致虚极也，守静笃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也。夫物芸芸，各复归于其根。”世间万物变化纷繁，我们每个人都是变化中的一个小片段。俗话说当局者迷，能够看清世界生灭往复变化，看清事物运动本质、体察到世界真相的人，是那些“致虚极”“守静笃”的人。这也许就是不困于惑、不囿于惑的真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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