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中國頂級財經智庫”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由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領銜，彙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的近50位著名經濟學家。日前，論壇完成最新一次換屆，中財辦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廖岷，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等10位年輕官員、學者加入。
2月16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在北京舉行。本屆年會的主題是：如何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長期向好。吳敬璉、易綱、樓繼偉等參加了年會，為中國經濟把脈。以下為發言速記全文，敢說直說，精彩異呈，不容錯過。
樓繼偉 實現“六穩”保持經濟高質量發展
樓繼偉表示，我國經濟仍舊處於換擋期、陣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此外，又進一步疊加了“中美經貿摩擦”，下一步要對面的比較大的問題是國際規則重塑的摩擦。
在談到當前正在進行的“三大攻堅戰”時，樓繼偉認為都是必須做的，也存在還歷史欠賬的因素。“這是對透支和失誤的還欠賬，環境汙染這麼多年，不注重環境汙染，現在環境汙染治理的時候當然對經濟下行是有壓力的”，他說。
在談到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攻堅戰時，樓繼偉強調，不能都認為是此前“6萬億的時候造成的”，“實際金融自己的加槓桿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以後，大幅度推地方融資平臺造成的”。“我覺得這是失誤的，現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風險”。
在談到“脫貧攻堅戰”時，樓繼偉認為，“花一塊錢是一塊錢”。
他認為，高質量發展有利於穩經濟。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運動式的方法，這會對“六穩”造成比較大的傷害。“比如運動式的治汙，關了再說。當然中央已經糾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層層往下越來越放大，這些都在糾正”。
“行政運動式的去產能，煤鋼產能在‘去’的過程中，由於安置職工，國有企業是要比民營企業難得多，因此在同樣汙染獲得安全標準之下，‘去’的民營企業比較多。後來PPI大幅度上漲，成本向中下游傳遞，中下游的民營企業比較多，感覺負擔沉重”，他分析稱。
“去產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補”其中重要的一項任務，他認為應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辦法完成。
再談到產業政策時，樓繼偉認為，產業政策在經濟早期發展階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後來，產業政策的實際作用“不敢說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車為例稱，產業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兩微”。結果“兩微”破產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資了。現在“三大”民企的汽車、自主品牌的汽車基本是在產業政策的圍剿和縫隙中成長起來的。“（吉利）到外面收購了沃爾沃，我不評價它的戰略對不對，但是這個做法就說明被圍剿的這些企業有實力”。他認為產業政策應該轉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談到黨組織在民營企業中的作用時，樓繼偉認為有一段時間“被炒作”，認為“黨的作用代替公司的決策，對民營企業的信心影響很大”。他引述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我們在有黨員的各類企業裡建立黨組織，目的是為企業的黨員提供管理和服務，團結凝聚員工遵紀守法，遵守企業規章制度，發揮黨員先鋒模範作用，這也有利於企業的加強管理，有利於推動企業健康發展”。
“這些話我覺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總書記的講話，很多東西如沐春風，都是這些話，真正實事求是的，我認為這是糾偏”，他說。
樓繼偉強調“六穩”之中，穩預期很重要。
蔡昉 積極就業政策3.0版
蔡昉認為，過去無論多強調積極的就業政策，都是把它作為民生、理念，沒有放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機制之中。“央行易行長手邊不是隨時用失業或者勞動力市場這樣的一些指標來決定他的政策實施，但是現在這個條件已經成熟了”。
2007年以後，全球各國經濟下行的同時幾乎都出現了高失業率，唯獨中國的登記失業率和調查失業率保持穩定。在蔡昉看來，這說明中國經濟發生了結構性、趨勢性變化，“我們和週期沒有很強的關係”。“同時我們的經濟增長也不是週期性的，失業也不是週期性的，或者說我們更接近於自然的失業”。
蔡昉提出，要重新審視“經濟下行和勞動力市場表現、勞動力短缺，兩個誰是原因、誰是後果”。“當然你不能說經濟下行導致勞動力短缺，其實唯一的解釋就是我們人口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符號性的變化”。
在他看來，人口紅利消失導致了勞動力短缺，而勞動力短缺就決定了人力資本改善速度的下降，投資回報率的下降，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減慢，因此導致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這個趨勢還在繼續”。
蔡昉判斷，我國自然失業率在5%左右。“在這個自然失業率基礎上，我們沒有周期性失業，就無需加過大的強刺激”。
此外，他建議通過培訓等各種服務降低自然失業率，並通過改革、提高要素供給和配置等提高經濟潛在增長率。“既可以穩增長，也可以避免刺激帶來的副作用”。
宋曉梧 穩就業應理順四個關係
在談到穩就業與穩投資的關係時，宋曉梧表示，並非集中力量搞就業，投資就不重要了。他認為，投資應緊緊圍繞增加就業和減少失業進行。“我很擔心的是，我們一旦提出來要保經濟發展，到了地方政府就扭過來了，又把穩就業第一變成了GDP增長放在前面”。
在談到就業的總量和結構的問題時，部分觀點認為，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會產生大量的失業問題，宋曉梧表示，穩就業和創新不要受上述言論的影響，仍然要把創新放在經濟轉型的重要的方面。
在談到穩就業和工資社保的關係時，他認為在就業、工資、社保三者當中，就業是第一位的，在影響就業的情況下，應該可以適當地調整最低工資、適當降低社會保險費、養老費。
他強調，一定要儘快實行基本養老保險的全國統籌，要統一繳費率，統一繳費基數。他還強調，在穩就業當中，要處理好城鎮就業和農民工就業的關係。
都陽 穩就業的含義與政策
都陽表示，從當前的勞動供給主導情況來看，維持低失業率的目標下難度不大。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要維持勞動力市場的穩定，還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標，因此穩就業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權衡。
他提到，勞動力市場保持穩定的最低目標是，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5.5%的目標範圍內。稍高一點的目標是，維持低失業率的同時，還要保持勞動參與率的穩定甚至提升以及就業總量的增加。從長遠來看，應當在工資水平保持相對穩定、適度增長的情況下，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保持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好地應對社會老齡化問題，以及保持可貿易部門的競爭優勢。
他表示，根據測算，守住底線目標的難度不大。實現第二個目標難度相對大一點。如何實現長遠目標則是未來需要面對的重要問題，由於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贍養需要正在勞動的人的生產率不斷提升。
談到如何穩就業，他認為，通過深入瞭解結構性失業，有可能更精準地制定政策。鼓勵勞動力流動有利於在就業困難的時候促進就業。另外，可以採取一些失業保險體系改革等被動性的措施，從而保持就業平衡。
黃益平 金融政策應尊重規律、加強統籌
黃益平表示，從國際範圍來看，我國金融體系有兩個特點，第一是銀行主導，第二是政府幹預比較多。“這樣一個體系，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40年，保持金融穩定，應該說沒有太大的問題，但是這個金融體系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它比較擅長於支持大企業，不擅長支持小企業；比較擅長支持製造業，不擅長支持服務業；比較擅長支持粗放式的擴張，不太擅長支持創新型的增長”。
在他看來，上述金融體系對支持金融增長比較有效，但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轉型、追求創新型增長時，金融體系也應所有轉變，而上述體系在本質上對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則存在著一定的歧視性。
一方面對國營企業的擔保，其實就是對民營企業的變相歧視。另一方面，正規部門把利率壓得很低，這就使得能夠真正服務於民營企業的銀行數量變得更少。所以，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變得更多。“如果它們要融資，就必須要到非正規市場去，這時非正規市場的利率就會變得更高。所以民營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中國這個問題很突出”。他總結為，上述問題是由於金融體系的特徵和過去的金融意志相關。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黃益平認為，首先，利率市場化很關鍵。“我最近剛剛從外地調研回來，一個大銀行的分行告訴我，上頭給他壓了任務，今年要給民營企業放50億貸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壓在5.3%。他問我怎麼做這個風險定價？我回答不出來”。
第二，發展直接融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非常重要，但“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以後，小微企業的融資問題就解決了？想都不要想”。他強調，“要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根本上還是要回到銀行，這就存在風險定價的問題”。黃益平認為，利率市場化要解決取消不公平的擔保問題和解決風控。“銀行和金融機構要學會去做風控，面對沒有抵押資產，沒有長期的數據，沒有擔保的企業，如何為它提供融資”。
第三，黃益平認為，應規範非正規金融部門，但是不能消滅非正規金融部門。“影子銀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確實帶來了一些風險，但實際上實體經濟對它們是有需求的，它們是金融市場化的一種實實在在的體現”。
張曉晶 傳統體制是最大灰犀牛——槓桿率風險的視角
張曉晶表示，現在市場上在傳各種灰犀牛，涉及到債務和槓桿率的最多，我們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們的風險到底在哪裡。
我國提出去槓桿政策以來，雖然有些負面情緒，但取得的成績不可否認。在2008-2016年，每年的槓桿率上升12個百分點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槓桿率首次下降出現在2018年，但是中國經濟也為此付出了一些代價，去年金融市場上有各種各樣的聲音，甚至是恐慌。
宏觀槓桿率的下降主要是來自於誰的貢獻？是企業的貢獻，也就是企業部門的槓桿率。從實體經濟來看，政府的槓桿率是微升的，居民槓桿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業部門槓桿率出現了下降。他認為，這其實是個好的現象，因為中央在提出結構性去槓桿時，重要的點就是去掉企業的槓桿，同時去掉地方政府的隱性槓桿。
具體來看，民營企業在企業去槓桿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在企業槓桿率下降的過程中，最大的貢獻是來自於民營企業，因為大家發現，國有企業的微觀槓桿率，也就是國企的資產負債率實際上在下降，總體判斷去槓桿的貢獻來自於非國有企業。
槓桿率的風險到底在哪兒？從整個結構來看，中國的槓桿率大概240%多，有的會高一點，說250%多，但總體來講相差不會太多。這個數據是跟美國的槓桿率很接近，中國目前的槓桿率接近於美國，說明還是有風險的，特別是在治理上還是有很大問題。居民槓桿率現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範圍內還不算非常非常高，當然近幾年增長比較快，也是一個風險。最主要是來自於企業部門，企業部門槓桿率將近160%，這個水平在國際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業的槓桿率為什麼會這麼高？他表示，問題在於我們的政府槓桿率太低。所謂“太低”是顯性槓桿率太低，中國才36%、37%左右。這麼低的政府槓桿率加上一個這麼高的企業槓桿率，就發現問題所在了。企業槓桿率160%左右，其中將近55-60%左右是融資平臺以及相關的隱性債務。這些部分本應該可以納入部門的，如果納入政府部門，政府部門槓桿率現在會上升91%以上。沒有納入的原因是中國有了新的《預算法》。
而從宏觀經濟角度來看，最終的槓桿率的風險來自於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合在一起的總槓桿，這個槓桿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們把它合在一起變成公共部門槓桿率的話，實際上它現在已經超過了我們私人部門槓桿率。這樣的現象在國際上是少見的，除了日本比較典型，就是公共部門槓桿率超過私人部門槓桿率，其它很多國家都是私人部門超過了公共部門的槓桿率。
他表示，有人說國企槓桿率高是大的風險，有人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是大的風險，但是他認為最主要的是傳統的體制。間接融資為主不是高槓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傳統體制的結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穩中求進地去槓桿？他建議，第一要穩，從需求側要穩。穩住總槓桿，必須是中央政府來發力來降槓桿。第二是進，傳統企業的弊端必須通過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方星海 新股上市首日限價的彈簧效應
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表示，當前新股發行制度使得二級市場投資者預期高度一致，盲目追漲，放大了價格扭曲，造成新股長期回報率低下。
方星海表示，研究發現，當前制度安排導致新股發行上市後二級市場短期內價格超漲（彈簧效應），新股二級市場短期定價水平顯著超過了以往時期。
由於創業板相對主板、股票市值更小，因此容易誘發投資者盲目追漲，導致在當前制度安排下，創業板新股二級市場價格扭曲更加嚴重。
李揚 把地方政府債務關進制度籠子：結合日本經驗的探討
李揚表示，目前中國經濟形勢比較嚴峻，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愈演愈烈。他認為可以借鑑日本的經驗。
最近30年，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後，需求不振，私人部門不願意投資，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觀平衡的循環，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過發債的方式把居民儲蓄籌到手裡進行公共投資。“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債務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機之後，中央政府也撐不住了，它必須由地方政府同時發力，而且由於公共基礎設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債務呈現跳躍性增長。到2007年出現了地方政府類似美國的地方政府破產的情況，但是日本的體制又不能破產，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個關於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法，從此之後走向了正軌“。
李揚介紹，日本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有四個：中央政府的財政融資資金、地方公共團體金融機構資金、市場公募資金、銀行承兌資金。在李揚看來，上述結構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因為在這個結構裡有兩個是來自銀行的，“恐怕在中國做金融是迴避不了這樣一個現象的”。
李揚強調，特別值得中國學習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機構——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資專門為地方政府提供長期廉價融資的金融機構，相當於是專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它的貸款流程審批嚴格，需要提供申請，需要審定，需要發放貸款，然後再現場回訪等等，這一套程序證明了是比較有效率的。
李揚還強調，應向日本學習三點。第一，中央政府統一規範、統一組織、統一監管地方融資，現在還沒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銀行應當從背後跳到前面來，應當規定它是可以為地方政府債務融資，但是要有嚴格規定。第三，可以成立一個專業化的、政策性的為地方政府融資的機制。“這樣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債務放到籠子裡”。
李波 構建有活力的資本市場
今年1月份，國際清算銀行全球金融體系委員會發布了《構建有活力的資本市場》報告，該報告由李波和印度央行的副行長牽頭，共16個國家中央銀行的經濟學家和金融監管專家一起研究成立的研究工作組，用了一年時間完成。
該報告提出，一、不同經濟體的金融市場存在持久且明顯的差異。二、固定收益市場主要債券市場發展迅猛。三，新興資本市場發展相對比較快，但是跟發達的經濟體相比還存在持續的差異。
該報告還研究了八個方面的驅動因素：一個有活力的資本市場包括兩個大的領域，一個是有力的運行環境；一個是跟市場發展更相關的驅動因素。包括宏觀經濟穩定、市場自治、法律和有效的司法框架、高效的監管制度。第二個領域是跟市場發展更加具體的要素，包括完整、準確和及時的信息披露，投資者的多元化，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以及互補性市場和金融政策措施。
李波提出了六個方面的政策建議：第一，消除金融壓抑，更充分地尊重市場自治。第二，健全法律和司法體系，加大投資者保護力度。第三、強監管的獨立性，同時增加監管資源，並提高監管執行力。第四、機構投資者的深度和多樣性。第五、擴大資本市場的雙向開放，同時有效地管理相關的風險。第六、發展互補性的市場，包括衍生品市場和風險對沖市場，完善市場基礎設施。
在談到中國資本市場時，李波認為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資本市場相比，存在5個不足。第一、市場自治不足“普遍新興市場國家的金融壓抑是比較多的，金融扭曲是比較多的，政府幹預是比較多的，市場自治是不足的”。
第二，中國市場對投資者的保護不足。他認為，投資者保護有兩個方面：司法救濟和監管。前者，“咱們國家投資者去告是比較費勁，告贏更難”。後者，我國的“證券監管能力比較差”。
第三，我國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分量不足。
第四，我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不足。“我們的資本市場對外開放不僅比發達國家差，比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都要差”“如果全方位考核我們的對外開放程度，中國屬於最差的國家之一”。
第五，區域市場發展不足。
對此，李波建議，證券監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或者來維護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數。所以，應該更快全面引入註冊制改革。第二，應該大力推進養老保障體制改革，如果想提高長期穩定的機構投資者的分量，養老保障體制改革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
陸磊 外部輸入型風險衝擊下的宏觀經濟趨勢
保儲備還是保匯率是一個偽命題。”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2月16日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9年年會上表示，外匯市場的前沿性決定了儲備的第一性。外匯儲備在系統性風險中有逆週期緩衝作用，然後才有匯率穩定、本幣流動性的可置信度。
陸磊提出，2019年中國面臨的外部衝擊溢出風險包括中美利差收窄。2018年以來，美聯儲漸進式加息，中國貨幣政策穩健中性，保持著低通脹率、低利率。中美利差持續收窄，中美1年期國債利差於2018年11月初出現倒掛，截至2019年2月12日，達到-24.47bp。
他指出，我國面臨的長期健康性挑戰包括低要素成本、低附加值發展模式不可持續；短期健康性挑戰有低利率和槓桿率體現的對流動性過度依賴。
劉元春 合理投資增速的幾個標準
當前投資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構成了一種斷崖式的變化。這樣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穩增長的合理目標是什麼？劉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斷標準 。
標準之一，靜態宏觀平衡的視角。劉元春認為，投資的變化必須在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間平衡，這個平衡決定於居民儲蓄、政府節餘、貿易赤字、被動存貨投資的變化。我國居民儲蓄率在2008年左右達到高點，儲蓄的增長速度呈現階梯性、趨勢性下滑。2017年儲蓄的實際增長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預計今年可能會回到8%左右。此外，貿易順差全面收窄，從接近10%到現在只有百分之一點多。政府債務，特別是赤字率持續攀升，尤其是廣義赤字率攀升得更為厲害。“把這幾個因素作為判斷短期宏觀平衡，從這些參數可以看到固定資產的實際增長速度這八年裡面下降了19.7個百分點，國民儲蓄率的實際增長速度下降了15個百分點，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個百分點，經常項目順差的順差率降低了2.5個百分點”。“當前投資增速下滑是具有趨勢性的，但是數據的匹配性說明它已經超調了，可能會引發短期宏觀失衡的問題”，劉元春說。
第二個標準是動態平衡標準。劉元春表示，動態平衡標準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資需求經過資本的形成就會形成下期的供給。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資增速的變化，有技術性的依存性，過度的下滑肯定會導致動態平衡的失衡。
從動態平衡角度來看，我國固定資產的增速，特別是從實際增速的角度來看，2016年到現在，基本上是斷崖式的變化，動態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時目前在動態失衡的過程中，我國的增長模式從出口投資驅動模式轉為債務投資模式，導致動態路徑的依賴性非常強，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就需要一個調整的陣痛期，“實際上是我們在債務投資模式調整中間，很重要的一個陣痛期，也是我們的變化期”。
此外，劉元春還提出了三條標準。他在總結時表示，第一，投資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著過度調整的風險。第三，儲蓄增長速度依然在5%-9%的區間，投資增速不宜過高，也不宜過低，7%-9%的區間，在逆週期環境中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區間。
王一鳴 穩投資的重點和對策
王一鳴表示，我國的投資規模已經進入下行通道。對比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可以看出此種變化符合轉型期的基本特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對比日本和韓國的轉型期來看，我國投資規模的下降幅度比前兩者轉型期的幅度大很多，“2018年實際投資比GDP增速低6個點，日本在1975和1980年，韓國是2000年到2010年這個階段大概要低1.3到0.8個百分點，顯然我們的降幅偏大，背離了正常的下降的趨勢。所以，穩投資是有特定內涵的，確實我們的降幅太大了”。
投資為什麼下降呢？王一鳴分析稱，第一，我國儲蓄率進入下行通道，2010年以來每年下降0.73個百分點，特別是居民儲蓄下降尤為明顯，主要是大量投入了房地產領域，家庭負債率快速提升，居民儲蓄率迅速下降。
第二，債務槓桿的不斷攀升。我國宏觀槓桿率大幅高於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地方政府，如果包括隱型債務，顯性債務槓桿率不高，但隱型槓桿率相當高，擠壓了投融資的空間。
第三，民間投資增長後勁不足，現在看預期不穩。
第四，房地產投資存在不確定性。過去兩年房地產投資經歷了回升的週期，跟去庫存，特別是棚改的貨幣化安置有很大關係，現在政策也在調整，房地產投資會不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回落還未可知。
關於“穩投資”，王一鳴提出，第一，要澄清和統一思想認識。“現在一說擴大投資，很多人就會覺得你要放水了”，他認為，“穩投資沒有錯，不是一種罪孽，這個思想一定要糾正過來”。
第二，要避免投資的擠出效應，要更大程度的調動市場投資。“靠什麼調動市場投資？就是加大改革力度，重構市場主體的信心”。
第三，政府適度加大新興基礎設施的投資，特別是5G、工業互聯網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個空間還是很大的。
樊綱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宏觀調控並行不悖
樊綱表示，目前我國投資增長動力不足，各種增長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勞動參與率也在下降、自主創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體制上還存在各種缺陷，因此需要供給側機構性改革。
但不可否認都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涉及體制機制，“需要天天講、年年講，有些事情可能一時半會兒見不了效，但是現在就得做”，在樊綱看來，這是長期性的措施。“十八大三中全會定了那麼多改革，這些年落實多少？這都是大家確實很著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體制改革的難處就是它需要長期的堅持，長期地進行改革”。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當長期性改革實現不了時，“短期要不要採取一些措施？”，樊綱認為，提出“六穩”就是在很多長期性的結構性改革做不動的情況下，需要採取一些短期措施維持穩定發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屬於需求側的，包括財政的支出、貨幣的供應、利率、稅率等等。
因此，在樊綱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的宏觀調整應該是並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隨時隨地、時時刻刻推進改革。但是當經濟出現波動的時候，也還是要理直氣壯地採取一些宏觀調控措施。
“發達國家、市場經濟國家都是這麼過來的，你想想他們這幾年的宏觀調控，就為了穩經濟，負利率一下子執行那麼多年。宏觀調節起來也是毫不含糊的，一個件又一個件地採取各種措施”。
樊綱強調，不能供給側改革遲遲不見效，也不在需求側實行一些必要的調整、必要的調節措施。“這兩方面都是需要的，當我們討論改革的時候，我們也不要忘記，如果沒有經濟增長，一定的穩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難以順利推進的。在經濟不好的時候，有些人不改革的藉口可能更強烈一點，我們怎麼能夠使經濟保持平穩發展，才能實現長期的增長”。
但樊綱也認為，需求側的調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說需求側需要調整就變成“大水漫灌”。他還認為，08年金融危機時提出的四萬億政策並非“大水漫灌”，“當時說的是兩年的支出，當時是把兩年當中一般的政府轉移支付投資都放進去湊了4萬億，它是一個很好的宣傳口徑，但是真正裡邊的刺激政策，什麼叫刺激政策？是無中生有，得用債務支撐的刺激政策就那麼兩三千億，真正的大頭不在這兒”。“為什麼出現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長了6萬億的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樊綱表示。
上述問題表示，由於中央政府要承擔宏觀調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貨膨脹，防債務率過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擔此責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調控當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負責，包括把地方債務等關進籠子裡，讓它起到該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職責是地方發展、地方建設，宏觀調控需要中央政府負起全部的責任，需要在熱的時候壓、冷的時候託，進行雙向、逆向調節，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
魏傑 穩預期與保持經濟向好
他指出現在有個現象，有錢了，項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幹，就是因為預期不好，“穩預期實際上是很重要的一個穩”。
魏傑表示，2019年有兩件事值得關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體勞動者從無產者都變成有產者。人們有財富之後，最大的擔心是財富安全問題，2018年人們預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財富不安全，現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資產，不知道什麼資產是安全的，所以比較恐慌。
他認為，穩預期一個很重要的內容是要保證財產安全，“現在老百姓(48.850, -1.61, -3.19%)對未來的預期很差，實際主要來源於財富不安全，穩預期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財富怎麼安全。”魏傑建議，我們在制定宏觀政策的時候不僅僅考慮就業和增長問題，還要考慮老百姓財富安全。
“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宏觀部門要思考的問題，怎麼樣保證人們財富的安全，因為40年積累不容易，一旦出問題很麻煩。”魏傑還指出，2019年如果房價真要大跌，估計更麻煩。
第二個問題，2018年改革開放40年，一個重要的經濟群體就是民營經濟。民營經濟對我們增長就業的貢獻都在60%以上，就業貢獻是80%以上，是一個龐大的群體。魏傑稱，這個群體的預期好不好直接關係中國經濟的增長。但民營經濟2018年是預期最不好的一年。
為什麼出現這種聲音？魏傑調研發現，民營經濟不是要優惠，只要公平、平等。並提出了兩個建議：
第一，能不能搞理論創新？現在民營經濟理論不能解釋，現在理論只講必要性，不講必然性，反覆講就業增長之類的，好像“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偉大的理想”，我們沒法接受這種理論。
第二，法律必須調整。必須保證法律的公平、公正。“現在同樣一個犯罪行為，發生在民營企業、國營企業，法律準則都不同，怎麼讓我們感到不安。”魏傑表示，2019年穩預期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要對民營企業這兩個問題做出切實的調整才行，不能來虛的。
最後，魏傑表示，從2018年的情況來看，穩預期的這兩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個是保證人們的財富安全，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結果，人們變成有產者，財富不安全怎麼能安全？第二，民營經濟的預期一定要提高，理論創新和法律調整必須跟上才行。
汪同三 實現積極財政政策的完整性
什麼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完整性？汪同三認為，第一是如何保證財政收支平衡。第二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從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起，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兩句話非常重要，一個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一個是要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第一條措施是什麼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的是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
在其看來，要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必須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但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要注意到，任何一項宏觀調控政策都有正面效果，但也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因此，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時候，要注意“完整性”這個概念，要最大限度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的正面作用，同時把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限制在最小程度。
汪同三分析稱，2018年的統計數字有三個方面值得重視，一是GDP的增長是6.6%。一個是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是5.9%。一個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增長只有3.8%。“非常簡單的三個數字，就告訴我們現在應對下行壓力，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要克服投資增長不足，因為投資的增長速度應該是7%-9%，但是我們實際的增長速度連6%都不夠。在投資裡面又主要是基礎設施的投資增長相對滯後，只有3.8%”。
在汪同三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把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作為第一條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減稅降費是最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的。第二，降稅仍有比較大的空間。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減稅降費措施與世界經濟趨勢相吻合。“特朗普帶頭實行減稅措施，之後一些其它的經濟體都不同程度地實施減稅措施，我們現在把這樣一個減稅措施作為主要的一個措施方向，這是符合世界潮流的”。
顯然，減稅的同時必然會影響財政收入，解決財政收入的減少有兩條路，一是增加赤字，另一個是減少財政支出。“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去研究如何在降稅的同時實現財政支出的減少”。
汪同三還強調，減稅必須有規模性，才可以產生作用。“去年我們大概減稅1.1萬億，今年減多少還不知道。另一個要注意，減稅的效果是遞減的。今年減這樣一個數量的稅和明年再繼續減這樣一個數量的稅，它的作用顯然是會有差距的。這兩條是我們應該注意的”。
許善達 調整國有資本佈局是深化改革的關鍵之舉
許善達認為，現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優先的應該是考慮調整資本佈局。
他進一步指出， 調整資本佈局，第一項是調整國有資本劃社保。
他認為，用國有資本降社保是國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國企社保率，是降全社會的社保率，這樣就使國有資本的盈利、資本的價值，能夠使全社會國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國企的職工和民企的職工，包括農民工都受益。
中國社保繳費率高是共識，現在社保靠一般財政給補貼，這種方案也無法維持。所以，國務院2017年底做出決定，要劃10%的國有資本給社保。但許善達認為，劃10%是第一步，實際上10%是不夠的。
而且2018年劃的數量離國務院要求差得很多，據不完整統計，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萬億，但實際上，國資委公佈的央企2018年只劃轉了幾百億，還沒有到千億數量級，離萬億差不多差兩個數量級了。
“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這個改革的工作難度特別大”，許善達指出，因為現在各地的繳費率水平是不一樣的，不但各省不一樣，有的市縣也不一樣，各地發放的水平也不一樣，而且從省裡來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於支，另外還包括央企的資本劃給誰。
許善達認為，劃國有資本降低繳費率，全國統籌這樣一個方案需要很多的專家來共同設計，“而且推動這個方案，我覺得困難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為這涉及到所有的企業，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財政的收支平衡等等。許善達認為，需要專家們的團隊，還需要國家在政治上要加強對這一項改革的領導，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這一點如果做得好一點，做得快一點，在我們國家整個經濟發展中間會起到比較大的一個積極作用。”許善達說。
第二，國有資本佈局調整還可以在去槓桿的問題上發揮作用。
他表示要把國有資本從一部分非國計民生領域退出來，然後補充到國有資本一定要幹這樣的領域去充實資本金。這樣能夠降低它的槓桿率，能夠降低融資成本，同時也給民營資本帶來一個新的投資空間。
第三，民營資本自身也有資本佈局需要調整。
許善達稱，現在有很多民營企業拿著股權去質押，結果借了錢去炒股，去搞房地產，不搞主業，這樣一種方向是不應該提倡的。應該提倡的是融了資以後去投入研發、投入科技，發展經濟。他認為，調整資本佈局是現在在改革各項措施裡應該比較優先考慮的一項。
劉世錦 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增長來源
在談到我國經濟增長時，劉世錦預計，今後兩年經濟增速將維持在6%以上，2020年以後會下降到5%-6%之間，或5%左右，“這是符合規律的變化”。
此外，過去帶動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基建、房地產投資、汽車等重要工業品，包括出口，都已經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正在尋找低速增長的均衡點，“潛力有限，效益下降，靠不住了”。
劉世錦認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來源有五個。
第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他提出了兩個典型領域，一是基礎產業領域，由於行政性壟斷帶來的低效率、高成本，像能源、物流、通信、金融、土地五大基礎性成本過高，就是由此產生的。這也是供給側改革降成本的重點。再一個領域是城鄉之間土地等資源要素不能充分流動帶來的多方面的問題，抑制了很大的增長潛能。
第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首先，有利於擴大內需，更重要的是提升這部分人的人力資本。
第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這是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這方面最值得重視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
第四，前沿性創新。特別是在數字經濟領域，數字技術領域，中國具有消費市場巨大、產業配套比較完整、易於形成商業模式和實用技術等等優點。
第五，綠色發展。他強調，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於汙染治理和環境保護，能產生巨大消費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實際上可以形成和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因過生的一種新的發展模式。
劉世錦認為上述增長來源有三個特點。第一，對市場經濟制度、質量的要求都很高，“半拉子的市場經濟是沒法適應的”。所以，“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現在談技術卡脖子談的比較多，制度建設的卡脖子問題這一關必須要過”。
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是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的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的是以普惠的方式呈現。
第三，增長大部分都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很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
劉世錦認為，如果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以後的高質量發展就是啃硬骨頭，“必須明確一點，我們講的高質量發展其實也是一個高難度增長”。“我們現在要真正利用好這五大增長來源，必須下決心實質性地推動改革。具體來講還是按照十九大講的，就是產權保護、要素市場化為中心，但是要突出重點，主攻土地、國資、國企行政性壟斷行業、服務業開放、金融財稅社保等領域的改革，這些領域的改革我以為也不需要出臺新的文件，把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文件關於相關改革的論述落到實處，就會有很大的進展”。
劉世錦還強調，全面清理和改革政府管理產業和企業的方式，要從過去制定計劃經濟色彩比較強的規劃，製造尋租機會，切實轉變到建立和維護公平市場秩序的平臺上來。“如果咱們的政府部門確實比企業知道的多，你可以通過發佈信息，預測和研究成果來引導社會預期”。
在談到改革的目標時，劉世錦認為應該提出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的目標。一方面是適應國內“高難度增長”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適應全球市場經濟體系競爭的需要。
姚洋 中國需要適應低速增長
姚洋認為，中國要適應低速的增長態勢。我們已經告別了出口導向的擴張型的增長模式，我們的工業化的頂峰已經過去了，去工業化已經開始，服務業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部門，我們的人口紅利進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導向發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已經達到頂峰，在2006、2007年已經達到頂峰，之後就開始下降，預計還是會進一步下降，“因為日本只有17%，美國只有10%，我們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業化也已經開始，”姚洋表示，中國在新世紀頭十年工業增長相當於之前40年的增長，是無與倫比的增長，但是2010年以後，工業化就調轉了，現在已經開始了去工業化。 與此同時，勞動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達到頂峰，之後開始下降。
去工業化的後果是經濟增長減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率比較低，這是我們的挑戰。但去工業化也帶來很多好的後果，姚洋認為，這帶來了勞動收入佔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國內消費的比例在上升，儲蓄佔比在下降。
姚洋認為，和世界各國相比，中國這些情況並不特殊，日本的轉折點是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它的消費率達到最低。日本和中國的情況相差不大，它的最低點是52%，中國是50%左右。韓國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業化頂峰結束了，日本也是在那個時候被迫轉型。
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是什麼樣？姚洋稱，日本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啟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長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壟斷了世界幾乎所有的創新，但日本的經濟增長率只有不到3%。“我們老說創新能夠提高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其實創新是提高不了的。”
張維迎 什麼推動了中國40年的高增長？
張維迎表示，中國經濟最需要的是“變”，只有變、只有改革才能“穩”。
據中國經濟增長數據，2007年之前東部增長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後，則是西部增長最高，中部次之，東部最低。“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有一個‘中國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優越性，東部應該向西部學習？”，張維迎反問道。
“大家可能都覺得很荒唐，中國模式的基本結論就是這樣的”，張維迎表示，“（很多人說）過去40年，中國比西方增長好，有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張維迎指出，上述觀點的錯誤就在於把經濟看成“靜態”的，而經濟實際上是動態的，“市場化是一個過程”。
“如果我們從過程來看，這個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張維迎表示，由於中國東部地區的市場化遠早於西部地區，所以，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長得越高。
此外，在國有部門方面，國有部門退出越快的地區，經濟增長越好，而私有部門和外資企業進入越高的地區，經濟增長也越好。“所有這些數據得出的結論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張維迎補充道，凡是“國退民進”的地方，增長比“國進民退”的地方要好，無論是按照工業資產的比重來算，還是按照就業的比重算，結論都是非常一致。
張維迎強調，中國未來的增長鬚依賴於創新，儘管剛剛起步，但通過數據可以看出，市場化程度高的這些地區，其R&D的投入就比較高、研發密度也比較高，新產品銷售佔總銷售的比例也比較高，即越市場化程度高的地方，創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門來算，一個地區的政府部門越多，人均專利越少，越缺少創新性。“國有部門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專利也越少。其它的數據跟我們都是非常一致的結論，凡是國有資產比重高的地方，工業R&D研發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資企業比重高的地方，R&D研發密度就高。國有部門高的地區創新能力就差，民營部門和外資部門高的地方，創新能力就高”。
張維迎強調，“儘管我們有好多中國的特色，但是由於走了鄧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們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於我們有了那些中國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最後我用哈耶克的這句話，事實不能告訴我們什麼是正確的，但是我們對事實錯誤的理解就會改變事實的本身”，張維迎表示。
劉尚希 以所有權結構化、社會化推進要素市場化
劉尚希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問題，而要素市場化的改革，其實涉及到所有權的結構化和社會化的問題。怎麼通過所有權的結構化、社會化來推進要素的市場化呢？其實就是一個產權制度問題。
他指出，我國由於產權制度不完善，工業條件下的要素佔有權、支配權、使用權、收益權的不夠清晰，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受到多種束縛，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資源錯配、生態環境、相關領域體制改革推進艱難的問題，妨礙了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劉尚希認為，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是市場高效運行的基礎，要實現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必須構建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要素市場化配置機制，這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開拓創新。
“所有權清晰、產權不清晰，這是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待解決的基礎性問題。”劉尚希表示，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但為什麼說產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而並沒有說所有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他認為，這是因為所有權強調的是佔有，而產權強調的是使用。佔有是靜態的，並不會帶來財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創造財富，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只有擁有產權，才可能真正地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產權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我們一談到產權改革，有的就認為是私有化，其實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理解。”劉尚希表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要實現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都離不開產權這個橋樑、中介。離開了產權，要素的優化配置是不可能實現的。要素不能優化配置，生產率也不能得到發展，那就談不上創造財富。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產權和所有權劃等號，產權源自於所有權，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權。”他表示，在這個意義上講，公有制、私有制是生產關係層面，產權更多地可能是在生產力層面，生產要素配置層面。
最後，劉尚希還就怎麼推進改革談到了自己的建議，以中央對地方的確權為主線，構建財產權和行政分離運行的制度框架。
他認為，中央對地方實際上沒有從產權的層面上進行確權的，我們是國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實際上行使的是所有權。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與地方對於產權，使用權、開發權、經營權、收益權等等在這方面沒有做出明確的劃分，導致權屬不清晰。同時中央與地方產權不清楚的情況下，財產權和行政權混合在一起運行，導致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總是受到各種行政權力的干預，導致資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基礎性的制度，核心應當是推進產權制度的改革。我們要創新在公有制條件下的產權理論，來推進我們產權改革的實踐。”劉尚希說。
黃群慧 中國製造強國戰略需要調整嗎？
黃群慧表示，2015年5月19號，我國提出中國製造2025戰略，該戰略的提出是基於兩大方面的考慮，一是國內製造業從大到強的轉變的需要。另一個是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挑戰的需要，尤其是發達國家提出了一系列製造業振興規劃，包括再工業戰略等等。
黃群慧表示，理解中國製造2025的規劃需要從三個方面的核心內涵看，一個是目標，我國把國外製造強國分成了三個方陣，最上面是美國，接下來是中等層面，接下來是剛步入製造強國的一系列國家，“我們制定的是2025步入製造強國方陣，2035達到中等水平，2050能夠趕上美國”。
由此形成了第二個層面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即“五大工程”，集中了十大領域，各個省市都紛紛出臺了一系列地方行政方案。在此基礎之上出臺了龐大的產業政策體系。“這個體系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隨之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就是產業政策的一些選擇性問題”，黃群慧表示，“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美國人把矛頭指向了它。現在大家都比較關注這個問題，其實我們認為製造強國戰略本身對我們國家經濟發展的重大意義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現在這個階段，振興製造業，推進製造業效率的提升是我們走出中等陷阱的必要步驟”。
但他強調，不能把製造強國戰略完全對等於“中國製造2025”。“我的一個建議，需要從強調推進中國製造2025轉向製造業高質量發展。這個轉向本身意味著政策思路的轉變，從趕超對標，包括我們試點、示範這種推動的選擇性產業思路，轉向強調公平競爭，完善產業創新發展基礎的功能性產業政策的轉變，尤其是要發揮好競爭政策的基礎作用”。
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戰略調整方向：第一，在總體的戰略的目標上，要弱化把國外分為幾個方陣，分別對標和趕超，而要強調構造中國製造業的核心能力，為全球製造業發展做出原創性貢獻。
第二，在具體的發展思路上，要弱化重點產業的領域選擇。“我們拋開強調補貼，要強調的是知識產權保護和競爭中性的企業改革，尤其是我們應該強調共性科研的基礎能力的補足”。
“具體任務我們強調五大工程，包括智能製造、綠色製造、高端製造、服務型製造，但這些都是可以具體推進的，但是還應該更加強調服務型製造和製造業的品質革命。因為中國製造業的品質基礎沒打好的話，很難談所謂的製造強國”。
徐忠 對改革決策中一些現象的思考
徐忠表示，推動經濟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於建立規則明確、透明、市場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場經濟體系，而要實現上述目標，則要提高決策的科學性、有效性和精準度。
“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決定，明確了改革的總體框架，為改革做好了頂層設計，以此為指引，機關幹部白加黑、5+2加班加點出臺改革方案。社會上對一些重大改革措施的評價並不一致，還有一些人表示一些改革的實際獲得感並不強，這就需要我們仔細審視這一問題”，他說。
在仔細翻閱已經出臺的政策文件後，徐忠稱，第一，從決策機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難點和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往往沒有提到。“我想這背後可能是政策文件的制定過程和決策機制有關”，徐忠解釋，大部分文件是由處長們起草的，但在交流時會發現各部門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存在分歧。這種分歧可能是因為認識上的差異，也可能是有部門利益的考慮，很難協調一致。但處長們沒有調整立場、相互妥協的權利，但文件的出臺是有時限要求的，“所以就把有分歧的問題從文件中拿掉”。徐忠稱，被拿掉的有分歧的內容恰恰是改革真正需要推動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
第二，從文風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體怎麼改，往往語焉不詳，需要相關部門出臺細則才能執行。在其看來，我國政策文件大多結構工整相似，涵蓋改革的方方面面，從形勢研判到改革的必要性，從指導思想到基本原則等等。但是對政策的細節表述比較少，很多用鼓勵、支持等表述。但如何鼓勵和支持，並不清楚。“為什麼會有以文件落實文件，一個原因就是上一級文件沒把細節講清楚，事實上多個文件出臺，實際效果達不到預期目的，也會影響市場主體的預期”，徐忠表示，“當然這可能也與中國的文化心理有關，不願意把事情用老百姓能懂的語言講清楚，也不屑於描述具體的過程，而是見大不見小，喜歡寫大文章”。
第三，很多文件仍沒有體現政策制定的科學性，體現市場化導向，以及系統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為了短期目標，用行政化手段去改變長期性制度，“而制度保持穩定實際上是穩定預期很重要的關鍵”。
第四，從執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門化現象。徐忠認為，行政部門具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無法真正體現市場化和法治化。“立法部門委託行政部門立法，法律、規章制度出臺需要各部門之間自下而上溝通協調，負責起草文件的司長髮現各部門意見不統一，不能寫進法律裡，只能大而化之，結果法律、規章制度落實不得不依靠行政部門出臺相關細則，明確標準和操作程序，這就賦予了行政部門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導致高標準立法、普遍性違法、選擇性執法，同樣的規則因為執行部門的自由裁量權過大而產生選擇不同的效果，必然會擾亂市場預期，衝擊市場信心”。
徐忠稱，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觀看成績是實實在在的，人們群眾對進一步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充滿期待。在此背景下，只有進一步改進決策機制，改革問責機制，改革文件的設計理念，改革文風，才能鞏固改革的預期，增強市場主體及中國經濟發展的市場信心。“當然改革方案改革了，也會改善公務員的生活和工作質量”，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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