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五年前，就有了一種說法——寒門再難出貴子。
而最近翟天臨“學術造假”之事，更是將這種情緒渲染到了極致。
很多媒體制造焦慮，炮製慘狀，拿著明星的得意、寒門的不幸告訴你：
“門是窄的，路是小的，社會是不公平的。”
沒有翟天臨的時候，沒人探討資源優勢這件事。
一到出事，就為了利益販賣焦慮，這才是對普通人最大的傷害。
我想說，博士不是被翟天臨逼死的，寒門的出路，也沒有想象中那麼惡劣。
真正讓寒門感到絕望的不是翟天臨，而是輿論一次次強調“寒門難出貴子”的言論，一次次把他們的希望剝奪。
網絡時代，負面信息總是比正面的傳得快，慘烈的故事更容易形成“爆款”。
但有些真實，必須被宣揚，縱然身處泥濘，他們仰望星空的姿態，令人動容。
浙江麗水市理科狀元鄭燁，出生在一個小康之家。
然而9歲那年，父親腦動脈瘤破裂成了植物人，宣告了鄭燁幸福生活的結束。
他沒有被壓垮，而是以694分的高分，拒絕了北大和復旦，選擇了離家更近的浙大——為了好照顧媽媽。
然而好久不長，不久鄭燁就因身體不適進了醫院，一檢查，晴天霹靂：
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100萬左右的治療費和適合的骨髓配型，像兩座大山似的，砸在這個本就艱難的家上。
老天太殘忍，但幸好奇蹟有兩個名字，第一個叫母親：
鄭燁的母親，硬是在重重債務裡，湊出了8萬元治療費；
又在每次的療程結束後，揹著身高175的鄭燁，爬上6樓的出租屋。
奇蹟的第二個名字，叫社會。
鄭燁的事蹟一經曝出，立即傳遍了麗水全城，短短3小時，網絡募捐超過80萬元。
加上政府民政補貼和浙江大學的資助，基本上解決了治療費的問題。
後來的骨髓移植，鄭燁也僅用了3周，就跟河南的一位好心女士配型成功。
這個備受命運挫難的“寒門狀元”，被社會溫暖著，獲得了重生。
“心之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葦以航。”
寒門，確實是一個低的起點。
苦嗎？苦。
但有社會的溫暖和愛，寒門的出路，不會充滿蒼涼。
《爆發》中有個觀點我很喜歡：
“人類行為的93%是可以預測的，而剩下7%無法預測的，則可以改變世界。”
我見過太多人，在還沒開始做事之前，就給自己定性、認命。
“寒門難出貴子”，可就算只有1%的可能，為什麼不能爭取成為這1%？
“翟天臨式”的不公平，不能成為怨天尤人的理由。
低概率，不能成為我們不努力的藉口。
在別有用心的人筆下，博士的下場是“無期徒刑”，普通人改變命運“極其艱難”。
這種給寒門學子居心叵測的暗示，除了放大焦慮和恐慌，沒有任何意義。
學習的目的，難道只是為了找個好工作、掙大錢嗎？
鑽研學術更多的應該是一種熱愛，無所謂名利，而是發自內心的嚮往，透露著無比的高貴。
激光物理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高伯龍，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兩次輟學後，依然考入清華大學。
畢業的20年中，他被隔離審查，卻始終不放棄學術研究。
“總不能把自己的命脈，掌握在別人手上！”高伯龍擲地有聲地說。
中國工程院院士周豐峻，小的時候被父親用簸籮帶著闖關東。
那個年代，全家撿煤球、挖菜根、拾麥穗，維持生計都成困難。
可他憑著對知識的渴望，硬是考上了清華，實現了強軍興軍的夢想。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他們的存在，才是給寒門最大的信心。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是誰說“中國這麼多年來，出不了日本那麼多優秀的學者”呢？
是那些說“寒門難出貴子”，把責任全歸咎於社會、不懷好意的人們。
翟學術造假，只能毀掉他自己，毀不掉寒門的出路；
但是宣揚“寒門難出貴子”悲觀的情緒，卻真的能影響人的一生。
我小時候家裡條件一般，後來趕上我媽的病，便有些艱難。
但我爸從來不抱怨一句，他說出路是自己找的，與其抱怨環境差，不如想想怎麼努力變好。
魯迅先生說得沒錯，小人向來是最愛看戲的。
他們最愛看的戲碼，就是人設崩塌，最愛說的就是不公平。
彷彿一切錯誤都是社會造成的，自己是世界上最清白的人。
王寶強離婚，罵馬蓉的同時，多少人都把婚姻失敗歸結為王寶強“鳳凰男出身、農村直男癌”；可農村出身的男生，憑什麼就要受這種偏見指責？社會偏見才是離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吳秀波事件，多少人一邊罵小三家裡窮才傍明星，一面看著她上曬出來的私人飛機、手錶，說窮人家的女孩子傍大款才是唯一出路；可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女孩，是靠自己的努力，活得漂漂亮亮。不能一有風吹草動，就把責任推到社會上去，就把個人問題歸結為社會問題。
動不動就宣揚階層問題，居心叵測地帶壞風氣，這才是對普通人最大的傷害和不公。
“不假思索的善良，往往會成為惡的幫兇。”
因為有人闖紅燈走到前面去，所以我們就不再信任規則了嗎？
這個世界的秩序，不是由破壞者制定的。
這個社會的公平，也不會輕易被誰打破。
人的成功失敗，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少怨天尤人。
你會發現你弱的時候，壞人特別多，你強的時候，世界最公平。
某種意義上說，你我都是寒門。但寒門不該成為焦慮的代名詞。
因為我們從未投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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