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當時，中國處於北洋政府的混亂年代，俄國同樣處於十月革命的混亂時期，日本派遣了近8萬大軍，出兵西伯利亞地區，欲行干涉。期間，俄、日兩國相約，欲侵吞內、外蒙古。然而，俄國又因內外交困，無力顧及外蒙事務，同樣造成了外蒙發展形勢，非常的不窘困，王公欲有迴歸中國之意。
因此，於1919年2月，日本夥同白俄將軍謝苗諾夫，組織布裡雅特、內蒙古、呼倫貝爾諸部王公，在烏蘭烏德（烏金斯克）召開大會，欲組建“大蒙古國臨時政府”，並打算擁立第八世內齊託因活佛為帝，初定年號為“共戴”。同時，再三力邀外蒙古庫倫政府參加。但是，庫倫政府又不想被日本所控制，遂未參會。這下，惹怒了日本和謝苗諾夫將軍，立即起兵數萬，兵逼外蒙古邊境，揚言將對外蒙動武。
被孫中山譽為當代班超
對此，庫倫政府很是擔心害怕，遂向中國北洋政府尋求援助。從而，既為北洋政府提供了一個師出有名的條件，更為北洋政府創造了一個收復外蒙古的良機。
之後，北洋政府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率領4000餘“西北邊防軍”（原為準備參加一戰，政府籌建的“參戰軍”，但是還未參戰，德國便已戰敗，因此改為“西北邊防軍”，同時也稱為陸軍第25混成旅），出兵漠北塞外，直達庫倫(烏蘭巴托)，外以大軍威懾，內以鐵血手腕，用時僅一個月，最終於1919年11月17日，逼迫外蒙古庫倫政府向北洋政府呈交了撤消“自治”的請求呈文。
一、果斷狠辣，一舉收復
北洋政府收到庫倫政府的求援信息後，遣都護使陳毅前往應對危局。陳毅抵達庫侖後，為解決當地經濟凋敝，百姓生活貧困的惡劣社會局面，以免除外蒙各旗及沙畢納爾（活佛府邸）所欠中國國家銀行舊債利息為條件，在庫侖設立中國銀行庫侖分行，當地收支皆以中國銀元或紙幣結算。此舉，既控制了外蒙的金融權，還進一步緩解了外蒙的經濟危機。
接著，又多方募集資金，成立 “大顧張庫汽車公司”，極大地改善了中國與外蒙古之間的交通條件。
但是，這時最大的問題又出現了。俄國紅白爭奪戰已蔓延至貝加爾湖東南之地，就連庫侖相鄰的恰克圖之地也充滿著戰火的氣味，也令庫倫政府深感不安。因此，庫倫政府於1919年6月28日，致信陳毅，非常擔憂遭到謝苗諾夫和日本人的殘害，請求中央派遣大軍前來增援。
同時，王公與僧侶集團為了各自利益，相互扯皮，取消“自治”之求，遲遲難以商定。
對此，陳毅緊急電告北洋政府，請求派兵出鎮蒙古。並特意強調：“大兵入境後，矇事前途或可藉此解決，永奠蒙局。”
北洋政府收電後，立即行動。於1919年9月，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率領西北邊防軍4000餘人（陸軍第25混成旅），誓師出征，10月上旬抵達庫侖。
徐樹錚果斷推翻陳毅之前草擬的《外蒙取消自治後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後條例》的規定，認為其有七不可用，所以重新擬定了八條新《條例》，重點強調撤治事宜，始終不談王公與僧侶集團的利益。
這樣一來，陳毅擔心想引起當權者心下不滿，婉言相勸，但徐樹錚既不解釋，也不理睬。為此，陳毅電訴北洋政府，希望約束徐樹錚。豈料，北洋政府總理全力支持徐樹錚。因此，徐樹錚對外宣稱：“將在外，無論外交，無論土地，均應負其全責。”
之後，在談判桌上，徐樹錚毫不客氣地將《條例》甩在桌案上，將有條件撤治變為無條件撤治，以雷厲風行的手段，強令執行。王公、僧侶等庫倫政府當權者，原本就對“撤治”心生不滿。這下，曾經相鬥的兩派，又打算聯合起來，對抗徐樹錚。
見此，徐樹錚根本不按套路出牌，進入談判扯皮環節，而是提出不從者，直接全部押回北京。這下，庫倫政府再也不敢行拖延之計，乖乖就範。於1919年11月17日，遞交了要求撤銷“自治”的呈文。
觀點：來後確如陳毅所料，一年後外蒙古在蘇俄的支持下獨立建國。同時，《外蒙交涉始末記》的畢桂芳曾言道：“今以一旅之眾，倉促從事，威嚇蒙人則有餘，以言對外，適見其僨事耳。與其用武力以取快一時，反貽後患，曷若稍施以籠絡手段，徐徐圖之之為愈耶。”
也就是說，當時也好，後世也罷，均有許多人士認為，收復外蒙古不應該倉促行事，更不應該霸道行事，從而埋下了隱患。
但是，在當時的那種社會情況下，不如此難道有更好的方法嗎，顯然是不可能的。一是徐樹錚需要隨時應對國內的政治變局，沒有太多的時間來處理外蒙之事；二是於1920年7月4日，大總統徐世昌免去了徐樹錚西北籌邊使之職，其想過問外蒙之事已不可為；三是以當時混亂的時局環境，如果緩緩圖之，怕是連這短暫的輝煌也不會出現了。
也因此，《大公報》等媒體稱之為“歷史未有之盛事”。因為，自清末以來，中國可謂處處受盡屈辱，簽訂了多個割地賠款平等條約。因此，大振國人之心。
二、善後條例，利國利民
徐樹錚認為：“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
因此，於1920年5月，徐樹錚擬訂了《治蒙要略》。主要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大部分。
庶政：主張養殖軍馬，弘揚中化文明傳承，優待布里亞特人（原俄國駐民），厲行電報收費，重徵菸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適用於蒙古地區的刑律，興辦工商，力推教化、勸諭興學，發展農牧，開發鹽務林礦等諸多項實業。例如：創設邊業銀行、註銷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舊債；號召駐蒙將士引種天津大白菜，結果成了當地的大眾菜；調查礦產、籌備鐵路、修建醫院；創立“政教聯歡社”，加強同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交流；創立《朔方日報》、多次舉辦戲曲演出、與外蒙民眾聯歡，寓教化於娛樂之中等。從而，使外蒙古落後的社會秩序正在一步步邁向發展的康莊大道。
同時，鼓勵當地牧民由遊居生活，向定居生活過渡。
官制：建議設一總制，總領轄地，軍、民、政、商共商一切事宜；對於喀爾喀四盟，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六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墾牧諸事。
軍事：提議在外蒙的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各旅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墾地屯田。
所以，半年後，當徐樹錚被免職時，外蒙百姓憂心忡忡，於1920年7月8日，恰克圖商會自發致電大總統、總理、各部總長、參眾兩院，懇求收回徐樹錚免職之成命。
之後，陳毅代其職，非常遺憾的是，不到半年，外蒙便被白俄軍官恩琴及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黨奪搶奪而去。
觀點：由此可見，徐樹錚並非虎頭蛇尾之徒，乃是一代文武大傑。該出手時，果斷出手，毫不留情。事後政統，又心細縝密，所擬《治蒙要略》，更加符合當時外蒙的發展實際，也更有利於百姓的生產生活。只是，非常遺憾的是，由於當局政權相鬥，而被免職，再也難以大展治蒙的胸中抱負。反之，外蒙或許會是另外一番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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