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人員，文學上有一句話形容的很恰當，“刀尖上的舞者”。任務過程中，時時刻刻站在死亡的宮殿門口。這個職業折磨的過程，可能是幾個小時，可能是幾天，可能就是其一生。
回顧上世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上海，日軍警曾破獲了一個重要的中共潛伏組織，而追溯其源，和二戰中最偉大的間諜佐爾格被日本特高課破獲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中社部上海情報科，這是一個很少提及的中共情報組織，其隱秘性直屬延安領導，和彼時的中共上海市委平行，不發生工作交叉。這個情報科人員層次高，觸角四通八達。其獲取的情報基本出自於南京汪偽政府高層，日本東京首相官邸。持續不斷地報給延安的中共中央，部分共享給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對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都有著卓越的貢獻。
電視劇《智者無敵》
1942年7月，上海情報科的災難降臨了。潛伏在滬、寧等地的許多成員被日本警方逮捕，整個系統遭到嚴重破 壞，損失慘重。以往涉及中共情報史這段史實的敘述，大都片斷而零星，而且無不展現我方情報人員英勇、壯烈的一面，卻未能顯示期間還有出賣、變節的另一面。因而，難以解答與此相關的一連串疑問：這一突如其來的重大變故，為什麼會發生？一個極其嚴密的情報單位何以瓦解？究竟是哪個或哪幾個環節出了問題？太多的謎團如同海水下的礁石，偶爾一露，又無蹤影。近年來，雖說有著電視劇《智者無敵》，電影《東風雨》從側面去描寫這件事，但影視終究是影視，它終究是個美化的藝術。情報人員的艱難，生存的殘酷，向來都不是我們所能從熒幕或者銀幕上所能解讀的。
電影《東風雨》劇照
對於當年的中共上海情報科，那場無妄之災的火星，原本與它相距十分遙遠。那顆火星，最初在日本東京暗中閃現。 1941年，隨著向亞洲其它國家或地區擴大軍事侵略，日本國內增強了清查反戰勢力尤其是日G的力度。
1941年9月，警視廳通過翻查檔案，拘留了曾在1939年被捕的前日G黨員伊東立之妻青柳喜久代。她在一家軍需用品廠做工，承認自己是日G分子，屬於日G婦女支部，供述中提到她是北林智子的外甥女，而北林智子與美G日本科有關連，主要工作是蒐集日軍的情報，再通過美共組織送往莫斯科。這對日本警方是一個重要線索，緊接著抓捕了北林智子。由於北林智子曾在美國洛杉磯生活，還租過房子給一個名叫宮木的人，招供時提到了他，警方懷疑此人也有美G的情報關係。
尾崎秀實
1941年10月11日將他逮捕。沒想到，翌日宮木供認自己是一個名為“拉拇扎”小組的成員，該小組是隸屬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間諜組織。對日方來說，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斬獲，警方喜出望外。接下來，通過監控宮木的住宅，警方又逮捕了擔任情報員的宮木之女久津見子和譯電員秋山。至此，這個小組的外圍已經掃清。 1941年10月14日，警方逮捕了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尾崎秀實，沒想到他當天即供出實情，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尾崎秀實以中國問題專家身份成為近衛文麿的親信，進而利用這一便利條件獲取了蘇聯所需的許多重要情報。涉案的日本人，還有望族西園寺公望之孫西園寺公一、前首相犬養毅之子犬養健等，震驚日本朝野，近衛文麿宣佈辭職，被軟禁在帝國飯店，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上臺，內閣全部改組。
老東京帝國飯店（1968年被拆除）
其實在這之前，蘇聯紅軍秘密情報人員、“拉拇扎”小組核心人物佐爾格曾收到一張報警的小紙條，警告他危險正在逼近。他決定和日本情人石井花子一道逃離。可是他沒有燒燬那張小紙條，而是隨手扔在了路邊。尾隨他的警視廳秘密警察撿到小紙條，此後成為了他的間諜罪物證之一。（今天很多文學作品裡，出來了個“打火機”證據）
佐爾格郵票
1941年10月18日，佐爾格在石井花子家中被捕。差不多同一時間，小組的其他成員也全部就擒。佐爾格在嚴刑拷打下，承認自己是蘇聯間諜。坦白其於1933年9月奉命前往日本建立情報網，以“拉拇扎”為代號，經多年努力發展到39名成員，擁有4種國籍，掌握9種語言，分佈18種崗位，為蘇軍統帥部提供了德軍進攻蘇聯的計劃和日軍在遠東的戰略意圖等重要情報。
這裡要說明的是，“拉拇扎”小組成員中也有數名中國人，但與中共沒有直接聯繫。按佐爾格的說法：“不能與中共直接接觸，是莫斯科的嚴格命令。”所以，日本警方審理該案時，也並沒有針對中國境內的情報關係去做更多的聯想。但當調查越來越深入後，警方發現其中的核心日籍成員尾崎秀實與中國有聯繫，他涉嫌將包括天皇御前會議決定在內的信息發給人在上海的中西功。查究下來，尾崎秀實與中西功的淵源很深，亦師亦友，關係密切。中西功每次從中國回到日本，都會與尾崎秀實相約見面。於是，警方把調查的範圍擴大，將尾崎秀實在中國的關係人納入了監控的視線。
今天，石井花子的墓地
沿著尾崎秀實與中西功這條若明若暗的線索，那顆火星慢慢燃到了中國境內日本侵略者的重要佔領地，上海。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幾位日本人當時正活躍在隱蔽戰線上，是上海情報科獲取重大戰略情報的重量級成員。中西功在情報系統的戰友中，代號“大王”。
中西功
上海情報科，一個很像地方性情報單位的名稱，其前身卻是從1927年5月成立的中央特科演變而來。由於特科的負責人之一顧順章於1931年3月被捕後叛變，特科進行了改組，後受上海臨時中央局領導，武胡景、王世英，劉仲華等中共資深的高級情報領導在各個時期分別成為負責人。一直到1936年3月至1937年秋，由王學文負責；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堅持在上海的中共情報精英們再次改組，其中精銳部分成為了上海情報科，由徐強領導。
同為特科成員的徐強，李雲夫婦
因應客觀形勢的變化，上海情報科主要從事對日本的戰略情報收集。為此，組織和人員也有所擴充。中西功和西里龍夫等日裔成員，就是在這個階段參加工作，並在龐大的情報網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王學文
這些日本人之所以會成為中共上海情報科的重要成員，與特科前負責人王學文的未雨綢繆密切相關。王學文是老資格的中共黨員，曾在日本留學、生活17年，能說一口純正的日語，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任教時，有意識地對來華留學的日本學生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在他的引導下，一些學生如中西功、西里龍夫等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西功還是團支部組織委員。
1932年“一.二八”淞滬事變發生後，日本海軍陸戰隊要求同文書院的學生參加侵滬戰爭，但共青團支部在校內開展反戰運動，結果全體學生遭遣返日本。精通中文的中西功回到日本後，隨同尾崎秀實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很快成為中國問題專家，而西里龍夫則繼續從事進步活動，一度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獄。1933年春，出獄後的西里龍夫到上海就任日本新聞聯合通訊社上海總局記者。第二年，他找到老師王學文，並加入了中共，開始情報收集和分析工作。
1937年，日軍攻陷南京後，西里龍夫就任日軍中支派遣軍司令部奏任級囑託（顧問）、中華聯合通訊社指導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記者。中西功則是在1934年，經尾崎秀實介紹，進入最大的日企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大連總社調查部工作。一段時間後，他認為日本侵華的策劃中心移至上海，又設法調到滿鐵上海辦事處，還通過西里龍夫聯繫上王學文，於1938年加入中共。他兼任日軍支那派遣軍特別囑託（顧問）和日本中國抗戰力量調查委員會駐上海委員，又在滿鐵上海辦事處設立調查室自任主任，安排程和生等上海情報科成員任職這個特殊的日本駐華情報機構，利用工作之便對機密情報明取暗竊都易如反掌。王學文赴延安之前，向組織移交了西里龍夫和中西功等人的關係。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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