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人员，文学上有一句话形容的很恰当，“刀尖上的舞者”。任务过程中，时时刻刻站在死亡的宫殿门口。这个职业折磨的过程，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几天，可能就是其一生。
回顾上世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上海，日军警曾破获了一个重要的中共潜伏组织，而追溯其源，和二战中最伟大的间谍佐尔格被日本特高课破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社部上海情报科，这是一个很少提及的中共情报组织，其隐秘性直属延安领导，和彼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平行，不发生工作交叉。这个情报科人员层次高，触角四通八达。其获取的情报基本出自于南京汪伪政府高层，日本东京首相官邸。持续不断地报给延安的中共中央，部分共享给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电视剧《智者无敌》
1942年7月，上海情报科的灾难降临了。潜伏在沪、宁等地的许多成员被日本警方逮捕，整个系统遭到严重破 坏，损失惨重。以往涉及中共情报史这段史实的叙述，大都片断而零星，而且无不展现我方情报人员英勇、壮烈的一面，却未能显示期间还有出卖、变节的另一面。因而，难以解答与此相关的一连串疑问：这一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为什么会发生？一个极其严密的情报单位何以瓦解？究竟是哪个或哪几个环节出了问题？太多的谜团如同海水下的礁石，偶尔一露，又无踪影。近年来，虽说有着电视剧《智者无敌》，电影《东风雨》从侧面去描写这件事，但影视终究是影视，它终究是个美化的艺术。情报人员的艰难，生存的残酷，向来都不是我们所能从荧幕或者银幕上所能解读的。
电影《东风雨》剧照
对于当年的中共上海情报科，那场无妄之灾的火星，原本与它相距十分遥远。那颗火星，最初在日本东京暗中闪现。 1941年，随着向亚洲其它国家或地区扩大军事侵略，日本国内增强了清查反战势力尤其是日G的力度。
1941年9月，警视厅通过翻查档案，拘留了曾在1939年被捕的前日G党员伊东立之妻青柳喜久代。她在一家军需用品厂做工，承认自己是日G分子，属于日G妇女支部，供述中提到她是北林智子的外甥女，而北林智子与美G日本科有关连，主要工作是搜集日军的情报，再通过美共组织送往莫斯科。这对日本警方是一个重要线索，紧接着抓捕了北林智子。由于北林智子曾在美国洛杉矶生活，还租过房子给一个名叫宫木的人，招供时提到了他，警方怀疑此人也有美G的情报关系。
尾崎秀实
1941年10月11日将他逮捕。没想到，翌日宫木供认自己是一个名为“拉拇扎”小组的成员，该小组是隶属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间谍组织。对日方来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斩获，警方喜出望外。接下来，通过监控宫木的住宅，警方又逮捕了担任情报员的宫木之女久津见子和译电员秋山。至此，这个小组的外围已经扫清。 1941年10月14日，警方逮捕了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尾崎秀实，没想到他当天即供出实情，使案情有了重大突破。尾崎秀实以中国问题专家身份成为近卫文麿的亲信，进而利用这一便利条件获取了苏联所需的许多重要情报。涉案的日本人，还有望族西园寺公望之孙西园寺公一、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等，震惊日本朝野，近卫文麿宣布辞职，被软禁在帝国饭店，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上台，内阁全部改组。
老东京帝国饭店（1968年被拆除）
其实在这之前，苏联红军秘密情报人员、“拉拇扎”小组核心人物佐尔格曾收到一张报警的小纸条，警告他危险正在逼近。他决定和日本情人石井花子一道逃离。可是他没有烧毁那张小纸条，而是随手扔在了路边。尾随他的警视厅秘密警察捡到小纸条，此后成为了他的间谍罪物证之一。（今天很多文学作品里，出来了个“打火机”证据）
佐尔格邮票
1941年10月18日，佐尔格在石井花子家中被捕。差不多同一时间，小组的其他成员也全部就擒。佐尔格在严刑拷打下，承认自己是苏联间谍。坦白其于1933年9月奉命前往日本建立情报网，以“拉拇扎”为代号，经多年努力发展到39名成员，拥有4种国籍，掌握9种语言，分布18种岗位，为苏军统帅部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计划和日军在远东的战略意图等重要情报。
这里要说明的是，“拉拇扎”小组成员中也有数名中国人，但与中共没有直接联系。按佐尔格的说法：“不能与中共直接接触，是莫斯科的严格命令。”所以，日本警方审理该案时，也并没有针对中国境内的情报关系去做更多的联想。但当调查越来越深入后，警方发现其中的核心日籍成员尾崎秀实与中国有联系，他涉嫌将包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在内的信息发给人在上海的中西功。查究下来，尾崎秀实与中西功的渊源很深，亦师亦友，关系密切。中西功每次从中国回到日本，都会与尾崎秀实相约见面。于是，警方把调查的范围扩大，将尾崎秀实在中国的关系人纳入了监控的视线。
今天，石井花子的墓地
沿着尾崎秀实与中西功这条若明若暗的线索，那颗火星慢慢燃到了中国境内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占领地，上海。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几位日本人当时正活跃在隐蔽战线上，是上海情报科获取重大战略情报的重量级成员。中西功在情报系统的战友中，代号“大王”。
中西功
上海情报科，一个很像地方性情报单位的名称，其前身却是从1927年5月成立的中央特科演变而来。由于特科的负责人之一顾顺章于1931年3月被捕后叛变，特科进行了改组，后受上海临时中央局领导，武胡景、王世英，刘仲华等中共资深的高级情报领导在各个时期分别成为负责人。一直到1936年3月至1937年秋，由王学文负责；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坚持在上海的中共情报精英们再次改组，其中精锐部分成为了上海情报科，由徐强领导。
同为特科成员的徐强，李云夫妇
因应客观形势的变化，上海情报科主要从事对日本的战略情报收集。为此，组织和人员也有所扩充。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日裔成员，就是在这个阶段参加工作，并在庞大的情报网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王学文
这些日本人之所以会成为中共上海情报科的重要成员，与特科前负责人王学文的未雨绸缪密切相关。王学文是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曾在日本留学、生活17年，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时，有意识地对来华留学的日本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的引导下，一些学生如中西功、西里龙夫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西功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
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要求同文书院的学生参加侵沪战争，但共青团支部在校内开展反战运动，结果全体学生遭遣返日本。精通中文的中西功回到日本后，随同尾崎秀实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很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而西里龙夫则继续从事进步活动，一度被日本警方逮捕入狱。1933年春，出狱后的西里龙夫到上海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上海总局记者。第二年，他找到老师王学文，并加入了中共，开始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西里龙夫就任日军中支派遣军司令部奏任级嘱托（顾问）、中华联合通讯社指导官和日本同盟社首席记者。中西功则是在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进入最大的日企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大连总社调查部工作。一段时间后，他认为日本侵华的策划中心移至上海，又设法调到满铁上海办事处，还通过西里龙夫联系上王学文，于1938年加入中共。他兼任日军支那派遣军特别嘱托（顾问）和日本中国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驻上海委员，又在满铁上海办事处设立调查室自任主任，安排程和生等上海情报科成员任职这个特殊的日本驻华情报机构，利用工作之便对机密情报明取暗窃都易如反掌。王学文赴延安之前，向组织移交了西里龙夫和中西功等人的关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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