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18日

BBC記者Karishma Vaswani：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傾聽您的立場，我們知道現在全球針對華為有很多錯誤的理解，從BBC的角度來看，想通過這樣的機會了解您的觀點，對這樣的機會表示感激，待會會向您提問題，這些問題是全世界都非常關心的一些問題，我也會非常公正地問問題，再次對您接受採訪表示感謝！

任正非：我非常高興回答您的問題，其實全世界很關注我們，我很感謝美國政府，因為華為公司本來就是一個小公司，也不是很出名，但美國這麼多高官在全世界遊說，告訴全世界“華為這個公司很重要，它有問題”，結果讓全世界人關注華為。他們關注華為，再一解剖，其實華為是一個好公司，我們的銷售額增長速度非常快，終端平均增長速度每個月增長50%的銷售量，所以我們要感謝美國政府到處為我們做廣告。

記者：我現在代表全世界在問您問題，有些問題聽起來可能有些挑剔或者比較困難，但是我們的想法是真正想了解您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希望不要讓您覺得不舒服。

任正非：

1、記者：非常感謝任先生，一開始想問您的問題是與華為公司有關的。華為公司到現在只有短短的三十年時間，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在您最初創立華為時華為有哪些挑戰？

任正非：我認為，最初創立華為時是中國開始開放改革，鄧小平認為中國軍隊的人數太多，大裁軍，我們是整體整建制的幾十萬人、上百萬人被裁掉，裁掉以後要轉到地方來工作。中國正在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不是我們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連中央領導也不知道市場經濟為何物，鄧小平理論叫“摸著石頭過河”，但是這個“河”摸不好，就掉到“水”裡被淹死了。我們那時候走上市場以後，不知道市場是什麼，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事，實際上就是走到了一種完全不容易很能生存的時候。

剛好我這個人的性格又是一種比較激進的性格，我就走到深圳這個地方。深圳正是市場開放的前沿，市場化程度比中國其他任何地方都快。我一個完全是在軍隊裡面工作、完全服從命令的人突然在市場經濟來進行貨物的交付運作時，我是非常不熟悉的，所以我也吃過虧、上過當、栽過跟頭。但是這時我還得爬起來，因為還有老婆、孩子要生存，我要養活他們。所以，那時候想是不是可以創業做一個小公司。創業的資本大概2.1萬人民幣，相當於2000英鎊，這2000英鎊還不完全是我的，因為我的轉業經費只有2000英鎊的1/5左右，集資創立了華為公司。在那種時代，是時代把我們推到走向這條路。

我們走向這條路的目的還是為了生存，並非為了理想，那時候還不具有理想，因為那時候生存條件也不具備。我當時的創業經費不夠今天一個服務員半個月的工資，怎麼能有理想？所以，那時我們第一個要素是“生存”。

2、記者：您剛才描述了華為創立之初經歷了非常巨大的挑戰和困難，但是今天知道華為成為全球電信市場的頂尖玩家，怎麼做到的？

任正非：我創立華為以後，就要去琢磨“到底市場經濟為何物”。我在研究時閱讀了許多法律的書籍，包括歐美很多法律書籍。中國沒有這些法律書籍，我只能閱讀歐美的法律書籍。我就悟出了一個道理。

市場經濟就兩個東西：一是客戶，一個是貨源，兩個的交易就是法律。客戶我不能掌握，那我應該掌握貨源。我以前就是搞科研的，接著下來我們就研究產品，把產品做好賣給客戶。

3、記者：我們看到現在華為非常成功，您對於華為下一步的目標是什麼？

任正非：我們剛剛走向創業的時候，世界通信產業在我們這三十年中，人類在通信產業實際跨過了幾千年。我們創業時沒有電話的，那時打電話用搖把子來搖電話。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片看到的搖電話，那時是很落後的狀況下。那時起步做一些適合農村賣的很簡單的設備，沒有把賺來的錢消費，賺來的錢用於投資，投出去，把設備從那麼小做到那麼大。正好中國大規模需要發展產業時，我們這些落後設備還能賣出去。如果今天創業，我也不知道會不會能成功。我們慢慢走過來，覺得我們有可能做成功，所以聚焦在這方面去努力。

一個人如果專心只做一件事是一定會成功的，當然那時我是專心致志做通信的，如果專心致志養豬呢？我可能是養豬的狀元；專心致志磨豆腐呢？我可能也是豆腐大王。不幸的是，我專心致志做了通信，通信這個行業太艱難、門檻太高。愛立信CEO曾經問我過一次：“中國這麼差的條件下，你怎麼敢邁門檻這麼高的產業？”，我說：“我不知道這個產業門檻很高，就走進來了，走進來以後，我就退不出去了，退出去我一分錢都沒有了，兩萬多塊錢都花光了，退出去我就只有做乞丐了。”所以我們勇敢繼續往前走，一步步往前走。

我知道我們沒有那麼多力量，就把力量縮窄，縮到窄窄的一點點，往裡面進攻，一點點進攻就開始有成功、有積累，我們覺得這種針尖式的壓強原則是有效的，所以我們聚焦在這個口上。這三十年來，我們從幾百人、幾千人、幾萬人到十八萬人，只對準同一個“城牆口”衝鋒，對信息傳送領域進行衝鋒，而且對這個“城牆口”每一年的投資量150到200億美金左右的力度。在科研投資上，我們是全世界前五名，聚焦在這個投入上，我們就獲得了成功。

為什麼我們成功了，別的公司不容易成功呢？上市公司要看財務報表，不能投多了，利潤少了，股票掉下來了。我們是為了理想而奮鬥，我們知道，只要把肥料放到土地裡面，土地變肥沃了，最終土地還是我們的，那我們為什麼今天要把肥料分了呢？所以，我們進行投資，而且投資強度大於別人，就會領先別人而獲得成功。從這點來說，我們區別於上市公司，我們不上市，就不會因為財務報表的波動而擔憂。如果我們是上市公司，今天國際社會對我們輿論風波，股票嘩嘩跌。而今天我們沒有什麼感覺，繼續往前走。

我們認為，華為持續幾十年只做一件事，這件事就獲得了成功。

4、記者：剛才問題還問了您未來對華為的打算和目標。接下來的問題是華為現在取得的成功受到了威脅，美國針對華為發起了一系列的攻擊，比如說美國的司法部針對華為進行指控，說華為偷其他公司的技術，您覺得這些指控是公平的嗎？

任正非：首先，華為未來三十年或者更長時間，我們的理想是什麼？還是為人類提供信息化服務。我們認為，在人類未來二三十年，一定會發生一場巨大的革命，這場革命就是技術革命，技術革命就是信息社會會智能化，因為人工智能的出現，會推動世界智能化。雲化和智能化，信息會像“海嘯”一樣爆炸，爆炸一定要有東西支撐，要有最先進的聯接設備和計算設備支撐。我並不認為5G，也並不認為今天各種傳送，會滿足人類目標的頂點，我認為人類還有更深刻的需求要解決。所以，今天我們只是在變革的初期，我們也只是跑到這次變革的起點，後面的路還很長，我們努力要做到使人們得到更快、更及時、更準確、更便宜的信息服務。

過去三十年，我們給170多個國家、30億人口提供了信息服務，填平了數字鴻溝，由於信息變得比較便宜，很多窮人都可以在很遠的山溝裡面看見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這些孩子就會得到很多進步，這些孩子將來就是下一代人類社會的棟樑和骨幹。我們為了信息社會給人類提供更美好的未來提供服務。

關於美國對我們的一些打擊、指控，我認為應該由法律來解決。我相信美國一個法制國家，是一個公開透明的國家，最終通過法律來解決。我有時候也很高興，美國是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高級領導走到全世界都在說華為，其實我們廣告沒做到那些地方，人們還不知道華為為何物，由於他們一講，全世界都知道華為，現在全世界的輿論中心“華為、華為”。我們得到了一個簡直非常偉大的廉價廣告，讓人們最終認識到華為是一個好東西的時候，我們的市場困難就會減少很多。今天我們沒有困難，明天的市場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社會理解。所以，我並沒有對美國發起這些東西有多憤慨，我認為，既然是司法了，就由法庭去解決，去作出判斷。

5、記者：非常感謝您的回應，我也非常仔細讀了美國司法部針對華為的指控細節，他們提出了非常有說服力的證據，例如華為中國的員工通過郵件的往來讓華為美國的同事提供其他公司的技術原形，而且不止一次，這又怎麼回應呢？

任正非：美國司法部已經起訴了，還是由法庭的判決來做出結論。

6、記者：我也理解也非常明白現在在司法程序之內，但整個世界是想了解的，從外界來看美國想把華為描成一個不能夠、不值得信任的公司，因為華為多次盜竊美國的技術，而且不止是一次，之前有思科、北電、摩托羅拉都指控華為說你偷了我們的想法、偷了我們的技術，美國想說正因為如此，華為是一個不值得信任的公司，對於這個您怎麼回應呢？

任正非：其實我們非常多的技術遠遠領先了西方公司，不僅是5G光交換、光芯片……，這些領先的數量之龐大，是非常非常複雜艱難的技術，同行會比較清楚。因此美國指控的這些東西只是一些邊緣性的東西，不構成華為是靠偷美國的東西變成今天這麼強大。現在我們很多東西美國都沒有，怎麼去偷呢？首先，不要只去看華為存在的一些問題和缺點，應該看到華為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我們現在有8萬多項專利，信息社會的基座，華為是有貢獻的，在信息社會基座中，有一部分是華為公司提供的。

第二，我們在美國註冊了1.1萬多項專利，這是美國法律賦予了我們權利的，我們給人類社會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務，而且我們正在不斷開放過程中。我們給各個標準組織提供了5.4萬多份文章，這些都是給人類社會提供了貢獻的，也要看到華為公司對人類社會的貢獻。至於其他問題，還是要通過司法來解決。

7、記者：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想把華為描述成一個不能被信任的公司呢？

任正非：首先，美國這個國家沒有華為的設備。美國是不是已經解決了網絡安全問題？如果美國是因為沒有華為就解決了網絡安全問題，那麼別的國家也如此，不用華為就解決了網絡安全問題，為了世界犧牲我們一個公司，是值得的。美國並沒有解決信息安全問題，它的經驗怎麼與給別人介紹？說“我們沒有用華為設備，但是我們信息也不安全”，它這樣的解釋怎麼讓歐洲相信呢？我們這三十多年來，給170多個國家、30億人口提供了服務，沒有不安全的記錄，美國說法的事實依據在哪裡？客戶這二、三十年是有體驗的，消費者是有選擇能力的，這個問題還是要通過法律不斷地深入，法庭會做出一個結論的。

8、記者：美國現在也在給它的盟友施壓，我們用不用華為的設備，全世界也不要用華為的設備。如果用了華為的設備，有可能中國政府通過華為設備從事間諜活動，事實是這樣嗎？

任正非：首先，這個世界過去三十年有非常多的客戶不用我們設備，並不等於現在才出現。至於有一部分國家不用我們設備，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至於我們設備有沒有後門？我上次接受《華爾街日報》等有關報紙的採訪時說，我們公司絕不可能安裝後門，我們公司也絕不可能從事任何間諜活動。而且我們也不會接受誰的指示來安裝後門，如果有這個行為，那我就把這個公司解散了。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慕尼黑的安全會議上發言，講了“中國政府從來不會指引任何企業去安裝後門，中國政府要求所有企業都要遵守國際法、遵守聯合國法律、遵守各個國家的法律，在任何地方都要合規經營”。所以，中國政府也表態了，不會讓企業安裝後門；我個人也承諾了，我們企業也承諾了不會有後門，三十年的歷史也證明我們沒有後門。

但是美國有什麼想法，我是不清楚的，如果歐洲用了華為的設備，美國也搞不到他們的情報了，因為他們進不來。歐洲也提出“信息數據不要離開歐洲”，這樣他們想進也進不來了，因為我們的設備沒有後門，他們進不去歐洲的信息網絡

9、記者：您剛才說到，華為也好、您本人也好過去從來沒有要求在華為的設備中安裝後門，如果以後收到這些訴求，寧可把公司關掉，華為這麼大一家公司，有18萬人，不說公司生存和安裝後門的選擇，公司的生存和你把設備信息獲取的權限開放給中國政府，這樣的選擇之間應該怎麼做？

任正非：第一，中國政府這麼高領導已經明確表態“不會讓企業安裝後門”，而且我們也不會安裝後門，因為華為的銷售收入是幾千億美金，不會因為這一點引起全世界的客戶和國家反感，否則以後我們就沒有生意了。沒有生意，我們怎麼償還銀行的錢？我也不會冒這個險。“解散公司”的講述是表明了一種決心，表明我們不會做這件事，更不會把任何信息交給別人。

10、記者：現在對於華為的一些誤解或者說一些需要澄清的地方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您本人和中國軍隊和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所引發的。有人說您享受只有中國政府員工才有的一些特權，有人說華為在內部設立了黨委，引發了很多對於華為的問題。華為和中國政府到底有多緊密？為什麼要在華為公司設立黨委？黨委存在的必要性是什麼？他們行使的職責是什麼？

任正非：第一，我們是在中國這個環境下注冊的，和中國政府的關係就是要遵守中國的所有法律，要遵守中國所有的管理規定，要向中國政府繳納稅收，要解決員工就業問題，包括周邊環境的社會責任問題。華為成立共產黨組織是在摩托羅拉和IBM、可口可樂中國公司也成立之後，我們在成立之前，他們已經先成立了。這是中國法律要求，我們得依法經營。在我們公司，黨委起到的作用就是團結員工、教育員工好好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為國家、為人民，也為自己。主觀上是為了自己，但是客觀上是為了國家、為了人民。因為主觀上自己掙到錢了，但是要繳稅，繳稅就是為了國家。所以，我們黨委起到的作用只是教育員工的作用，不參加任何經營決策。

中國法律規定，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必須建立共產黨組織，這是法律，我們只好遵守法律。就像英國人很熱愛英國，中國人也會熱愛中國。英國人也要擁護它的執政黨，不擁護執政黨為什麼投票給它？投票給它就是擁護它。中國的執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我們也要擁護它，不擁護怎麼行呢？一樣的。每個國家，人民熱愛自己的國家，擁護自己的執政黨，這個國家才能前進。國外選民有權發表自己的意見，中國現在的網絡也在發表各種意見，國家也在不斷改革，這個問題是可以理解的。

11、記者：我下面說的這句話不是不敬，但是中國確實跟英國不一樣的。任先生對所有看節目的人，怎麼向他們保證中國共產黨讓華為在設備中安裝後門或者提供給他們一些權限，獲取華為設備的信息，華為怎麼向他們說不呢？

任正非：首先，我不知道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我們也沒有出現什麼人無緣無故就不存在。因為我們公司是一個商業公司，從來不過問政治，也不會去和政治打“擦邊球”，我們是靠勤勞、努力，做好任何一項工作獲得客戶對我們的信任，我們也不會做一些行賄、受賄這些事情，我們沒有經歷過這件事情。至於我是給西方講過“我們絕不會開後門，絕不會做這件事”，中國的官方媒體都發表了，沒有人找過我，說明國家也認同“企業要服務社會”，為世界服務，不可能違背世界規則還要走向世界。 因此，我們認為，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沒有這個體驗，所以回答不了你這個問題。

12、記者：現在其實從西方的角度來看是存在所謂的不一致的地方，您本人跟中國的軍隊有聯繫，華為在公司裡面設立了黨委，中國大環境下共產黨是一黨執政的制度，從西方很多人角度來看，他們很難理解這種情況下華為怎麼能夠說完全不受共產黨的影響？

任正非：第一，作為共產黨現在領導我們國家進行開放改革。如果三十年前，我和你這樣的見面，可能對我是非常很危險的，但是今天我能接受你的採訪，很多尖銳問題我也可以直面回答，說明中國政治環境中已經顯得比較開放了。當然，還會越來越開放，社會變化是非常大的。

三、四十年前我沒有走向西方留學，我的很多好朋友都到美國、加拿大留學，我沒有去是因為我是軍人，我沒有身份證，沒有權力去留學，錯過了這個時代。他們回來告訴我“什麼叫超市”，我對“超市”這個名詞一點概念都沒有，你想，我對市場經濟的認識多麼膚淺。今天中國變化多大，至少在經濟制度上與西方很接近了。

第二，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很下級的軍官，一旦離開軍隊以後，就沒有任何聯繫、沒有任何往來，我並不是像美國描述“可能是一個高官”。我是一個很小的軍官，從事普通的民用工程建設。我開始在連隊做一個技術員，後來升為工程師，由於有成績，升到一個20多人的小型研究所當副所長，當時是副團級，我最高也只做到這級。我當年在軍隊時夢寐以求的想“能不能給我一箇中校軍銜”，但是大裁軍時，什麼都沒有給我，我就走了。所以，現在我是一名沒有銜的普通退伍軍人，跟軍隊沒有任何往來。

大家不要認為華為今天的強大是因為有背景，100%是國家的企業也有沒有搞好的，有背景就能搞好？還是我們自己在努力，自己的努力是最主要的。當然，這些努力中也有大量的是西方哲學。因為我們學習建立公司中，向西方學習了大量的哲學、文化、管理，所以你到我們公司來，感覺更像西方公司，不像中國公司。

13、記者：任先生，您剛才提到跟中國的軍隊沒有聯繫，但是我們自己做了一些研究，您的女兒在這次通過加拿大轉機被扣押時，據媒體報道說她所持的護照是一般只會發放給中國的國有企業員工或者中國的政府員工。另外，我也做了研究發現華為前董事長孫亞芳女士在之前國安部下屬的情報機構工作，為什麼還說華為跟軍隊沒有聯繫？

任正非：第一，關於孟晚舟的護照。過去中國經歷了非常漫長的改革時間，最早中國是沒有私人護照的，因此中國公民持的是“普通公務護照”，普通公務護照就是普通老百姓，只有公務護照才是國家機關人員的；後來越來越開放以後，私人護照才產生。因為我們頻繁出國，護照的頁數很快就蓋完了，蓋完以後就會換一本新護照。我個人的護照可能比她很多，因為蓋完章就得換一個新護照，歷史上在外面就有很多護照的頁數。我不清楚孟晚舟法律上披露她的護照數量的過程。我個人也有非常多的護照，因為頁數蓋滿章失效了，失效之後是可以給你本人的，因為上面還有許多國家的有效簽證，但同時有效的只有一本。護照剪掉一個角，表明護照上的簽證是有效的。一個人還是隻能擁有一個合法的護照。

至於孫亞芳事情，以前有公示過，就按公示來。我們有18萬人，就業的人來自於四面八方，不能說只有洗得乾乾淨淨的“小學生”才能進入公司。進入公司的人來自四面八方，我們要看他的行為，而不是看他的來源，否則十八萬人這麼挑法，我們不清楚。所以應該根據公告來看這件問題，不應該去無端猜測這個人曾經在哪。在美國待過回來，就是美國間諜？那也不是，我們的美國留學生非常多。

（未完待續）

閱讀更多 環球風雲補壹刀 的文章

關鍵字: 機會 華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