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許家印們”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為何“許家印們”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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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印們”在香港掀起的美元債狂潮,究竟是外匯儲備的利好,還是外債風險的“定時炸彈”?
為何“許家印們”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上週五(3月15日),2019年全國兩會閉幕。高層對房地產的幾處表態,讓人聯想。

一處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健全地方稅體系,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

另一處是,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慄戰書表示,“集中力量落實好黨中央確立的重大立法事項,包括審議民法典,制定房地產稅法等,立法調研、起草,加緊工作,確保如期完成。”

這兩處都提到了“房地產稅”立法。看起來,這個稅箭在弦上。

不過,這裡有兩個問題必須澄清——特別是對於那些依舊有志進行大規模物業投資的人來說,更要心中有數。

為何“許家印們”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首先,立法需要一個過程,這是國家進步的體現,至於這個過程有多長,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並按照法定程序來確定。它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你不知道多少年。

其次,具體徵收的某些技術性細節,才是關鍵。你要知道,重慶和上海兩大直轄市早已開徵房產稅,但對當地樓市的影響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

為什麼?問題在於起徵點和徵收範圍。對此,這裡不再細說,有興趣的可以去看這兩座城市的徵收細則,自然恍然大悟。

實際上,“房地產稅”很難成為市場的“黑天鵝”,這個行業的舊有屬性,在未來的相當長時間內,都難以出現本質性的變化(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當然,這個行業絕非歲月靜好,一些暗流並不被人關注,但剛好是它們,將影響行業的走向以及地產大佬的命運。

美元變貴,地產商卻借得更起勁

自從2017年的“520大調控”之後,房地產差不多要從公共輿論的熱門關鍵詞中消失了。現在,房企大佬在香港的美元借債大潮,終於讓大家重回舞臺中央。

房企在香港發美元債,原本不是什麼新聞,因為當年去香港上市,就是為了美元融資。但這一回,融資呈現了兩大不同於過去的特徵,簡單來說:

一是,多。

比如,國際權威金融數據公司Dealogic的數據稱,今年1、2月份,中國地產商發行美元債的規模同比增加了136%,達190億美元。其中,比較激進的發債者包括了恆大、萬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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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貴。

發債大潮從2018年下半年就開始了。據一些機構的統計,和以前相比,這一時期發行期限、條件和數量相同或類似的美元債券,票面利率出現了明顯走高。比如,2018年下半年,恆大發行的三筆債券之中,最高票面利率高達13.75%,這是內地房企在港發債成本最高之一。

債券發行時,所謂“利率”主要是兩個,一是票面利率(定期付息),二是收益率(參考市場利率確定,主要用來給債券折現定價)。對發行者而言,前者帶來的固定票息支付才是真正的“利息”,它需要拿出真金白銀,會直接施壓於企業的現金流。

比如,一家企業以10%的票面利率融資10億(假如平價發行),那麼意味著這家企業必須每年支付1億美金給債券的持有者。顯然,企業付息壓力不小。因此,在業內人士看來,如果一家企業敢於發行票面利率超過10%的債券,那麼最可能的原因只有一個——缺錢。

缺錢的不只恆大。在2018年下半年,雅居樂為代表的多家“二線房企”也多次發債,而且利率相較於前幾年也明顯走高。

香港的美元“變貴”,一點都不意外,因為美聯儲早已進入退出量化寬鬆的時間通道,美元迴流不可避免。實際上,正是由於美元向美國本土迴流,港幣匯率一度大幅承壓。

2018年上半年,香港金管局甚至打響了“港幣保衛戰”,金管局通過不斷從市場上買入港幣,來維持港幣對美元的固定匯率區間(聯繫匯率制度),此舉旨在穩定國際資本在香港的投資信心。這種局面近20年來少有發生,因此一度讓人想起1998年香港與“金融大鱷”索羅斯的世紀對抗。

因此,內地房企發債利率實屬正常,但問題在於,既然這麼貴,為什麼還要融資這麼多,原因只是缺錢嗎?你要知道,民營地產商從來都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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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儲增加,“許家印們”的大智慧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正式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第45任總統。之後,他提名“鷹派”的投資銀行家鮑威爾替代溫和的耶魯教授耶倫,擔任美聯儲主席——在參議院認可的情況下。打造強勢美元,吸引美元資金迴流,特朗普的指向很明確。於是,委內瑞拉、土耳其和阿根廷,一個一個地被放倒。

它們倒下的原因並不複雜,它們都缺乏足夠多的外匯儲備,所以一旦有風吹草動(外資撤資),本幣就馬上崩潰,經濟則傷筋動骨。但中國不一樣,“四萬億”美元的鉅額外儲,是中國應對美國貨幣政策外溢效應最強大的緩衝墊。

但事情在2015年起了變化。

2015年是一個多事之秋,它改變了中國經濟。年中,股市罕見狂跌。投資者的信心,直到3年之後的今天,依然難以恢復。

這一年,中國的外儲同樣遭受了一次罕見的“減記”。2014年6月,外匯儲備達到了3.99萬億美元的峰值,但2015年末,這個數字已經變成了3.33萬億。一年半的時間,減少6600多億。與此同時,人民幣按照平均匯率計算,也比上年貶值了1.4%。

於是,保衛國家的外匯儲備成為了經濟領域的一件大事。萬達、海航等熱衷於在海外搞併購的民營財團,開始不斷被監管當局“點名”,而國有金融機構也隨即拋售一些涉及公司的債券,或者收緊其貸款。它們的海外併購消耗了太多了的外儲,必須要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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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9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一個名為《關於推進企業發行外債備案登記制管理改革的通知》的文件,這個文件幾乎代表了中國對外債問題一種態度上的革命。

這個文件取消了企業發行外債的額度審批,改為備案登記制管理,換句話說,外債發行從“審批制”一下子過渡到了“註冊制”。為什麼這樣做?

原因之一是,當時,美聯儲退出QE的力度尚不算大,美國還是奧巴馬當政,溫和的耶倫教授還在執掌美聯儲,美元利率相對還比較低,國內公司去香港等境外市場發債,還是很合算的。

另一個因素也不能忽視:外債發行的另外一個重要副產品是,它能直接增加外匯儲備。

比如,一家房地產企業在香港通過債券融資融到10億美元,這些錢用來開發上海的一個地產項目,但10億美元無法在內地直接使用,只能用人民幣,所以10億美元必須結匯成為67億人民幣(假設匯率為1:6.7)才行。在這個結匯過程中,10億美元即通過銀行體系進入了外儲系統。

可以這樣說,前兩年,“王健林們”通過海外併購,消耗了國家的外匯儲備,因而被敲打。現如今,“許家印們”卻通過香港發債,增加了國家的外匯儲備,有點為國分憂的味道。

2017年1月的時候,中國外匯儲備為29982億美元,是自2011年2月以來首次低於3萬億,但局面很快改觀。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在進行2018年工作回顧時提到,“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外匯儲備保持在3萬億美元以上。”

至少從客觀上講,2018年下半年的地產商境外美元發債大潮,是對外儲的穩定有貢獻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講,“許家印們”是非常有大智慧和大格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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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重要性,地產大佬的終極夢想

房地產對中國很重要,這個行業具有不可比擬的“系統重要性”。但是,這個“系統重要性”不包括地產商,特別是民營地產商。

但另一方面,地產開發作為一個典型的資金密集行業,背靠國有金融體系又是最優的生存策略。因此,所有的民營地產商都夢想著某一天構建出自己的“系統重要性”。如何構建?

借債,便是方法之一。海航的創始人陳峰曾有個觀點,“蝨子多了不怕癢,借多了才睡得著。”而現在,地產商不但借債,而且借的還是美元,那就更“睡得著”了。因為,沒有一個監管者會願意看到境內企業外債大面積違約——在國際貿易環境風雲變幻,人民幣匯率成為金融穩定之錨的時刻,更是如此。

外債是個要命的東西。土耳其里拉的崩潰,本質上就是個外債問題。2018年上半年,土耳其債務高達4600億美元,多數是外債,但這個國家的外匯儲備卻只有1000億美金再多一點。委內瑞拉,更不用說了。

回顧20世紀後半葉的兩次後發國家大規模金融危機,基本上都是外債負擔過重,然後外資突然抽離所致。

拉丁美洲在產業政策上曾經一味搞“進口替代”,即片面強調發展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不重視國際貿易,導致國家創匯能力不足,外儲少得可憐。所以,最後一旦美元撤資,沒有足夠的外儲作為緩衝,本幣瞬間崩潰。此外,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本質上也是這個邏輯。

為何“許家印們”拼命在香港借美元?

外債不可控,但內債可控,而且後者還可以通過某些高超的“金融創新”,進行債務成本的轉嫁。因此,中國一直都在嚴控外債規模,而內部債務則不斷攀升。但是,在嚴控外債的時候,房地產商發外債則是一個例外,監管部門對它們多半都會放行。

早先幾年,民營地產商發行的美元債,一直都是中國地產行業紅紅火火的核心燃料,沒有這些錢,中國經濟的增速也一定會失色不少。那個時候,地產商在海外借到的美元,利率比內地貸款利率和發債利率都要低。所以,民營地產商對香港上市,獲得一個美元融資的平臺,趨之若鶩。

民間傳說,許家印當年為了獲得基石投資者的支持,確保恆大在香港上市成功,曾沒日沒夜地陪香港的資本大亨打牌,一直打到想吐,便是這個道理。

那是中國民營地產商最幸福的巔峰時刻。現在,美元越來越貴,境外發債的利率已經開始大幅高於國內。比如,一家地產公司2018年下半年發行的3年期美元債,票面利率是11%,而幾乎同一時間的同期限人民幣債券,票面利率卻不到8%。

既然這麼貴,為何還要堅持發美元債?一種常見的說法是,民營地產商“融資難”,境內發債不易,所以只能在境外發。

其實,另一個因素也不容忽略,儘管它看起來有點“陰謀論”——地產大佬們都有大智慧,他們深諳某些隱秘的生存法則。

他們很清楚,借入大量的美元債固然增加自身的財務成本和現金壓力,但也的確也緩解了暫時的資金問題。與此同時,這也可以看做是獲得“系統重要性”的一種方式,儘管這種方式既另類,也冒險。

當美元借得足夠多,那麼民營地產公司的債務便可能成為一種外債風險。此時,監管當局顯然不願意看到這種風險的爆發,它們自然有辦法注入“資源”,遏制風險,防患未然。所謂“系統重要性”,差不多就是這麼來的。

實際上,為了這個系統重要性,除了借美元將自己和國家的外債風險綁定之外,一些地產大佬已經開始大規模進軍重資產的製造業,比如汽車,恆大、寶能都在這麼幹了。

不過,債終究是要還的。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譚保羅 [email protected]

新媒體編輯 | 楊露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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