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書之爭”的總結
渤海與日本“國書之爭”跨越了漫長的歷史，幾乎貫穿渤海與日本關係發展的始終，其爭執的原因、形式、內容複雜多變。
大武藝統治時期是渤海與日本“國書之爭”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係剛剛建立，彼此對於對方的瞭解比較缺乏，僅有的認識也基本建立在舊有的經驗認識或是國書中傳達的信息以及使節出訪所瞭解到的信息基礎之上。但是從日本聖武天皇回覆大武藝的國書中就已經體現出日本以“上國”姿態自居，將渤海視為臣屬的政治心態，兩國“國書之爭”已經初見端倪。
大欽茂統治時期是渤海與日本“國書之爭”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前期，即安史之亂結束前的大欽茂統治時期，大欽茂在對日外交中主要採取了不修國書即不攜帶正式國書的形式。
雖然大欽茂派遣的第三次遣日使慕施蒙因未攜帶正式國書而引起日本不滿，但因隨後發生的安史之亂以及雙方因新羅征討計劃而進行的頻繁接觸，這一階段的“國書之爭”矛盾並未激化，處於相對平和期。但在這一階段後期，即安史之亂結束後的大欽茂統治時期，大欽茂對日外交的政策和目的都發生重大調整。“國書之爭”也逐漸走向高潮。從渤海第七次遣日使壹萬福開始，渤海雖然攜帶國書，但所帶國書卻採用了“日下不注官品、姓名，書尾虛陳天孫僭號”的新形式，使得渤海與日本在國書問題上的矛盾再次激化，因而日本在渤海國書體例問題上一再指責渤海。之後的烏須弗和高洋弼使節團也均因國書體例問題而遭到日本責難。
大嵩璘到大仁秀統治時期是渤海與日本“國書之爭”的第三階段。在這一時期，“國書之爭”雖然還在繼續，但由於渤海在國書問題上進行了更為主動積極、靈活務實的調整，兩國在國書問題上的矛盾也逐漸平息，到公元 819 年渤海第 19 次遣日使李承英出訪日本後，日本基本不再利用國書問題再做文章來限制渤海了。
從“國書之爭”的發展進程看，雖然渤海在與日本的“國書之爭”中採取了靈活應變、積極調整的策略，但是仍然能明顯體現出渤海對日本政策上的讓步與堅持不變的原則，而日本看似在國書問題上斤斤計較，但是在具體問題上也有所保留。
渤海在“國書之爭”中的讓步，主要體現在安史之亂後渤海對日外交中。表現一是國書形式的變化，即從大欽茂時代的非正式國書到大嵩璘時代重新攜帶正式國書。表現二是國書中體現的渤海對日態度由直接強調對等外交到形式上承認對日朝貢。
渤海之所以在國書問題上對日本做出讓步，原因主要在於渤海對日本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性。就經濟需要而言，安史之亂後，渤海對唐朝的朝貢一定程度上受到藩鎮割據形勢的影響，為了彌補對中原王朝朝貢貿易的不足，渤海也需要加強與日本的經濟往來。就政治需要而言，渤海在對日外交中始終不能忽略牽制新羅的因素。有學者認為渤海不可能在國書問題上讓步，日本有可能在故意偽造渤海國書。如果從日本模仿東亞華夷秩序併力圖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日本型華夷秩序”的角度看，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但如果考慮到渤海在安史之亂後對日政策的調整以及渤海對日外交的目的轉向以經濟為主，那麼渤海實際上也完全有可能主動地在“國書之爭”中對日本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甚至在名義上承認向日本朝貢的行為。
但是，渤海在事關國體的問題上仍然堅持自己的原則。從渤海派往日本使節的人員構成狀況也可以看出渤海與日本往來的心態與動機。例如在渤海派往日本的使節中既沒有王子、王弟等王室的重要成員，也沒有“國相”或“平章事”這樣的王廷重臣，渤海派往日本的大使中官職最高的也僅是政堂省左允或文籍院、司賓寺以及六部的副職，凡此足以證明渤海並沒有把同日本的關係與同唐朝的關係同等對待。渤海訪日使節從武官身份為主到文官身份為主的發展變化，既是渤海基於現實利益需要而進行的調整，也反映出渤海在對日往來中非常重視國家的外交形象，不希望在對日外交中處於下風的外交心理。
“國書之爭”中日本實際上也在做出讓步。例如，同樣是大欽茂時代非正式的國書，日本的態度在安史之亂時期和安史之亂後就截然相反，即使在“國書之爭”的最高潮，日本也僅僅是指責渤海使者無禮或是拒絕渤海使團入京，除此之外並未再將國書問題擴大化。畢竟，日本對於與渤海的外交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性。就經濟需要而言，從日本王室到民間對渤海物品的需要與日俱增。就政治需要而言，在與渤海的外交關係中，日本追求的是渤海能夠承認自己向日本進行朝貢的身份並且尊重以日本為中心的這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天下觀”。
總之，渤海與日本的“國書之爭”雖然看似以日本方面獲得主動權而告終，但事實上這既是源自於渤海方面積極主動的調整，更是渤海方面在堅持原則底線的前提下做出的策略性讓步的結果，而且同樣不能忽略日本在“國書之爭”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讓步的因素。其實，無論對於渤海還是日本而言，在瞬息萬變的東亞政治環境中，如何防備諸如安史之亂這樣動盪形勢的衝擊，如何抓住歷史發展的機遇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將政治注意力過分集中於“國書之爭”，對於兩國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乃至促進兩國外交關係的深入發展都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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