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成立。
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
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
但张伯苓在重庆另有任事，
便把自己的职责委托给了蒋梦麟，
用一句天津方言说“我的表你戴着”。
蒋梦麟又将担子压给了梅贻琦，
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张校长在重庆另有任事，
在齐邦媛《巨流河》中，可以找到答案——
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壮硕的他（张伯苓）
挺胸阔步地在校园行走。
不论前线战报如何令人沮丧，
日机轰炸多么猛烈，
在张校长的带领下，
我们都坚信中国不会亡。
早在日方占领东北后，张伯苓深知局势危急，
战争只是早晚的问题，
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到四川觅地建立分校。
卢沟桥开战后，
南开是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
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重建的学校。
齐邦媛清楚地记得——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早晨，
爸爸带着我坐车由重庆上清寺出发，
送我去上学——那就是沙坪坝的南开中学。
在这里六年，我成长为一个健康的人，
心智开展，奠立了一生积极向上的性格。
南开中学在抗战最艰困的八年中，
教育了数万青年，
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伸。
张伯苓从捐资者卢木斋手中接过木斋图书馆的钥匙
七
西南联大组建后，南开规模最小，
教授仅占联大总数的十五分之一。
鉴于“将来复校必感才荒”的预感，
张伯苓于太平洋战争后即开始提前谋划复校事宜。
1942年，张伯苓拜会蒋公，
就南开复校问题进行沟通。
蒋公本着当年“有中国即有南开”的诺言，
允诺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
1946年，教育部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
张伯苓任校长。
从此，南开大学进入与北大、清华并驾齐驱的国立大学时代。
那年，已七十高龄的张伯苓，
对南开抱有雄心壮志。
他对同事及校友说——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
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成为重要的一员。
1948年5月，
蒋公邀请张伯苓出任政府首任考试院院长。
有感于蒋公的多次关照之情，
更有以此职位可以为南开募得更多资金的考虑，
张伯苓同意去南京“跑跑龙套”。
有人评价，他“官极一品却毫无宦场官气”。
醉心于教育，本是他的初心，而不是做官。
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
张伯苓在南京待了不到半年，
就飞往重庆养病。
1948年，蒋公曾两次专程到重庆沙坪坝
会见在此养病的张伯苓，
请他随国民政府迁台，并许诺——
只要他乐意行动，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亲属均可随行。
蒋公转往成都后，
再令儿子蒋经国催请张伯苓——
给先生留下一架飞机，几时想走就几时走。
张伯苓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八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
张伯苓的老朋友傅作义，
担心张在重庆的安全，便找到周公周恩来。
周公正想办法透露消息给张伯苓，
不让他去台湾。
随后，辗转托香港的南开校友，
以"无名氏"署名的信件——
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向张伯苓传达了上述信息。
张伯苓知道，
这是他的学生周恩来对他的关照和爱护，
顿觉豁然，下决心婉言拒绝蒋氏父子之邀。
毕竟，在大陆，有他一手创办的南开。
1950年5月3日，张伯苓夫妇乘机北归。
在周公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家中，近半年之久。
之所以如此，是周公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
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
9月，张伯苓返回天津。
第二天，他就去了魂牵梦绕的南开中学。
没有受到欢迎，
教务处职员带他到会客室待了一会儿，
之后来了一个人，说要开会，
把他轰了出去。
他到南开女中去，没几分钟，
学生就起哄“张伯苓！张伯苓！”
此时的张伯苓，已意识到，时代变了，
这里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南开了，
他已不再是那位受人尊敬的张校长了。
1950年10月17日，南开校庆。
1950年10月16日晚，
南开中学的一位老师，
到张伯苓家找张的三子谈话，
大意是不要让校长去参加第二天的校庆。
转天早上，天空下起了细雨，
张伯苓早早起来，兴冲冲地穿起雨衣，
要去南开中学。
三子张锡祚说——
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了。
见父亲一楞，深知父亲对南开中学的特殊感情，
三子直言——
学校来人了，他们不太欢迎您去。
张伯苓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颓然坐在椅子上。
作为南开的创始人之一，
张伯苓被婉拒参加南开的校庆典礼，
这是他人生中第三次刻骨的意难平，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
南开校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
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听众人演讲。
遥想1947年，张伯苓从国外回到天津时，
整个城市，夹道欢迎。
几千人到了天津东站，
基督青年会几乎决定整个城市的钟，都要鸣响。
两相对比，张伯苓深感——
我是被新中国抛弃的！
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
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
再也没有抗战初时的神勇之气了。
1951年2月14日，张伯苓中风不语，
生命危在旦夕。
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
大家公推和张伯苓最接近、
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执笔。
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
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
黄钰生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
当时在场的还有王夫人，
校长的儿子、儿媳三人。
最后，儿媳还大声地问——
您说写得行不行？
张伯苓挑起大拇指，表示赞赏。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
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1946年，张伯苓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九
逝世44天后，在朋友及老学生的张罗下，
张伯苓追悼会，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
下午2时许，追悼会开始，
致悼词者乃前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
黄钰生虽然是在读讲稿，
但他的语调和表情中倾注着对校长的深情，
表达着对一代教育家的爱戴，
寄托了对逝者的无限哀思。
台下的听众被他的真情感染了、打动了，
会场一下子寂静下来，
人们仔细聆听着悼词中的每个字句。
这是一篇用心良苦的文字——
……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
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
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
愈失败越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
也是一代人师。
……他懊悔晚节的失足，
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工作，
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
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他的地位，
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
他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
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
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黄钰生一时哽咽，讲不下去；
台下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潸然泪下。
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
原本来北京参加全国中等教育会议，
听到召开张伯苓追悼会的消息后，匆匆赶来。
他说——
我到北方来，
未曾想到参加张伯苓先生的追悼会。
刚讲了这一句话，他就开始摘眼镜擦眼泪；
当说到“但我看到这个追悼会如此凄惨”时，
已是泣不成声了。
此时，台下也已是一片呜咽，
悲痛的气氛充斥着整个会场。
他接着说——
张伯苓一切都是为了南开，
他当考试院长也是因为他想把南开搞好，
希望蒋介石帮助。
如果张校长要做官，早就做了，
南开就没有今日了！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更为动情——
我们今天追悼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张伯苓先生，
他不仅是中国的教育家，
而且是全人类的教育家！
他为新中国准备了各种人才，
并且他有许多学生是共产党员，甚至还有共产党的领导者。
最后，他更是哭着说——
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读书时张校长没要我一分钱，
张校长培养了我，
是我一生都无以报答的！
家属致谢词，张伯苓的长子张希陆并未讲什么，
他只是不停地给大家鞠躬，不停地说着——
谢谢大家参加这个追悼会。
1951年2月27日，
当蒋公得悉张伯苓逝世的消息后，
在日记中写下了“痛悼无已”的字句。
未几，台湾为张伯苓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蒋公亲写“守正不阿，多士所宗，
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联以志哀悼。
张伯苓生前，
曾有“愿故后埋葬在南开大学校园内”的遗愿。
南开大学党支部称，
现在南大的同学与张伯苓的关系不深，
同学们认为南大是人民的，不是张伯苓的，
因此最好不要葬于南大。
听了这话，黄钰生不无情绪地说——
现在南大代表着落后势力的仍有一部分群众，
如葬张伯苓于南大，
可能会使落后势力更加嚣张，
更恐怕进步群众有意见！
张伯苓去后，先葬于天津永安公墓，
后迁至杨家台祖坟。
1962年夫人逝世后，
合葬于天津北仓烈士公墓。
1975年火化后，
两人骨灰置于北京长子张希陆家中。
1979年，天津水上公园烈士陵园，
举行了张氏夫妇骨灰安放仪式，
后迁至北仓烈士陵园。
1986年南开大学张伯苓铜像落成后，
他们夫妇的骨灰合葬于铜像后，
实现了张伯苓的最后遗愿，
他重又回到了钟爱一生的南开大学。
一个社会有三大底线行业：教育，医疗，法律。
无论社会多么不堪，只要教育优秀公平，
底层就会有上升希望；
只要医疗不黑暗堕落，
生命就会得到起码的尊重；
只要法律秉持正义，
社会不良现象就能被压缩到最小。
如果三大底线全被击穿，社会将深陷苦难。
当年，张伯苓在总结他的教育人生时说过：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
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
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
有兴趣而已。
这是张伯苓为其一生从事教育写下的有力注脚。
是他把“信仰”变成一生的“教育坚守”；
是他用从不稍减的“兴趣”演绎了一生的教育辉煌。
一个人就是一部传奇，
一个人就是一座丰碑，
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
纵观张伯苓的一生，
折射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今天，我们特以此文，
纪念张伯苓张校长，
一位启迪学子心灵的人师，
他依然活在爱他、敬他的人们心中……
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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