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83年春，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受邀來自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頭號大戲《推銷員之死》。這部戲劇植根於強調通過個人奮鬥以獲得更好生活的“美國夢”式的社會背景，對於剛剛從樣板戲的歲月出來，開始展露開放態度的國度而言，它顯得陌生且難以理解。
在排演的兩個月時間裡，米勒以日記的方式，記錄著自己和演員們接觸磨合的過程，和在戲劇之外所見的陌生人的日常生活場景。透過一個外來者的視角，米勒帶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一個國家的歷史、政治和文化是如何影響著人們對道德、集體、理想的理解的。
在劇場內外，那些身負時代烙印的人們
週四晚上，我們為兩位音樂家把戲從頭到尾過了一遍。我放棄了豪華的電影配樂，這兩位音樂家將指揮與協助劇中配樂的演奏。到場的還有三十來歲的在北京執業的美國女律師賀詩禮（Jamie Horsely）、她的年輕司機以及司機的一位朋友。這出戏顯然征服了他們，包括賀詩禮，儘管她覺得很難跟上劇中極快的語速—雖然她的中文已經說得很流利。人藝的頂頭上司劉厚生也來了。他六十多歲，早年也當過演員。對這出戏他是為之傾倒。看起來中國人完全能夠看懂這出戏。這真的可能嗎？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劇中推銷員和保險的概念被解釋得意外的好。威利在對白中講到了他是幹什麼的，他怎樣做那些事情；保險的程序也被提出來，解釋得相當明白—這多少有點奇怪。這會兒我才認識到，這種做法多少能夠解釋，為什麼這出戏在不同文化背景的許多國家都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過，我仍然做好了遭遇中國觀眾對這出戏無動於衷的準備。
關於中國文化的封閉，我跟英若誠有過一場有趣的討論。有天早上，我們由這個題目說到中國的兩種主導思想—儒家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我原沒有想到，按照儒家思想劃分的等級，作為商人的推銷員的社會地位很低。儒家思想定義了一個人從出生到入土所應遵循的行為準則，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綱常概念如同一張垂直的網，讓想要超出常規的個人無法動彈。在這之上的馬克思主義又加給人們一系列的責任。
看英若誠和波士頓女人在旅館房間這場戲時，我不禁想到“貞潔”這個詞。演員劉駿全憑自己把這角色創造出來—我怕自己會逾越中國人在兩性關係上的禁區，於是由著她自己表演而未加指導。我不知道他們認為哪些是令人厭惡的，哪些是色情的。她隨著音樂上場，一條白紗巾從伸出的手臂上垂下，她一邊輕笑著一邊轉著圈，靠近心事重重的威利。按照劇本，有一處，他們應當接吻。演這一幕時，她投入英若誠的懷中，把臉背向觀眾。在臺下，她對著一長串沿牆的鏡子練習舞步。她請我們去她家裡—她家在郊區，得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才能到—可是當我們答應要去的時候，她又顯得極為慌亂，因為她家只有一個房間。我對她同樣是演員的丈夫的副業很感興趣，他似乎在養殖一種大魚。也許她還會同意我們去她家裡。劇院大廳陳列著演員和周恩來的照片，她也在裡邊。
對於英若誠，我一直在努力讓他變老。他雖然沒有運動員的體型，但明顯不像是60歲的人。衰老是威利的故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他試著腳步遲緩，做一點事情就會氣喘，可惜他每每演得過火—這也在所難免。要是給他戴上白假髮，也許會容易一些。我發現在末尾的威利種花時遇見本那場，他蹲下把種子口袋放在地上。我向他指出這一點，他看著我，顯得茫然不解。我這才認識到，中國人習慣了蹲的姿式。在路口汽車站等公共汽車時，人們蹲下來休息。其實，那的確是一種很好的休息。我不再幹涉了。
中午我離開劇院去吃飯，遇到英若誠。他好像很緊張，急著從停在門邊的一堆自行車裡把自己的車推出來。他剛聽說，自己的家門大敞，可能失竊了。我說：“聽起來像是紐約嘛！”他什麼也沒說，騎車快快離去了。到了晚上，他告訴我，是他母親出門時忘了鎖門，什麼東西也沒有丟。他擔心的是自己的電視機、錄音機，還有錄像機—這是他從美國使館的文化參贊那裡借來的，用來看他想看的電影。他笑著說：“社會主義道德毫不動搖。”
這裡水果很少見，尤其是橙子和香蕉。有傳言說香蕉來不及收穫，爛在地裡。可以想見，對於刺激生產的新制度所引起的貪慾，一些人懷有厭惡情緒。一位歐洲婦女在這裡生活了半個世紀，她對我們說：“這種貪心—人性最壞的方面被釋放了出來。”看到街頭推著平板車叫賣的壯漢，我也聽到類似的感慨。實際上，賣東西—甚至為大眾服務—在一些國家會被當作不光彩的職業。在蘇聯，服務員離飯桌只一步之遙，但她們要過半天才會走過來簡慢地把菜單遞給客人。無論如何，中國的服務人員通常都很愉快，即使飄忽不定。
但是報章上總是批評商店對顧客有意冷淡，或服務不周，或存在欺騙行為。這總讓我想起修義龍的口號—“人人都是國王”；他宣揚人人平等，同時達到富裕，在很多方面讓我感到那是我們的第一次文化革命。
今天是我給自己放假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後一天。我在考慮以後幾周的排練。我相信我們可以用十天甚至更短的時間排完這出戏。過多排練會帶來隱患，厭倦的情緒會影響到表演。也許我們可以坐下來，談一談這出戏，談一談美國和中國，以及演員們在表演上能做的比較細微的調整。我仍然覺得難以認可他們現在的表現以及這出戏背後的美國。當然，除非世界上真有那種法語稱之為“le moyen humme”的普通人——他們無論生在哪裡都以同樣的準則“運轉”。
英格和我又騎著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裡穿行，我們逛了三個小時。在這個陽光明媚的早上，每條街道旁邊都有一群一群的人—有時候是一大群—圍著賣東西的平板車。賣什麼的都有，東西都很便宜。以西方人的眼光看，這些東西除了窮人沒有誰會買。可是在這兒，小販們的生意挺紅火。尤其受人歡迎的是按尺賣的白棉布：小販先剪開一個口，然後把布橫斷撕開。十八九或者二十出頭的小青年在賣氣球和小孩的衣裳。多年來，買賣和買賣人在這裡受到歧視，商品在沒有人情味的國營商店的櫃檯上才能買到。現在做生意的人又重新出現，他們賤買貴賣，不知不覺間把商品分配到需要它們的地方去。他們招徠過往的路人，招手、吆喝、抖動貨物使其看上去光鮮亮麗。他們從哪兒學的這些？這也許是天生的本能吧，因為在中國，30年來自由貿易一直被劃為禁區。現在集市又回來了，帶著它原始的興奮：買下，拿回家，穿上，希望它能改變自己的生活。這是一種古老的購買衝動。當然，年輕人因為找不到正式工作才幹上這一行，這種職業被人所輕視。可是，他們並不垂頭喪氣，眼神裡透著典型的推銷員的精明和貪婪；賣貨的抬高了聲音，買貨的掏錢時就不再懷疑。
我們騎著車路過一長段灰色的圍牆，裡面是幾座樓房。大門上有塊銅牌，上面刻著“北京市公安局”。我想起來，到現在，我還沒見到過一個警察、一輛警察巡邏車，或任何警察的跡象。但是有報紙報道，犯罪率正在上升。每個街區都有居委會來防止青少年犯罪、處理日常的小麻煩。家人或鄰里吵架，從來不會鬧到法庭上或是叫來警察—只有事情比較嚴重時才會叫警察。這些警察只在夜晚騎著摩托車在城裡巡視。為應付嚴重事端，城裡也有駐軍。有很多便衣警察分佈在各處，外國人對這一點確信無疑。
下午，我到外國語學院，見了十來位教師和三十多位研究生，開了一個小時的座談會。我在這裡得知，並沒有什麼篩選體制干涉翻譯何種外國作品。海勒（Heller）的《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以及貝婁（Bellow）的《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現在很受歡迎。可是，最讓人著迷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她的每本書都至少有五個譯本。這些譯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讀者多次向書店抱怨，所謂的新書，他們早已讀過。
外國語學院的建立不是出於文化的考慮，而是出於純粹的實際需要。世界上說中文的人不說別的語言，不說中文的人也不想學中文。英格能流利地說所有的歐洲語言，還非常精通俄語；可為了達到流利的水平，有八年的時間她每天都學中文，另外每週都要去耶魯上課。因此，中國人學外語對國家以及經濟十分重要，而無關乎文學藝術；學外語的學生被認為需要相當高的智力水平。
我、英格和英若誠，面對著七八位教師—他們年紀多在五六十歲—和大約40位學生。桌椅沿著教室的牆壁擺放，不很正規。這座樓建於20世紀50年代，是當時中國典型的方形建築，黑暗的過道，油漆剝落，兩頭的廁所溢出刺鼻的氣味。
這個座談會安排在下午，利用上午和晚上排練之間的空檔。我和英若誠都覺得有些疲勞，因此只是請大家提問，而沒有做什麼演講。過了好長一段令人尷尬的沉默，才有一位極為緊張的二三十歲的男青年站起來提問。他的英語說得很好。他問道：“我不懂為什麼阿比蓋爾（Abigail，《塞勒姆的女巫》中的人物）這樣年輕的女孩會有這樣複雜可怕的念頭。”—有人笑，他仍然繼續著—“她年輕性感，卻奪去了好多人的性命……”他的困惑和天真讓大家都笑了。系主任對他說：“你還需要更多的生活經歷。你現在太年輕，不懂這種事情。”他們中的很多人都保持著童貞；他們遵循著種種嚴格的道德觀，並不僅僅在性方面。英若誠後來告訴我，週六我休息的時候，他又把戲過了一遍，觀眾是五十來位劇院工作人員。年輕人都感動得流淚—這種情景在中國不常見到。而年長一些的觀眾，他覺得，雖然也被感動，但“似乎不想陷得太深”。他推斷說，原因可能是這出戏沒有給出常規的道德框架，尤其是威利和波士頓女人那場。
學生們可能對英若誠和我這個外國專家過於敬畏，經過一些放鬆和鼓勵的說笑，真正的討論才得以開始。大家普遍認為詩歌的形勢很不好。有位教授說：“詩歌應當是不確定的，如果不這樣，何必作詩？可是‘不確定性’這個詞在這裡不為人知已經很久了。”對這番話，沒人反對，也沒人評論。雖然中短篇小說不斷湧現，教授們對此也評價甚高，但他們對新的中國文學的熱情尚有保留。也許他們認為，更真實的新文學是一株年輕還不健壯的幼苗，但是大有希望。
人們好像對我1957年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召的經歷很感興趣。我嘗試著回顧歷史，說：我是在風浪就要過去時被傳召；在心理上比較堅強，因為我身在戲劇界而不是電影界，電影界的人沒有我這種獨立性。但是他們以為我這樣說是因為謙虛，人們更喜歡一種純粹的英雄主義。談起人性的惡，最後談了去年在上海演出的《塞勒姆的女巫》。
這些學生和教師都不會談太深刻的話題，也缺乏有力的哲學反思以形成新觀點。我看這不是因為人們不敢表達非正統的意見，而是他們沒有這種意見。我以為這絕對不只是中國的問題，據我所知，整個世界對大膽的意見都不太感興趣。不論怎樣，這裡的氣氛可以稱為溫和。也許他們的朋友或是父母經歷了太多的動盪，這讓他們認定無動於衷的謹慎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雖然如此，我問到大量湧現的新刊物時，會場氣氛卻有幾分活躍。從人們的笑聲裡可以判斷，有些刊物確實非常前衛。
只要找到一個名義上的主辦單位，個人就可以辦一份刊物。這些單位可以是工會、學校、公司、任何法律承認的團體，而刊物不必反映贊助人的特殊興趣。同樣的程序也適用於戲劇團體的成立，只是所有的小劇場活動剛剛興起，還處於嬰兒期。然而，新興的非主流戲劇已經開始出現了。首都劇場上演過兩部這樣的戲，《推銷員之死》也將在首都劇場上演。
我離開時試圖打消自己的失望情緒。我警告自己，比起其他學術環境，在這裡我只看見幾處不甚光明的陰影。憑有限的個人經歷，我認為，這些陰影已經重複了一代又一代。而且，走出這些陰影尚需時日。
午餐時，有兩位美國記者來採訪。我和英若誠查看了申請採訪的中國雜誌社名單，有幾百甚至上千家。雖然很多雜誌的質量值得懷疑，但是確實有不少持有大膽前衛的觀點。這兩位美國記者讀過一些這樣的雜誌，認為禁錮雖然沒有完全解除，但是不會再恢復。中國像一艘輪船正大膽地開向公海；有些人似乎在等待，以為會有另一組船員來扭轉舵輪，再把這艘輪船開回到舊港灣。兩位記者認為，《推銷員之死》的上演如同北極星，將在以後很多年裡指引著中國戲劇發展的航向。
昨天，我和英格騎車在城裡轉了三個小時。儘管有不少貧窮和落後的景象，整座城市讓人覺得如此親切。街上有人聊天，路邊有人買賣東西，沿街的店鋪有人閒逛，老人、小孩都被照顧得很好，有人在修自行車，有人比較各自買來的東西。小至青菜，大至整張的聚合板，幾乎所有的東西都能用自行車攜帶。對比之下，新建的住宅樓顯得冷漠蕭索，少了小院的人情味。古老的小院，地上鋪著磚，這裡眾人品評眾人的花草，無疑更知道彼此的隱私。我又想起來離開機場經過那些高樓時，英若誠說：“這不正是威利討厭的公寓樓嗎？”人們是否正沿著瘋狂而諷刺的軌跡奔向布魯克林？也許觀眾根本不會做這樣的聯想。
兩位美國記者告訴我，有很多住房項目中途停止（我們也注意到了這個），原因是幹部罷工。這些幹部是技術最熟練的工人領導，他們要求無論如何自己也要先分到房子，不然就拒絕完工。我不免想起哈皮在“輓歌”那一幕的臺詞：“那好吧，老兄，我要叫你，叫所有的人看看，威利·洛曼沒有白死。他的夢是好夢，人只有這一個夢好做—壓倒一切，天下第一……”這段臺詞人人都能懂，對此我確信無疑。
我們和賀詩禮還有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一起吃晚飯。我們四人都很關心近來中美關係的變化。《推銷員之死》能否成功表現兩國人民的共同人性，在此時顯得尤為重要。
賀詩禮的寓所和辦公室在新建的現代而舒適的北京飯店的高層，從這裡可以俯瞰天安門廣場。這時一排排街燈剛剛亮起，戈壁來的持續的沙塵把天空染成了黃色。為了節約用電，路燈瓦數偏低而顯得昏暗，這似乎也喻示著中國人較慢的生活節奏。這種節奏讓我們回想起美國南方一些地區的生活；這種生活方式的失落，令許多移居到喧鬧的紐約或芝加哥的人們感到惋惜。在這裡，人們在街上停下腳步，從容地聊天。整個城市由一群如村落般的居住區構成，只有一兩處有著大賓館的街區，才給人毫無特色的大都市的感覺。
我問經濟學家中國經濟形勢如何。他說，過去一年半消費水平有所下降，我懷疑這是計劃導致的結果，這裡做什麼都有計劃。但是他說：“這裡沒有詳細的統計，會有什麼像樣的計劃？計劃經濟的想法顯得非常可笑：沒有完全的統計數字，計劃完全不可能；而統計數字差得不是一星半點。”
蒙古飯館的晚餐辣而美味。空曠的屋子裡有兩座巨大的蘑菇型燒烤臺，下面燒著明火，食客自己把切成薄片的牛肉醮上醬汁和佐料再去烤。後來又上了蟹肉、鴨肉、炒田螺。這場晚宴之後，英格睡了五分鐘，我睡了一小時。
前面那座烤臺的顧客是蒙古人，他們的桌子鋪著白色的油布。後面的這座有幾桌是日本人，再加上我們。我猜兩座的價錢差不到哪裡，我們每個人花了九美元，其中還包括好幾升啤酒的費用。
注：文內圖片均為《推銷員之死》排演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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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手記：在北京》
阿瑟·米勒 著
三輝圖書/中國華僑出版社
ISBN:978-7-5113-77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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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是20世紀最偉大的劇作家，被譽為“美國戲劇的良心”。1983年春，他受邀來到中國，為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導演他的頭號大戲《推銷員之死》。除去語言不通和文化差異，阿瑟·米勒面對的是一個正處於歷史交會點的古老國家：樣板戲的歲月剛剛過去，一個高速狂飆的時代迎面而來。這本書是以米勒1983年的排練日記為基礎寫成的。
在這本手記中，阿瑟·米勒敏銳而犀利、坦率而真摯，他記錄了一次驚奇的劇場冒險，觀察著身負烙印的人們，在美國與中國之間思考文化、歷史、人性。透過劇場、透過北京，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縮影浮上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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