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長》點映前兩天，導演王小帥發了一條朋友圈：不是哭戲不是哭戲不是哭戲。
一個多月前，《地久天長》在柏林電影節拿下影帝影后兩座大獎。上映時，不分國籍、不分老幼的觀眾“全場哭暈”。從宣發角度來說，把這部藝術電影貼上“哭戲”、“苦情戲”的標籤，推向觀眾，無疑是順水推舟的討巧。
但王小帥不想。電影發佈會那天，他和主演王景春、詠梅在臺上和觀眾交流。王小帥形容這部電影氣質“混沌”：“它帶著情感，就這麼蹲在你面前”。
這是一個不太好理解的比喻。但你一定見過這樣一些中國人——他們臉上表情不多，皺紋裡全是風霜，遭遇過殘酷的命運後無能為力，只能蹲下來，把感情和心事壓回腹腔，沉默不響。
這是電影《地久天長》主人公夫婦耀軍與麗雲的樣子：一對尋常夫妻，在這個國家變動的三十年裡，經歷了喪子、絕後、斷絕友情、下崗、背井離鄉等變故。“打落牙齒和血吞，這是最普通的中國人。”耀軍的飾演者王景春對《貴圈》這樣形容。
這也是電影主創的姿態——《地久天長》不是一部“站”著的電影，它極度剋制，極力避免一切撩撥和擊打觀眾情緒的動作，希望讓觀眾相信：地久天長的 “不是電影，而是生活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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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長》最初開始籌備是在2015年，那年王小帥49歲。站在所謂知天命的臨界點上，他做了兩件事，一件是電影《闖入者》上映，但票房不佳，上映十天不足800萬元；另一件是他出了本自傳，叫《薄薄的故鄉》，書裡有大量的圖片和筆記，是他一路從上海到貴陽、武漢、北京、福州，顛沛流離的成長記錄。
也是那一年，影響中國幾代人命運的獨生子女政策宣告結束。3年前，王小帥參加過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和竇文濤、李小牧一起聊過當時剛剛發生的陝西鎮平縣強制引產事件。在那次節目裡，他稱這個事件是“活生生的恐怖片”，談到計劃生育，“電影要是拍，管他有沒有票房，至少是涉及到我們的，很嚴重的問題。計劃生育是國策，是很麻煩，你碰不碰？說不說？怎麼批判？”
40歲後，王小帥自然而然地思考生活裡的變化，從“憤怒中年”的狀態中走出，逐漸變得圓融。一場熱鬧的宴席之後，從30跨入40的一夜之間，他覺得“有些東西突然之間就不一樣了”：大學畢業時意氣風發，幾個朋友在一起，約好這輩子就這麼著了。然後慢慢發現，人生的軌跡並不像當年說好的那樣永遠不分離……
王小帥開始問自己“一輩子怎麼過來的？”這個問題想得他恍恍惚惚，只覺得“生命無常，既短又長。”漸漸地，《地久天長》在他心裡紮下根來，非拍不可了。王小帥覺得，以他現在的年齡，拍這部戲不早也不晚：“晚的話精力就不夠，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勁兒就沒了，但是早的話也不行，根本想不到。”
前半生，王小帥用“工廠三部曲”的完成了對個人生命的檢索。現在，他一邊看向國家三十年的變遷，一邊撈起普通人隨時代沉浮的無常。故事和人物漸漸有了雛形：八十年代，兩對工人夫妻，各有一個獨生子，他們親密無間，直到其中一個孩子意外夭折。一對夫妻從北方遷徙到南方，兩家人分道揚鑣走向不同人生。
以前的電影劇本，多是三線工廠裡的幽密往事，王小帥只能自己寫，倚靠不了別人。這次的《地久天長》，他在親情故事中埋了一個更大的野心：找到中國人在困境面前普遍的生活姿態。
他先找來編劇阿美，把故事的雛形講給她聽，讓她共情，用她的人生來填充故事裡的人物，再一點點推進鋪陳。阿美在北方海邊長大，如今也過了不惑之年。她此前參與過《山楂樹之戀》《分手合約》的劇本寫作，以情感書寫見長。
聽完王小帥的講述，阿美耳聞目睹的那些失獨故事一股腦兒湧上來，是“悲劇和傷害下的人別無選擇，只能自己消化……這就是中國人”。回家後，她一口氣寫了三千字的梗概，交給王小帥，導演一看，“感覺對了”，就敲定下來。
為了理解時代變遷，阿美給自己佈置了一個功課，閱讀吳曉波的《激盪三十年》。然後開始做劇本，前前後後寫了一年。最初的底稿是一個情節繁複，千頭萬緒的故事。三對夫妻，加上齊溪，在三十年的時間跨度裡各有各的生活脈絡。王小帥拿到後，在龐大的基礎上再做減法，最終故事一簡再簡，變成了現在的模樣。
王小帥一開始心裡盤算好，找兩位70後演員來擔當主角——他們的照片至今掛在他工作室的牆上。他原先考慮，70後演員的外形，下可以撐住20幾歲的青年戲，上可以接住50多歲的老年戲。但隨著劇本結構調整，大量篇幅著重呈現角色50多歲的狀態，王小帥推翻之前的設想，開始“往老了”找演員。
為了挑選劇中的六個演員，王小帥把這個年齡段適合的演員都見了。在經過年紀、演技、三個月拍攝檔期、配合度等種種條件篩選後，主角人選落在了詠梅和王景春身上。
最先定下來的是詠梅。她飾演的麗雲，在劇本里是一位充滿務實神情的車間女工。詠梅給這個角色賦予了沉靜和包容的氣質。阿美覺得她是傳統中國女性的樣子，王小帥也覺得她“很中國”，“整體韻味在”。王小帥還記得那個下午，自己在酒仙橋的工作室裡，接到詠梅看完劇本後的電話，她笑嘻嘻地問“我是哪個啊？是女主角嗎？”王小帥說“是啊”，然後，“她說我馬上過來”。
接到邀請時，詠梅已處於半隱退狀態。從影后，她嘗試過爭取角色，以失敗告終，從那以後她再也沒有主動過。她花了十五年躲避娛樂圈裡“巨大的亂”，以不參與宣傳、不接外人的電話的方式將自己隔離。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詠梅說，“表演其實是一種理解”。她靜心“等著那個屬於我的角色”。接近天命之年，她等到了帶著打印餘溫的《地久天長》劇本。從拿到劇本到決定出演，這一次詠梅只用了四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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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0年代到2011年，如何真實表現普通夫妻隨時代動盪而沉浮，是這部現實主義題材電影的難點。
有一些功課是導演和演員一起完成的。比如詠梅和王小帥一起去做失獨家庭調研。他們遇到一位失獨母親，對方心裡憋著太多的苦，一口氣拉著詠梅傾訴了17個小時。另外一些，則屬於演員私下的功課。詠梅沒有做過母親，就去親戚家帶孩子，在短時間內學習如何當媽媽。她還去了福建，在海邊和當地的漁婦們織了一週的魚網。
和詠梅的有條不紊相比，王景春的加入更像是救火。耀軍的角色，劇組原定的是另一位新疆籍演員。但就在所有演員都已敲定、劇組開始制景後，男主角忽然來不了了。
王景春那時在上海——起初《地久天長》考慮過讓他飾演男二號，但沒成行。收到男一號邀請時，他正考慮接一位英國導演的戲，為飾演一個壯漢做增肥。看完《地久天長》的劇本，他覺得：“寫得真是挺好的，我是乾柴烈火了。”他婉拒了前者的邀請，直接飛到內蒙古。
又火速開始減肥。前兩週斷食，吃維生素補充體力，迅速脫脂，第三週吃蔬菜，第四周吃水煮肉，一個月瘦了三十斤。
為了熟悉耀軍的工作，開拍之前，王景春去當地工廠“回爐”，在車間裡操持起鍛床、銑床。1995年讀上戲之前，他在技校裡學的就是鉚焊專業。對此他有點得意：“我是有證的演員，五級焊工的證。”作為佐證的是——戲裡耀軍修船需要接電焊，現實中的船東擔心王景春演戲時瞎鼓搗，事後過來檢查，“鐺鐺鐺敲一敲一看，焊的焊縫挺不錯啊，把這個都幫我焊了吧！”
帶著各自準備的手藝和幾十年的生活經驗，耀軍和麗雲在內蒙古包頭相聚了。
阿美回憶，第一次見王景春時，她和詠梅都覺得此人長相“比較一般”。戲裡的耀軍，有技術，有神采，招女徒弟茉莉喜歡，“風流倜儻”。
開拍第一天，詠梅就被王景春“收服”了——王景春讓她幫忙看一下，自己衣服上的扣子是不是開了——詠梅從此放心了：“我們都是土生土長、在生活中走出來的演員。”
倆人在片場培養出了默契。他們在現場從來不對詞——詞都記在心裡，兩個人經常在房間裡待著，“她有一條椅子，我有一條椅子”，相對一坐，吃點東西，聊上兩句，就這麼待著，真如過生活一般。
“我們倆特別簡單，就是憑感覺。”王景春一直覺得和詠梅的戲，是“搭”出來的——不是“飈”，他強調，“飈戲只能飈得滿腔狗血。”
除了實力派中年演員的參演，《地久天長》還選擇了“偶像藝人”王源。王小帥回憶，初到劇組的王源“慌里慌張的”，想著要找導演和別的演員聊戲、對戲。為了激發和探測王源最真實自然的表演狀態，“我們幾個老炮兒，都沒人理他。小孩慌了，他自己較勁，自己找（感覺）。”
王源的第一場戲，有個動作是被王景春一把抓住。王景春事後津津樂道於自己在這場戲裡的“心機”：為了刺激“兒子”的抵抗情緒，他扳住王源的胳膊時，使了特別大的力道。事實證明，“給他刺激，讓他難受”的策略奏效了。戲出來效果很好，王小帥對王源的表現很滿意，明白“不需要再說什麼了”。
這種奇異的搭配被證實是成功的。某種意義上，這同樣體現了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市場與藝術並非水火不容，找到了平衡，就能“巧妙而正確地回答時代賦予的磅礴命題”。
生活和電影始終交織在一起。耀軍在戲裡喝“草原白”，一種帶有鐵皮蓋的當地白酒。王景春於是每天收工之後，也固定喝上二兩草原白，有時是飯間，有時是睡前。他讓助理時常買點內蒙古當地的奶茶和小吃，天冷的時候大家在一起，喝上一杯奶茶，“有當地的生活感”。
包頭的風物氣質一點點滲入每個演員的日常。杜江對《貴圈》回憶，在內蒙古，劇組的駐地是“包江賓館”，整個劇組的氛圍很“樸素”。冬天的包頭極為寒冷，不拍戲時，王小帥就帶杜江去這座北方小城轉轉，滿大街找蒼蠅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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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劇本並沒交代耀軍和麗雲生活的具體地點，哪裡是故鄉，哪裡是異鄉。選景的任務主要落在導演和美術指導呂東身上。
呂東、王景春曾在王小帥2012年執導的電影《我十一》裡合作過。呂東是王景春上戲高兩屆的師兄，也是他在《地久天長》拍攝之餘忠實的傾聽者。這次拿到劇本，呂東一口氣讀完，見面時他告訴王小帥，“感覺自己這四十多年的人生，就像一根火柴，呲的一聲，冒出耀眼的火苗，然後燃燒殆盡，剩下一段焦痕……”王小帥很喜歡這個比喻。
選景之初，呂東和王小帥確認了劇本里的兩個家，必須要在中國的一北一南。北方是工人耀軍、麗雲前半生的家。它需要殘存上世紀集體主義火熱積極的生活痕跡，也要留下工業烏托邦坍塌後的荒蕪。第二個家在南方，夫妻倆成了四顧無親的異鄉客，只有溼漉漉的空氣，和不期而至的暴雨。
呂東要做的，就是為這兩種氣味找到相應的城市。明確了調性和方案後，他們一路北上，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陽、開封、內蒙古包頭、河北井陘以及遼寧大連。另一組工作人員同時南下，去了廣西、廣東、海南、福建，順著沿海跑。
耀軍和麗雲漂泊的終點選在了福建北茭村。給《失孤》作美術指導那年，呂東去過福建沿海一帶，他知道那裡散落著數十個漁村，住著世代以海為生的漁民。村落依山傍海，海邊灣裡停靠著桅杆林立的漁船。
呂東找到了海灣邊角的一片沙灘，背後是本地漁民用岩石搭建的房子，一棟棟石頭屋密密匝匝，層層疊疊地建在巖壩之上。呂東看著這片沙灘，想象出耀軍麗雲的家立在沙中的樣子：一棟兩層樓，樓下是修船鋪，樓上住人。鋪子外頭插著杆子，杆上戳著漁網，風吹日曬，杆子斜歪，漁網從上頭滑下來，一大半已埋到沙裡。
搭景時，劇組選擇輕體磚蓋房，用來區別當地人蓋的石頭房。裸露的牆體透露出狼狽與湊合，是呂東所理解的這棟房子主人的生活：“他們是外來人，不會打漁只會修船，他們也聽不懂當地的話。他們是孤獨的。”
承擔最多戲份的那座北方城市，最後選在包頭。這是內蒙古最大的工業城市，包鋼興城，有50多年工業城市歷史，景觀層次分明。包頭是中國文藝片裡一座特殊的城市——另外一部被影迷背成語錄的電影，顧長衛的《立春》也是以包頭作為故事的背景。
耀雲麗雲住的筒子樓，是當地一家糖廠的廢棄實驗室。呂東的一個朋友在那裡長大，少年混跡，與電影裡的氣質相近。
一開始美術設想搭出一座城——幾萬平方米的景裡，有廣場，有六棟宿舍，還有一條街。但隨著預算不斷緊縮， 只能調整方案，改為搭建一個樓道幾戶人家。筒子樓裡所有東西都是在當地收集，再一件件挑選來的。
這棟樓在電影裡呈現出三個不同樣貌：“80年代繁榮時期，家家戶戶，青春火熱；後來寥落，一半多人家都搬走了；最後是人去樓空，一半成了倉庫，其他不知何用，甚至連按摩營生都租了進來。我在選景路上在大同見過，就用了進來。十幾年後，耀軍麗雲歸來，垂垂老矣，孤家寡人。推門，兒子睡過的床還在。”
交景的時候，第一次看見筒子樓的王小帥哭了。呂東明白這種滋味：“當他第一次看到繁華的時候，心裡是有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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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帥不願意帶著觀眾“找淚點”： “淚點一來，鏡頭直接特寫，等著你的眼睛裡眼淚出來——這個是很殘忍的。我是不太會做這個，遇到處理這樣的事情我就遠遠的躲開。”
儘管如此，《地久天長》依然是他執導電影以來哭得最多的一次。他自認淚點頗高，但總是會被電影主角身上所承載的無奈、無奈之下的隱忍所打動。在拍攝和後期剪輯期間，甚至採訪中，他都能哽咽起來。
大部分主創都人至中年。前半生目睹太多從青春到衰老，從憧憬到平淡，從憤怒到和解，從困頓到沒落的人生，他們各自的生命體驗都在《地久天長》裡集中爆發。
王景春在戲中哭戲不多，他的眼淚多在戲外。並不用刻意挑動淚腺，耀軍麗雲遭受的痛苦，常常壓得演員喘不過氣。
有一幕出現在兒子溺亡後。另一個孩子浩浩的父親、徐程飾演的沈英明舉著菜刀在站在耀軍面前，要求一命抵一命。耀軍啞著嗓子說：“永遠不要在浩浩面前提這個事”。
這場戲一共拍了兩條。第一條拍完後，王景春對王小帥說：“我難受。”他跑去外頭，抽了一根菸，“緩一下”，再回來接著拍。第二條，導演“過”聲一響，王景春憋得不行，轉身面向窗外，站在兒子床邊來回踱步，“眼淚嘩嘩的”。一回頭，發現“導演也在哭，一把摟著我。”
《地久天長》拍攝花絮（視頻由王景春提供）
如今王小帥談到一場戲時還會哽咽：耀軍、麗雲夫婦在失去孩子後，守在屋裡淒涼地過小年。夫妻倆拉嚴窗簾，獨居暗室。齊溪飾演的茉莉帶著一盒餃子來看望，窗外節日煙花轟然響起，屋內人一陣心驚。
“正常的家庭都過著年，這倆夫妻就得……找一個地縫都能鑽進去。所以他們最後只能走。命運給他們一對善良的人這麼樣的東西。”夫妻倆那一刻的境遇讓他難受：沒有大哭大鬧，沒有官司，沒有潑皮，中國人“蹲”著的姿態再次出現：那是命運殘酷下，人對內隱忍剋制，對外的理智寬容。
故事的尾聲，老了的耀軍麗雲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去兒子的墳前祭拜。夫妻倆默然無話，直到聽到電話裡傳來新生命的誕生。這場戲拍了20分鐘，王小帥坐在監視器前，哭得出不了聲，只好由副導演代他喊停。
這場戲開拍之前，王小帥只給王景春、詠梅一個要求：“話少一點”。
美術搭了十幾個潦草凌亂的舊墳，映照著山下整齊乾淨的公墓。耀軍和麗雲在兒子墳前除草，擦灰，燒紙錢。夫妻分坐兩側，耀軍抿著酒，麗雲喝一口礦泉水，三兩句話，一切盡在不言中。
王小帥帶著他的攝像機後退，就像處理劉星的溺亡、麗雲醫院墮胎一樣。他害怕直接的、宣洩式的東西——來自一種審美上或者情感上的直覺。
故事裡艾麗婭飾演的李海燕，是工廠計劃生育幹部。阿美記得，原劇本里，在造成好朋友一家絕後的悲劇後，海燕一蹶不振，很快內退。還有一幕寫兩個家庭，一南一北，看著《新聞聯播》裡宣佈生育政策變化，同時經受內心的震動與衝擊。
但這些都沒有被拍下來。
電影小範圍上映後，有部分觀眾覺得，故事的結局太過明亮，為何不將故事停在悲涼的墳頭，而是拗出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團圓結局？王小帥解釋，電影有終點，生活沒有，新的問題還將發生。生活的複雜性必將穿透電影本身的空間——就像電影一度想改名《後灣》，最終還是用回《地久天長》。
這個在漢語中形容人間情誼的美好詞彙，在故事裡是恩怨盡釋的寬容，還是永遠得不到補償的創傷？
電影沒有回答，此時，它只是“蹲”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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