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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之窗——綜合)山西,自古以來就處於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明的交匯處,以豐富的鹽、鐵、煤資源著稱於世,在“以農為本”的古代封建社會,山西能在很長一段時期成為全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原因就在於山西人充分挖掘和利用了山西的資源稟賦。
隋唐山西人口有多少?
隋唐時期的山西是全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 據研究,在隋煬帝大業五年(609)時,河東諸郡總計有戶數867290。根據全國戶均人口推算,當時河東諸郡約有人口近450萬。這是隋朝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的成果。
糧食基地——汾河谷地
隋唐時期山西農牧業有較大的發展。晉南的所謂汾晉地區,糧食生產最為發達。 貞觀二十三年(649),龍門縣令孫恕修築十石壚渠, “溉田良沃,畝收十石”(《新唐書·地理志》),這是一個相當高的畝產紀錄。隋唐時期經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隋書·食貨志》),說明當時汾河中下游的晉州、蒲州地區,是京師長安所依靠的精食供應基地。
名滿天下的幷州快剪刀
隋唐時期,山西豐富的鐵礦資源使得到了進一步開發。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唐代已經開採鐵礦或冶鐵的縣有15 個之多。山西冶鐵點的數目佔全國總數的 32%,比西漢時期山西的冶鐵點多出 1.5倍。不僅冶鐵的產量大,而且冶煉鑄造工藝也有很大的提高。唐開元十二年(724)在蒲州蒲津關架設的蒲津橋,兩岸各有4個鐵牛,並各有一人牽引。幷州鐵的質量非常好,用幷州鐵造的剪刀,當時名滿天下。 杜甫在《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中寫到,“焉得幷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天下銅錢近一半出自山西
山西在唐代被稱為“河東道”,當時河東道的銅礦被大量開發,天下銅錢近一半出自山西。宋代歐陽修曾專門到河東考察唐代銅冶遺蹟,發現了幾處未見唐人記載的銅冶遺址。此外,當時屬於河南道陝州的平陸縣,也有銅穴 48 個。可見當時山西銅的產量有多大。太原的銅鏡等銅製器皿和鑄銅手工藝品製作精良,不僅是貢品,而且在西域和邊境諸國中很受歡迎,不少被視為可供收藏的藝術品。 據統計,唐天寶年間天下共有官鑄錢爐 99 爐,河東道的絳、蔚二州就有 40 爐。 天下銅錢近一半出自山西。除鐵、銅外,當時山西還出產錫、銀及非金屬礦石炭、礬、硝石、石膏等。
新型燃料——煤炭已被用於人們的日常生活
山西的煤炭開採歷史悠久。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即有大同附近煤炭燃燒情景的記述。隋代晉陽人王劭也講: “溫酒和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火,氣味各不同。”(《隋書·王劭傳》)唐文宗開成五年(840),日本僧人圓仁法師赴長安途中,曾經目睹太原西山“遍山有石炭,遠近諸州人盡來取燒”(《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情景。
唐王朝的重要財源——河東池鹽
唐代河東兩池鹽,又稱蒲州鹽池、河中鹽池,習慣指安邑的大鹽池和解縣的女鹽池。 兩池的面積很大。 環池一週,百里有餘。 唐代兩池鹽的產量很大。《新唐書·食貨志》有所謂“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的記載。安史之亂以後,河東鹽池每年稅收達 150 萬緡(唐代貨幣單位,指銅錢串,每串一千文),佔當時全國鹽利的 20%,財政總收入的 12.5%,成為國家財政的支柱之一。
走出國門的的山西絲織技術
唐代山西的蒲州、絳州二州所產的絲織品,在當時是上等的。 蒲州的絲織品在天寶年間(742—755)還輸往吐魯番地區,在吐魯番出土的交河郡物價文書中,留下了這方面的記載。澤、潞二州也是盛產絲織品的地區。《隋書·地理志》就講長平(潞州)、上黨(澤州)二郡“人多重農桑”。此外,山西的絲織技術還傳到了國外。據杜環的《經行記》記載,杜環隨高仙芝西征,在怛邏斯戰役中戰敗,被俘至大食居留了 10 年,後被釋放,從海路歸國。他在大食國的都城亞懼羅(在今伊拉克境內)看到當地“綾絹機杼”如同華夏。 這種絲織技術是從中國輸入的。 杜環在當地就見到“織絡者河東人樂 、呂禮”,這說明山西的絲織技術輸出到了中亞。
邊境貿易的繁榮
隋唐時代,山西地處中原農耕文明與北方遊牧文明交匯處,優越的地理位置推動了邊境貿易的發展。隋大業時,裴矩親自遣人告突厥大臣史蜀胡悉曰: “今在馬邑,俗共蕃力多作交關。”胡悉立即“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隋書·裴矩傳》)。政府還出于軍事目的高價市馬。山西聞喜人裴伷先,在邊境貿易中“貨殖五年,致資財數千萬”。
此外,唐代山西的陶瓷業、造紙業也十分發達。湧現出了許多專門燒造瓷器的瓷窯,如平定柏井村的瓷窯受河北邢窯、定窯的影響,生產玉璧形底白釉碗;長治壺關、朔州吳家窯、渾源瓷窯都發現過陶瓷與琉璃殘片。唐代蒲州生產的一種“百日油細薄白紙”,也是列入貢品的,說明唐代山西造紙業也有一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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